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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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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特的平庸之惡

Li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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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作為流亡者,還是作為極權主義的受害者和不妥協的反抗者,我與阿倫特的立場都沒有什麽不同。區別僅在於面對的極權者有別,但其極權的本質是一樣的。阿倫特從政治學家角度提出平庸之惡,可以理解。但假如將這一說法轉換到哲學角度,有必要進一步探討。正如阿倫特自己所意識到的,哲學關心的不是人類而是單個的人;而問題的關鍵就恰好在於,平庸之惡是屬類之惡,還是單個的個人之惡?換句話說,是覆數的族群之惡還是單數的個人之惡?阿倫特為納粹軍官艾希曼所作的辯護之所以引出巨大爭議,與其說是一位猶太學者站在了替納粹辯護的立場,不如說是阿倫特沒能說清楚平庸之惡究竟是群體之惡還是個人之惡。因為平庸難以導致群體作惡,相反,假如個人有能力作惡,那麽肯定不平庸。當阿倫特為艾希曼辯護時,顯然是在為那一個納粹軍官而不是所有納粹軍官作辯護。但問題恰好是,這不是政治立場,而是哲學立場。阿倫特給出的辯護理由平庸之惡,卻不僅僅是艾希曼個人之惡,而是全體納粹甚至所有與納粹站在一起的群體之惡。可見,阿倫特搞混了自己的哲學立場和政治立場。從政治立場來說,平庸之惡就是定位在納粹群體上,那是覆數的他們,而艾希曼則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也就是說,艾希曼不是哲學所面對的單個的個人。在此時此刻的政治面前,哲學是無能為力的,並且是不應該摻和其中的。假如阿倫特要探究艾希曼作為單個的個人的所作所為,那麽就應該坐在自己的書房里,而不是站在以色列的審判台上。阿倫特的錯位就錯位在將理當在書房里思考的哲學命題,帶到了政治舞台上,帶到了法律審判台上。她要在政治舞台上展示她的哲學家風範。她藉平庸之惡之說一舉成名,但也被平庸之惡弄得兩面不討好,里外不是人。那個被審判的群體不會感激她的辯護,那個審判的群體無法理解她為什麽要替納粹殺人犯辯護。最後的死刑判決,在艾希曼是罪有應得,在阿倫特是灰頭土臉。

平心而論,作為一個政治學家,阿倫特是有才華的;但作為一個哲學家,阿倫特卻是平庸的。雖然是海德格爾的學生,但她始終沒有弄明白過海德格爾的學說。海德格爾的存在是明確的,只能是單數的個人,不可能是覆數的人們。海德格爾的存在者也是明白無誤的,意指覆數的存在者們,而不是必須經由此在抵達的存在。海德格爾的整個存在論里,最含混最難說清楚的,就是那個此在。因為此在的位置是在存在者和存在之間,倘若說這是兩個不同的維度,那麽彼此又是交叉的,間雜的。要是很尖銳地問海德格爾一句:此在到底是單數還是覆數?海德爾格未必能夠回答清楚。海德格爾一方面將此在定位於單數的個人,作為屬我的此在;同時,又以我的在世、或者說是單數的在覆數之中的理由,說我悄悄地歸之於我們。這便是海德格爾會在晚年說出“作為此在的我們”的來由。海德格爾不知道他在此在上的這種含混,最後會害了他的學生阿倫特。當阿倫特說出平庸之惡時,她不知道那不是此在之惡而是覆數的存在者群體之惡。作為存在之人,是不能被類化的。人與人類是有本質區別的。假如一個人不能獨立於人類,那麽該此在的存在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阿倫特顯然不想被類化,被覆數化,但她沒必要把她之於存在的向往套到她的辯護對象身上,企圖把一個納粹軍官從群體的平庸之惡中解救出來。此在是獨一無二的。海德格爾沒有說清楚,或者說沒有意識到,從而也沒有明確從存在者到此在的範疇轉換,實際上就是從群體到個人、從覆數到單數的嬗變。假如阿倫特能夠讀懂海德格爾的話,那麽她會发現老師的這個軟肋。因為事實上,作為此在的我們是非常可疑的。作為此在的我,比作為此在的我們更具存在意味。阿倫特沒有讀懂海德格爾,所以就順著海德格爾那個含混不清的此在,把自己的向往移情到自己的辯護對象身上。因為彼此都是在之中的此在。阿倫特要顯示自己的不在之中,顯示自己這個猶太人與整個猶太群體的不同,顯示自己的不同凡響,顯示自己如何的鶴立雞群,顯示自己不僅只是一個政治學家,同時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學家,於是挾平庸之惡一說超然於法庭之上。



