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城

凌晨怎么也睡不着，翻着手机，疫情和祝福掺杂在一起，构成一个魔幻的画面，但心里是无比烦乱，当时在朋友圈中写：“什么时候能尊重一个个体，或许才能换来心安。不知道看什么？不知道信什么？真想骂人。”

朋友看了可能不太理解，我回复道：“这是一个分裂的年代，我说的是我的情绪，其实我现在看我的文字都是散乱的，可能你都很难理解我所说话的背景。”早上看新闻、消息依然如此，我已经无法区分什么称得上是新闻？什么称得上是消息？

“百无一用是书生”，何况我连书生都算不上，但我还是想再写写自己的情绪。前两天刚听到封城的信息时我就很纠结，这合适吗？为此又和群里的朋友有不同的意见。我问自己：如果我在武汉我会怎么做？要是我病了，但因医疗资源的紧张迟迟无法得到确诊，我会想离开武汉去附近的大城市寻求更好的医疗资源，当然要把自己关车里隔离（可是如果我没车，或者不会开车，或者道都被封锁了，又该怎么办呢？）；要是我没生病，但无法确定后续是否会感染，我的内心也会纠结是否要逃离，跑的远远的，只是担心受道德的谴责而又不敢离开（如果能选，我可以选择离开吗？）。

如果人们存在这样的想法我们认为又是合理的，那应该封城吗？也有人说“紧急情况下就应该如此，不能讲公平，不能想太多，速度是第一位的”。但我总是对这种“以大局为重”的决策存疑，每一次都是对一个个个体的漠视，这或许正是下一次人祸的开始。

我知道很多网上流传的信息不能相信，不单是文字和图片，即使是视频也可能是假的，但我又很想知道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那我该从哪里获取信息呢？大家一定说是官方权威发布，昨天我就做了一件很傻的事情，想追溯事件的开始，于是我选择从湖北日报的公众号上从12月份开始看一条条消息，来看这次武汉肺炎事件的处理和进展，看到的是疫情和政事在时空交错。我们在之前都做了什么呢？和澎湃新闻提供的这篇“过去20天，香港如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可以对比看。

从12月份到1月23日，看两个城市的处理：

• 武汉发现最早病例时间是12月12日，12月3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1月21日武汉市长接受央视专访回答疫情通报是否滞后。香港出现第一例曾前往武汉的疑似病人是12月31日，1月3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高铁西九站视察口岸预防措施。。 武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是没有新增病例，尤其是某个特殊阶段；香港的疑似病例数一直是全国最高的。 武汉一直在强调“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香港则表示“香港特区政府要当作病毒可以人传人的情况来应对”。 武汉在1月2日对散布谣言的8人进行查处。 1月22湖北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I级应急响应，1月23日10时起，武汉全市公交地铁等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关闭；1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将应变级别由“戒备”升至“严重”，1月8日香港特区政府刊宪，将“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法定须呈报传染病，并修订有关附属法例。法例生效后，当局可禁止患有指明疾病的人及与患者有接触的人离开香港，卫生署有法定权力将传染病接触者隔离。医生没有就怀疑须呈报传染病通报的话，一经定罪可以被罚款5000元港币，任何人不得离开被隔离的地方，否则一经定罪可被罚款5000元港币及监禁6个月。 武汉发布的信息除了疫情通报和一些卫生建议外很少其他类型的举措，这个疫情通报基本是让你宽心，卫生建议则是“权威发布！预防新冠肺炎的中药药方来了”；而香港的举措是从保障医疗资源及相关措施、在出入境口岸防控、立法呈报、与内地沟通、给公众预防建议、专家评估疫情、专家提供专业防疫信息等多方面来进行的。
• 武汉的信息发布中很少出现个人的名字，多是以官方机构方式；而香港的信息来源除了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管局等机构的名称外，我们还能看到一个个人的名字，陈肇始、何柏良、袁国勇等等。可在武汉的事件中又记住了哪些官员呢？他们又是以怎样的形象被记住的呢？

