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过一万件涉疫案件中，寻找“依法防疫”的答案

记者/李佳楠

编辑/刘汨

合肥法律顾问团队参与的涉疫案件讨论会

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截止今年3月31日，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已起诉涉疫案件超万件，批准逮捕9377人，起诉15666人。

今年4月，合肥市防疫指挥部组建了法律顾问团队，团队由司法局工作人员和律师组成。在疫情之初，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为防疫措施的制定寻找法律依据。他们同时也要针对各种涉疫违法行为，提出合适的处理建议。

这是许多法律工作者过去几年中，在防疫中所扮演的角色。顾问团队成员告诉深一度记者，他们努力在汹涌的舆情下，遵循法律的准绳，也要在惩处警示的同时，尽量保有对当事人的温度。

这好像一个寻找如何“依法防疫”答案的过程。最后他们发现，一切的根本，依然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防控。

合肥市司法局开展的普法活动

一次信息泄露背后的讨论

4月底，合肥市一位市民怒气冲冲报了警，她的家人核酸阳性后，官方还没通报，家人的个人信息就在网上传开。从邻居同事，到亲戚朋友，都来找她打听求证，不堪其扰下，她希望公安部门能严惩泄露信息的人。

公安部门调查发现，感染者信息有两条传播链：一条来自他所属社区的工作人员，把消息告诉了同事，同事又传给别人，都是一对一传播；另一条来自进行核酸检测的医院，一名医生把消息告诉了妻子，妻子传给了领导王某某，王某某把消息转发到了一个有35人的校友群里，最后传得满城皆知。

4月27日深夜，针对这起案件的讨论会召开，到会的除了公安执法部门、法制机构，还有合肥防疫指挥部刚刚组建的法律顾问团队。法律顾问团队由合肥司法局负责组建，成员包括司法局局领导、业务骨干、市政府法律顾问，主要承担疫情防控政策研究、文件审查、执法保障等工作。

这次，代表顾问团队参加讨论的是律师奚兵，他回忆，最初公安部门倾向传播感染者信息的几人构成犯罪，可能涉嫌的罪名是寻衅滋事或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因为没怎么处理过涉疫案件，他们一时有些拿不准。”

奚兵感受到公安部门有意严惩，可能希望通过这个案子起到震慑作用。他很理解涉疫案件给有关部门带来的压力，有时在深夜他还会接到司法局对类似案件的咨询。而且这几年，社会舆论对泄漏感染者信息的行为非常愤怒，在这起案件上，感染者家属追究责任的态度也很坚决。

会上，了解过案情，法院、检察院和法律顾问团队都认为不能构成寻衅滋事罪，讨论的重点围绕是否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展开。

奚兵告诉深一度记者，虽然在这起事件中，居民个人隐私确实被严重侵犯，但《刑法》中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明确且严格的界定，必须满足情节严重的情形，才予以刑事处罚。而且，取证的过程会比较困难，“明明知道有一千个人知道了，但谁告诉的他们，这个查起来就太困难了”。

会上，奚兵律师认为，这起案件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安现有证据中，传播最广的王某某仅是将信息发到35人的群中，并不符合散布到50人以上的情节严重的情形。

那天的讨论会持续到零点之后，各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在信息的第一条传播链上，因为都是一对一传播，且传播行为中断，不构成违法行为。而始自医院的传播链，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公民隐私，受害人生活受到影响。其中还涉及医生通过职业身份获取信息，之后违背保密义务传播。这条传播链上的三人可能涉嫌治安违法。

回看对这起涉疫案件的处理过程，奚兵说，他一直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严格按照法律来考虑问题。“法律顾问团队的原则，就是只对法律负责。”他说，这不只关乎法律的权威，操之过急可能导致过重追责，甚至是冤假错案。“越是疫情防控紧张的时候，越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各项防控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警示之外的温度

每有涉疫违法行为出现，之后的牵连都是巨大的，触动着社会方方面面的神经。

4月3日，作为广州一名确诊病例的密接者，安徽外国语学院20岁的学生郭某东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经流调发现，封校期间，郭某东曾多次翻越学校围墙频繁往返于学校宿舍和附近网吧，截至4月5日19时，已经导致密接、次密接共1700多人被隔离。

这件事在网络上引来了巨大的愤怒，很多人追问，翻墙的学生和学校要承担怎样的责任。郭某东已被立案调查，但对校方的追责成了难题，合肥市司法局也派人赶往肥西县公安局一起研讨案情。

安徽外国语学院疫情处理的官方通报

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处处长吕正回忆，当时公安部门只获取了口供证据，他们建议公安去学校采集相关的直接证据，确定学校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要追究谁的责任。因为疫情，学校封闭，相关人员被隔离，民警穿着防护服进入学校取证。

公安部门调查发现，教育部门和学校都制定了防疫管理制度，只是执行时出了问题。学校按要求封闭管理，要求保安在门口检查健康码是否有黄码和星号，保安将外地返校的学生郭某东拒之门外后未做任何处置，学生无处可去，才带着侥幸心理，冒险晚上翻墙回校。此外，保安巡逻时早已发现学生经常从该处翻墙，但未做进一步防范。