阿倫特的平庸之惡一說確實讓她在知識分子當中獲得了明星般的耀眼,當然,讓她的猶太族群失望透頂,痛心疾首。這與其說阿倫特有什麽過人的智慧,不如說阿倫特的表演欲實在太強了。這在海德格爾應該是有所不為的。因為海德格爾雖然沒有說明白此在的定義,但海德格爾知道自己的此在位置。阿倫持為海德格爾所作的辯護倒是恰如其分,海德格爾的失足純粹是個人選擇,亦即作為此在的海德格爾是單數的,不是覆數的;作為此在的海德格爾不是什麽我們,而就是我。不管海德格爾再強調此在如何的在之中,也無法將這位意識到了存在詩意的哲學家,與納粹群體混為一談。這就好比周作人就是那一個周作人,而不是什麽漢奸賣國賊。縱觀人類歷史,不知发生過多少出單數被覆數劫持、個人被群體淹沒的悲劇。在覆數與單數之間,在個人與群體之間,在存在者與存在之間,海德格爾提出此在,是非常勇敢的。盡管最後還是要退回到我們之中,但海德格爾至少意識到了此在之於存在的指向。這在華夏先秦諸子時代的楊朱,是用貴己表達的。海德格爾存在論的核心,其實就是貴己。海德格爾雖然沒有讀到楊朱的貴己,但他晚年醉心於老聃哲學並非沒有來由。道可道非常道,在個人的存在與群體的利益之間,是無法言說、無以溝通的。並且一說便俗。阿倫特就是入了這樣的俗。最後,獲得了名聲,放棄了存在。

《聖經》說人類有原罪,其實真正的原罪是源自單數被覆數所綁架、個人被群體所制轄。當阿倫特意識到群體的平庸之惡時,無意間卻把自己投放在了知識分子群體當中。也就是說,她指出某個群體的平庸之惡,是表演給另一個群體看的。這在昆德拉叫做媚俗。而這正好是她的好友本雅明很熱衷的事情。她的導師海德格爾雖然聲稱作為此在的我們,但骨子里是非常孤獨的。阿倫特害怕那樣的孤獨,本雅明也絕對不甘寂寞。媚俗,其實正是上世紀大多數知識名流尤其是左翼知識精英的共同追求。阿倫特的聲名鵲起,其實是迎合了那樣的潮流。

阿倫特的平庸之惡的潛台詞,無疑是悄悄地反襯自己的精英之善。且不說精英是否一定是善,有必要指出的是平庸並非就是普通群眾的特征,而是社會所有階層都可能遭遇的淪喪。人人生而平等的涵義中,沒有人人生而平庸的內容。一個數學教授在講台上津津有味地講說著斐波納齊數列,一個種植向日葵的農夫在田地里不聲不響地播種著斐波納齊,一個賣菠蘿的小哥在路邊攤板上開開心心地削著斐波納齊。在斐波納齊面前的這三個人每一個都展示了各自的活法,沒有什麽高低貴賤可言。生命的質地不是取決於從事什麽行當,而是取決於內在的世界是否開啟。砍柴的慧能一下子就明白《金剛經》在說什麽,飽學的知識精英神秀卻怎麽都不明白《金剛經》的奧義所在。數學教授眉飛色舞斐波納齊之際,未必知道斐波納齊螺旋之於生命與宇宙的同構意味。種植向日葵的農夫,其內在世界沒準已經有了斐波納齊式的旋轉。不管怎麽說,這三個人都各司其職,了無平庸之惡可言。

