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0 大熊貓的利爪：中國如何滲透、影響與威嚇加拿大

野兽按：今天要写上篇《689 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在博客来网站上找资料，又关联到了另一本讲红色渗透的书籍《大熊猫的利爪：中国如何渗透、影响与威胁加拿大》，于是决定今晚继续推介这本书。

內容簡介

我們面臨的抉擇，不是要不要與中國交往。

中國當然會繼續與我們交往，但是要按照他們的條件。

所以我們要決定，在這段關係中，我們該如何自處。

——馬大維（David Mulroney），加拿大前駐台代表、前駐華大使

木柵動物園的週末和假日總是擠滿了人，其中非看不可的第一名無疑是大貓熊（中國大陸稱為大熊貓）：團團、圓圓，還有牠們愛的結晶小圓仔。毛絨絨的五短身材、睡不飽的雙眼、呆呆的表情、笨拙的動作、怎麼吃竹子都不膩的好胃口，不僅在全世界擁有大量粉絲，也成為原產地中國拓展軟實力的重要工具。然而大熊貓並不是素食主義者。牠在生物分類上屬於肉食目，牠的祖先是吃肉的，牠有鋒利的爪子和有力的牙齒，野生大熊貓也曾被目擊撲殺草食性動物並且把牠們吃掉。

《大熊貓的利爪》並不是一本討論動物習性的科學作品。作者文達峰以此作為書名，意在藉由溫馴可愛的大熊貓來形容崛起的中國，在看似和平無害的外表下，其實暗藏可能會傷害貿易公平、破壞社會秩序、甚至顛覆民主制度的圖謀。

本書從加拿大與中國長達一百五十年的交往講起。不同於歐洲各國在十九世紀對中國施加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占領，也不同於美國在二十世紀把中國視為共產主義陣營的一份子而加以圍堵，加拿大與中國的關係源自加拿大傳教士把中國視為一片需要被基督教拯救的苦難大地。傳教士來到中國蓋醫院、建學校、落地生根、甚至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這些傳教士的後代在共產革命成功之後，或者留在中國成為新中國的捍衛者，或者回到加拿大成為外交決策圈最為親中的一股勢力。

隨著時局的演進，來到二十一世紀，中國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受到欺凌的國家了，反而變成一個不斷利用硬實力威嚇、軟實力滲透、銳實力脅迫其他國家的強權。但是加拿大的領導人仍然誤判現實，錯估雙方關係；在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及其在地協力者則是不斷地從加拿大人的無知當中獲利。作者在本書以鉅細靡遺的實證指出，在面對中國共產黨滲透與影響加拿大政界、學界、媒體界並掌控加拿大華人的行動時，渥太華執政當局不僅沒有能力加以辨識，也缺乏予以因應的措施。

許多加拿大人相信，只要他們多與中共接觸，黨就會感受到加拿大價值的美好。一旦黨員們見識到自由民主政體帶來了自由與人權，他們就會迫不及待地推動中國走上改革之路。但是實情並非如此，他們根本沒有把加拿大的價值放在眼裡。於是作者明白地呼籲加拿大人：是該放棄傳教士精神的時候了！

名人推薦

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作者簡介

文達峰（Jonathan Manthorpe）

資歷超過四十年的加拿大新聞工作者，1970年代晚期擔任《多倫多星報》歐洲局局長，1980年代中期效力索瑟姆報業，奉派駐歐，1989年駐非洲，1993年駐香港，之後駐溫哥華，為「郵報傳媒」撰寫國際事務專欄。現為自由撰稿人，作品散見於iPolitics, Facts and Opinions, The Star, Asia Times等，著有《禁忌的國家：台灣大歷史》（望春風出版）。

譯者簡介

王湘瑋

台大心理系畢業，曾於加拿大求學。返國後任職出版社，現為特約編輯，譯有《精神病大流行》（合譯）。

目錄

推薦序　加拿大為何走出「友中」的迷夢？——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導論　中央王國的回歸