吕正说，他们有过“学校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想法，但最后分析判断，学校按法律要求制定和落实了防疫管理措施，虽然学生在校内校外接触人员较多，但除了自己感染之外，疫情尚未外溢，不足以追究学校的刑事责任；学校防疫办主任和保安处处长应对执行防疫政策中的过错承担责任，对二人予以行政拘留，对学校给予警告。

“第一次处理这类案件，大家比较谨慎。”吕正说，考虑到新冠病毒有一定潜伏期，他们还给出意见，根据疫情发展对学校其他责任人依法追责。后来，疫情并未扩大，公安部门也就没再做进一步处理。

在遵循法律的基础上，一些涉疫案件背后的隐情也要被考量。

5月份，在上海读书的合肥籍大学生姚某，因个人原因着急返乡，母亲联系大货车司机在去上海送货时将其拉回。5月8日，姚某利用大货车闭环管理的机会，未经报备返回合肥，被母亲带回家中隔离后再未外出。

那段时间，离沪返乡的问题正被各界关注。法律顾问团队接到案子后，吕正当晚组织人员研究，两三个小时候给出了处理建议。大货车司机违反中高风险地区货车司乘人员全程闭环管理规定，收货方负责人李某某未履行监管责任，姚某母亲安排姚某返家后未完成报备，可能造成疫情传播风险，建议予以行政拘留。姚某回家后自觉隔离未外出，可以批评教育。

法律顾问团队的意见被执法部门采纳，5月11日深夜，合肥市防疫指挥部正式对外发布了通报。

在吕正看来，对姚某的处理体现了法律的温情。考虑到学生的前程，一旦被追究法律责任，对将来就业可能产生影响，甚至就读的学校也可能做出相应的处理。

 受学生郭某东影响下肥西县核酸检测现场 

法律为防疫提供的依据

早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合肥市司法局就开始为防疫指挥部提供法律支持。那段时间，各种政策措施制定的方向不明朗，为确保防疫措施的合法性，合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开始着手研究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

合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仔细研究了《传染病防治法》，努力在当中寻找政府部门采取各种管控措施的依据。比如，对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县级以上政府可以实施隔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政府报请批准后，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包括限制各种人群聚集活动；省政府可以对甲类传染病疫区决定实施封锁......

那段时间，对于国外返回人员能否隔离、费用由谁承担也存在争议。司法局工作人员仔细研究了《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还有世卫组织发布的《国际卫生条例》，找到了回国人员需要隔离的依据，并且从国家医保局、外交部等部门发布的通知里，确定了自费隔离的原则。

之后的几年里，为政策制定提供法律依据，不再是司法局和顾问团队的主要任务。但随着疫情和防控形势不断变化，类似拒不佩戴口罩、不配合扫码、隐瞒行程等各种违法行为开始出现。为了顺应变化，法律顾问团队人员也不断扩充，发展到如今的25人，涉及行政、刑事、民事各个法律专业领域。

4月13日，58岁的胡某从上海返回合肥，中途在杭州给手机换了张新卡，以此隐瞒行程。4月18日，胡某一家5人相继检出阳性，导致合肥市少数小区场所封控，网上骂声一片。

类似违反防疫规定的情况频发，对普通市民的普法，也成了必须进行的工作。合肥市司法局组织编写了一份《违反疫情防控管理秩序的行为及法律后果明白纸》，里面涵盖了配合防疫检查措施、遵守隔离规定等各种人们需要了解的防疫责任，以及违反后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

“一个度的问题”

疫情两年多来，奚兵感受到各行各业都受到冲击，他所在的律师行业也不例外，今年的收入明显有所减少。他也能理解一些人的怨气，他每天去办公室、回家、出入车库都要扫码，每天扫码四五次是常事，有时也会感到不便，“面对疫情的影响，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

采访合肥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处吕正时，电话里声音嘈杂。最近，他作为下沉干部被派到一个菜市场轮岗，查验顾客健康码。他发现，有的老人因为没有手机，需要花时间配合登记信息，极少数人因为有些情绪会抱怨几句。

对依法防疫，吕正有自己的理解，防疫措施是在紧急状态下对人们的限制，依法防疫需要审查每一项新措施，“但即便措施合理合法，确实也还是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一定影响。”

吕正还提到，依法防疫也关系着“一个度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就是要最大程度减小对市民和企业产生的影响。吕正也有真切地感受，不能动不动就让一座城市陷入“停滞”，政策层层加码、一刀切都不是科学防控。

吕正说，在政策审查时，法律顾问团队也会尽量减少非必要的防疫措施，针对不同的主体尽量温和宽容，尽量把对生产生活的影响降低。比如，在合肥发布的很多通告中，除了对特殊行业重点人员的监管严格些，对市民的防疫措施都尽量避免带有强制性，“政策要温和宽容，执行时则要严格快速地处理。”

看到一些地方疫情防控采取强硬措施的新闻，吕正有时候会叹气，感慨：“怎么会搞成这样，明明可以做得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