惡,通常是在這三個人被組織化被群體化之後呈現的。當這三個人被群體化之後,數學教授或許會以斐波納齊法則論證海洋對面的某個島嶼是我們的,種向日葵的農夫或許會認為向日葵不該朝著太陽而應該朝向領袖,削菠蘿的小哥或許會提著刀子尋找日本車出氣。這就好比當年的日本武士,獨自練武沒事,一旦被組織起來,就會變成狂熱的法西斯分子。德國納粹的作惡同樣如此,不是源自平庸,而是緣自被組織了。平庸與作惡很難聯系到一起。課堂里的教授再平庸,也不構成作惡。但教授被組織起來,融入群體里的作惡就成為可能。因此,作惡的根源不在於平庸,而在於單個的個人被組織,被群體,被覆數化。倘若借用海德格爾的術語加以表述,那麽就是此在一旦被共在,存在就會被遮蔽,此在本身就有了淪喪的可能。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里的重大迷失之一,乃是始終沒有區分出此在的生存結構和存在結構。此在的生存結構其實是我被們化的結構。單個的我,是沒有利益訴求因而也不需要Care不Care的此在。我會產生Care的困擾,是因為進入了們的覆數共在。一旦此在擺脫們的困擾走向存在的去蔽,那麽Care也就自然消失了。可見,此在的存在結構里是沒有們的位置的,因而是走向去蔽的,是不再需要Care的。海德格爾終其一生都沒能領悟此在其實由兩個結構交錯而成的,一個是生存結構,一個是存在結構。生存是煩惱的,惟有去存在才不再煩惱。這樣的交錯導致了此在有一種道可道非常道的糾葛。可惜,海德格爾晚年即便讀了《道德經》,卻還是沒能意識到此在這兩個結構的界線在哪里,故而會有“作為此在的我們”這樣的偏頗。

在海德格爾失之毫厘的地方,阿倫特差之千里。阿倫特顯然不懂存在的單數性和生存的覆數性,但又非常想在自己的族群中脫穎而出,一鳴驚人。審判一個納粹軍官原本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法律程序,但阿倫特別出心裁地非要弄得與眾不同,將被審判者歸之於平庸的惡。這樣的自作聰明既讓所有的德國人不知就里,也讓她的希伯來同胞不知所措。因為倘若納粹之惡只是平庸所致,那麽被納粹迫害的猶太族群也同樣很平庸,像豬羊一般任人宰割。惟一不平庸的,似乎只剩下說出平庸之惡的阿倫特一個了。被阿倫特搞糊塗了的猶太同胞,雖然照常判處了納粹軍官死刑,但始終沒弄明白阿倫特唱的究竟是哪一出。在一旁使勁鼓掌的,應該是阿倫特的那些左翼知識分子朋友,他們操辦的媒體把阿倫特捧成了思想明星。

由於阿倫特的高聳入雲,平庸之惡的說法,至今一筆糊塗帳。但作惡的真相到底是平庸還是被組織被群體被覆數的結果?還是應該說說清楚。過去有說,法不責眾;如今須知,惡在從眾。此在的個人倘若不從眾的話,那麽就不會作惡。作惡與平庸與否,無關。海德格爾並不平庸,但他接受並且加入了那個叫做納粹的組織,即便不曾作惡也只能承擔惡名。相反,阿倫特作為遭受迫害的一方,不存在作惡不作惡的問題,但並不意味著就不平庸。且不說其它,僅以阿倫特提出平庸之惡一說,就證明了她的平庸,不是作惡的平庸,而是媚俗的平庸。阿倫特所媚的既不是納粹,也不是被納粹迫害的猶太同胞,而是歐美左翼知識分子群體。

阿倫特的平庸之惡一說,完全掩蓋了個人被組織化被群體化被覆數化的可怕後果。因為作惡的源頭不在於平庸與否,而在於被群體化以後的從眾心理。換句話說,當單數被融入覆數之中,當個人被群體完全同化,那麽作惡的可能就已然潛伏了。一個怯懦的個人面臨死亡的時候,也許會產生與群體一起被屠殺好過自己獨自被殺的抱團取暖心理;一個老實巴交的人只要被組織化被群體化就會隨之走向作惡,群體要打人就打人,群體要殺人就殺人。群體犯罪仿佛不是犯罪,一如群體遭殃似乎就不算遭殃。平庸與否並非作惡的癥結所在,群體本身才是問題。阿倫特以平庸之惡取代個人被組織化被群體化之惡,暗含的一個前提就是標明自己不平庸,標明自己與眾不同。事實上,無論是從此在的生存結構還是其存在結構來說,阿倫特借助平庸之惡建造的道德制高點,都是不成立的。平庸不平庸的判斷,需要一個完全置之度外的存在維度。阿倫特不在這個維度上。阿倫特能夠承認的無非是群體不群體;然後直截了當地說出,群體之惡,從眾之惡。