第一章 對抗五毒

第二章 挫敵百計

第三章 中國人建設加拿大，加拿大人拯救中國

第四章 受歡迎的老外，不歡迎的老外

第五章 美國後院的朋友

第六章 當浪漫遇上現實

第七章 現實會咬人

第八章 毒蛇一咬

第九章 控制訊息

第十章 控制思想

第十一章 大山：金山銀山

第十二章 別管品質了，感受一下寬度

第十三章 誰付錢誰說了算

結論　是該放棄傳教士精神了

致謝

參考文獻

譯名對照

導論

中央王國的回歸

中國不把自己看成崛起的強權，而是回歸的強權……未來若中國強勢在經濟、文化、政治、軍事方面施加影響力，它不會認為此乃破格挑戰世界秩序——而是讓諸事回歸正常狀態。——季辛吉，《論中國》

本書大部分在探討中國共產黨（中共）是如何不顧加拿大的價值觀，逕行干預加拿大內政，甚至有時挑戰了加拿大人在自己國內的主權。然而此書並不主張加拿大應該對目前的北京政權敬而遠之。習近平主席與中共統治下的中國，認為自己是在西方國家手下承受兩百年「屈辱」後，以自然、無可取代的世界強國之姿重新崛起，而我們不能也不應該避免與中國往來。但是加拿大與中國交往一百五十年期間所常常發生的不愉快與難以理解的經歷告訴我們，要應對新版的中央王國，我們必須採取不同的方式，少一些自我欺騙，多一些勇氣與智慧。如果加拿大不重新評估、改正對待北京的方式，我國可能會被這位歷史上的新巨人給徹底壓倒。

國際勢力的版塊正在變化，幸好是和平變化——到目前為止。可是就在我二〇一八年落筆寫作時，只不過是兩年前，世界的未來看上去已經非常不同。當時沒什麼跡象顯示，美國在二〇一六年十一月總統大選之後將如此深陷政治失能與孤立主義。還有當時習近平看起來像是會沿襲集體領導的路線——那是中國在經過毛澤東的殘害、經過一九八九年天安門起義與大屠殺那刻骨的震驚之後所採取的路線。但是在二〇一七年十月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架好了舞台，要將掌權的時期延續到超出兩屆十年的慣例。現在他個人的權力已經超越了毛澤東之後的所有前任領導人，說不定連毛也比不上他。在此同時，加拿大要繼續像過去七十年那樣在經濟和安全上倚靠美國，也變得愈來愈不可能了。川普是一項病徵，反映出許多美國人所抱持的孤立主義，他們一直都相信美國社會是獨一無二的。但更重要的，也許是，美國的政治與社會分歧愈來愈大，使得政治與行政運作幾乎無法動彈，而在這樣的分歧中，川普是其中一方的代表。這兩種互相衝突的世界觀所帶來的毀滅性分裂，近期內並沒有任何和解的跡象。這不僅造成了美國主導權的萎縮，一旦與其他國家的崛起相比，特別是跟中國比，更是顯出美國的頹勢。

短期內，加拿大將無法依賴華盛頓作為區域安全的盟友或投資與商業方面的可靠夥伴。不僅這樣，「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的終結代表了要在國際上推行自由價值的捍衛者正在退出戰場，而這套價值乃是二戰以來全球對話、全球組織的特色，也是加拿大立國精神的核心。當中國在一九八〇年代逐步開放，西方國家便假定，一旦中共成為全球舞台上的一員，它就會把國際間既有的自由民主秩序納入其價值體系。結果那種情況並沒有發生。中國並沒有以一頭溫純良善的巨獸現身。差得可遠了。如果我們說法西斯的定義是，一個國家被獨裁者領導的中央集權專制政府所統治，其經濟與社會受到嚴密控制，其反對勢力遭到強力壓制，那麼中國就展現了法西斯政權的所有特色。雖然法西斯這個詞又方便又準確，但並不十分恰當。法西斯所引發的聯想太過歐洲中心了。和習氏中國最相像的是另一個後共黨獨裁政權，俄羅斯，有人形容驅動俄羅斯的是「黑道資本主義」。不過這個詞也沒有反映事實。無論中國共產黨做什麼，都帶有中國特色。從經濟的管理與其模式、國內的行政、對鄰邦和外國的態度——以上種種更像是來自中華傳統，而非該國在一九七〇年代結束閉關自守之後從外界得到的體驗。北京的共產黨所掌管的，乃是一個古典中華帝國的現代版本。