我们的行动是迟缓的，决策是低效的。没有透明的信息，造成了绝大多数人毫无警惕，而等到下指示时，一切都迟了，剩下的似乎只有封城一条路了。

但我还是很纠结于封城，还有些愤怒。也有人说“能在前面采取行动当然最好，但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就需要从现在来看如何做是最有效的。”也就是所谓的“非常之时，果断之举”，只是这样的评论通篇除了口号，却看不到做什么。

      从一个极端迅速地走到另一个极端，脑子一转就是“如何保障最大的集体利益”，甚至可以是牺牲一座城，然后就是众多的加油和顶住。只是我觉得决策不应该如此简单，即使是在危急时刻，它也需要有不同的意见，有辩论争执，而不是整齐划一地听从领导指示。我是想不出比封城更好的方法，最后的结果或许还是“封城”，但在辩论和争执中，种种不同的意见最终会转化成应对措施，转换成有计划的行动，转化成对不同阶层、不同个体生命的重视。我不想看到众志成城的口号，我愤怒“我们的物资是充足的”的空谈。   一方面说不用恐慌！武汉商品食品防护用品储备充分，不必囤积，一方面到处看到的是需要口罩的求助信息。看着朋友圈中是好多的个人在行动，在募捐，在想如何把物资送进城，除了对他们敬佩，伴随着的也还有苦笑。封城的决策者们，不知你们考虑了多少封城后的应对措施。或许到如今事情影响的扩大都有种种理由，比如武汉如何防控？疫情通报是否滞后？武汉市长接受央视专访，说“这两天，大家也关注到确诊病人急剧增加。主要是基因测序，试剂盒诊断方法优化以后，这个速度加快了，并不是说病人这几天爆发了。”

如果多是这样的解释和应对，喊再多的口号、送再多的祝福、给再多的感动，也无法解决问题，只能等着老天爷的恩赐，让时间、让气温来解决。人们更想看到的是透明的信息，正像方可成在抗击肺炎疫情，我们不仅需要口罩，也需要优质信息说的：

白岩松在节目中说，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抗击非典的转折点就发生在2003年4月20日——两位主政官员落马，每日疫情报告制度建立。公开、透明、优质的信息，可以让我们以最优的方式回应疫情，可以让我们及时发现问题、修补漏洞，可以让全社会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

回到我开头写的，在网络中看到大量的信息，但却不知该相信什么。看官方的，有口号和感动，信息却是滞后和选择的；看民间的，不敢确定，怕再传谣；现在少数能看的也就只有财新、三联了，至少还有来自一线的报道。还有能看的就是来自在现场的个体的声音，比如一个黄冈感染者姐姐的亲述、居家治疗攻略丨疑似感染新冠病毒，自我隔离四天好转，同济医院周医生怎么做到的，还有像陈QS这样一个人在年三十进入武汉来获取信息的。他们能让我们更真实地感受到现场，感受到一个个人，而不是宏大的口号和廉价的“符号”。昨晚看到传播的一个视频，一名医护人员失声痛哭（视频发不出来，审核失败，不过或许你们也知道我说的是哪个），我是真想宁可她退回来的，她也有家庭，这不是一句“伟大无私、奉献”就能替代的。在美剧《实习医生格蕾》中有一集讲到一个刚上班不久的医疗救护人员用手伸到病人胸里帮按住了出血口，她为自己救助生命而感到自豪，但却没想她其实摁在一枚炸弹上。在防弹人员想应急方案时，身边所有人员都撤离，只有自己孤身一人守在病人身边，一只手摁住出血口，一只手挤压呼吸器帮助病人呼吸，她再也无法忍受和控制自己，抽出手逃离出了手术室。事情的最后，这名医护人员并没有被谴责，而是获得了认可和感谢。我想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做到这样对个体的重视，或许才能真正从疫情中吸取教训。

最后我还很关注那八个因为散布谣言而被查处的人怎样了？什么时候能有他们正式的消息？或许这在当前形势下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但我想这不正是对个体的尊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