但阿倫特不願如此坦蕩,而是向公眾尤其是向向媒體悄悄地耍了個滑頭:以平庸之惡,將她自己連同她那夥西方左翼知識精英從各自所屬的群體中摘取出來,一起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成為平庸之惡的旁觀者,批評者。直到時過半個多世紀,人們才发現,原來最平庸的恰好就是當年那個狂捧阿倫特的左翼知識群體。而他們的平庸之惡,又恰好來自他們互相吹捧互相標榜的群體性,無論號稱什麽學派,還是成群結隊的學者教授。他們敗壞了西方學府,他們荼毒了文藝覆興以來的人文傳統。當年從群體中脫穎而出的單數,被他們打回覆數,並且是群居、群交、吸毒、愛滋病的覆數。此在因為無法擺脫群體而被再度關閉了去蔽的可能。而以平庸之惡掩飾群體之惡的阿倫特,最後留給世人的,只是影幕上那位表演者故作優雅地夾著香煙的手指。手指是枯瘦的,香煙隱喻著虛榮。我曾將薩特的《存在與虛無》稱作存在與虛榮,我在阿倫特那個平庸之惡的指責中发現的,也是同樣的虛榮。

無論是數學教授,是種向日葵的農夫,還是削菠蘿的小哥,全都不平庸也都不作惡。前提是他們不被組織化不被群體化。在沒有組織化沒有群體化壓力的世界里,斐波納齊螺旋始終優美動人。

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中國大陸的許多公知竟然大都以阿倫特的平庸之惡安身立命。我因此不得不強調,沒有什麽平庸之惡,有的只是從眾之惡。從眾犯罪就是刑事犯罪,法庭的判決是合乎法律的,也是基於事實的。阿倫特企圖在哲學層面虛構平庸之惡,不僅在法律上不成立,在哲學上也是荒謬的。阿倫特惟一的成功是藉此建立的道德制高點,獲得歐美左知掌聲如雷。阿倫特當然不曾想到,會成為另一個時空里的公知倫理。公知的特征在於群體性,一方面是抱團取暖,一方面是自認為代表民意。這倒是與中國文化中的儒家傳統不謀而合。而我強調的是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不從眾,不拉幫結夥,即便站在一起也是一個一個的,不是一夥一夥的。我只表達個人觀點,從來不曾想過成為民意代表。因為我在意的是思想,不是政治競選。我同時希望公知們應該劃分清楚自由思想和民意政治的區別。從公知轉身政治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把思想與民意混為一談,在思想的掩護下獲得民意的充分化。須知,思想通常是孤獨的,但爭取民意是極富大眾效應的。阿倫特的平庸之惡正是在思想的掩護下獲取政治效應的經典操作。

相比之下,海德格爾沒有這般手段。海德格爾的從眾確實有其哲學根源,日耳曼民族的我們意識。所以他無法將此在與我們切割。這在斯賓格勒也是一樣,文化的因子在血液里。海德格爾和斯賓格勒都堅守自己所隸屬的我們。這並非老謀深算,恰恰是為學為人的誠實。阿倫特的尷尬在於不願認領自己所屬的希伯來族群,又想占據假裝超然的道德制高點。虛榮背後透著不誠實。

就算阿倫特有權利保全自己,不挺身而出。假如她在逃難路上不忘幫助他人有過助人之舉,給人的觀感也會好很多。我知道阿倫特是許多人的效仿對象,尤其那種高高在上的指點眾生,站在最安全的位置上批判極權,又舒適又風光,很容易讓知識人羨慕。就像波伏瓦一面論女權,一面在異國他鄉做戀愛中的小可愛,什麽都到手了。這在海德格爾和斯賓格勒都是有所不為的。

其實,阿倫特替艾克曼所作的辯護轉換成中文應該是蠢貨之惡。她想告訴法庭,眼前的這個納粹軍官只不過是眾多蠢貨當中的一個。每個族群都有這類蠢貨。你們要較真就請便吧。阿倫特根本不管被辯護的德國軍官什麽感受,也不管以色列法庭什麽感受,她要的是她自己的語驚四座。就此而言,她成功了。

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拜倒在阿倫特的成功之下,可能我是很少數的不以為然者。因為我感佩的是諸如此類的蕓蕓眾生:平時不談高大上話題,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從容不迫。也許只是個修電腦的小哥,或者是個正在讀書的學生妹,突然聽到街上的動靜,不約而同地走了出去,毫無畏懼地迎向黑暗。他們如今不知所蹤,我為他們祈禱。他們沒有組織,不入群體,純粹個人義舉;毫無名利,惟有默默無聞的犧牲。在這樣的義人面前,阿倫特顯得極其平庸。盡管她一點不傻。老實說,倘若她能夠傻一點,反倒讓我肅然起敬。但她太聰明了,聰明得令人無法恭維。我能夠說的只是,平庸的阿倫特寫下了那個提出平庸之惡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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