事情很明白，中共的天朝野望包括了實行一黨專政以及利用一切工具來反對政治改革。中共的政治正當性來自大規模的內部鎮壓，佐以提供足夠的生活水準，使民眾無法發表異議。自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實施修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這套方式即運作得相當好。數億中國人的生活水準提升到超乎他們自己所能想像的地步。但隨之而來的是一股期待，認為這樣的生活品質將會持續增長。這對中共來說有其危險：黨若不繼續餵養自己創造出來的這股想望，就會失去「天命」——「天命」這個歷史概念指的是，中國統治者唯有在成功時，上天才會賦予他們的政治正當性。

隨著經濟方面的成功，中國的愛國心與民族主義自然也高漲起來。官方控制的媒體不斷宣揚中國乘上了民族復興浪潮的主題，甚至到了煽動仇外情緒的地步，例如訴諸對日本等鄰近世仇的敵意。中共絕不放過任何機會來編造種種警告，說日本在民主和平的假面之下仍然是個軍國主義國家。

北京近年來也不斷醞釀針對美國及西方各國的懷疑情緒，認為這些國家打算限制中國的崛起，並再度施加十九世紀後半、二十世紀初期的半殖民主義。能夠終結中共所謂「百年屈辱」的方式之一，便是重新恢復對鄰國的優越感。這些國家在中國的帝國時代乃是附庸國，而中共的意思就是它們將再次成為附庸。其實有幾個國家已經是了——例如柬埔寨和寮國。這個復甦的中國帝國主義所鼓吹的主張，包括把台灣、南海和東海納入其領土範圍。中共在南海的島嶼建造軍事基地，使得最重要的國際貿易航線之一等於是中國的一個湖泊。中共的殖民主義之舉有許多乃是暗地進行。過去二十年間，中國西南部的雲南省約有一百萬人越過國界搬到緬甸北部，在瓦城（曼德勒）大做生意，在開設賭場的邊境小鎮進出。這些快速興起的小鎮位在無法可管的地帶，但其實都控制在緬甸少數族群的軍頭子手上。

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共的國有企業與銀行運用了出口消費商品的鉅額利潤，取得了對全世界自然資源的控制。北京也很精明地以低利貸款給其他人認為風險太高的政府。借款人到後來才發現，一旦無力償還，中共的代理人便毫不留情地要求以該國資產抵債，只是一切都已經太遲了。中共就是這樣控制了斯里蘭卡的戰略性港口漢班托塔及其周圍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當希臘陷入困境，不能再從歐盟國家貸款，類似的事情又上演了。北京站出來幫忙，結果是一家中國國企擁有了雅典比雷埃夫斯港的一半產權。

取得希臘及歐洲諸國的港口，是習近平最大手筆的帝國事業之一部分。他的「一帶一路」斥資數兆美元，其願景在於以廣大的鐵路、公路、空運、海運路線，將中國直接連上歐洲、中東、非洲、中亞、南亞、東南亞，連上全球三分之二人口。條條大路要通北京，這些路將使中共的權力與影響力透過現代絲路投射出去。

習主席擺明了不在乎民主和人權，但這些價值觀是二戰結束以來國際自由秩序的核心。他在開發中國家傳福音，宣揚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做法是讓權力穩固的一黨專政國家來管理寡頭與國有企業緊密相連的網絡。此一模式受到許多開發中國家青睞，特別是因為相較之下，北大西洋的自由民主文化顯然充斥著失序與國內動盪。習對各項國際體制也一樣存疑，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衍生出來的所有組織。這些體制代表不了習近平想要創造出來的那個世界的價值觀。他或者以自己的意志使其屈從，或者以合他口味的新組織取而代之。

今日的中共政權不會永遠存在。皇朝總是興衰更迭，按中國的歷史紀錄，皇朝總是被暴力推翻。這種情況很可能也會發生在中共頭上，但不要賭它會在近期內發生。所以，加拿大就和那些必須一邊同中國打交道、一邊維持自由民主體制的其他國家一樣，正面對著殘酷的現實。如果加拿大希望在中國主宰的世界裡保有原本的價值觀以及透過貿易所得到的生活水準，如果加拿大想要以世界中等強國之姿拓展影響力，那麼渥太華政府，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的政府，都必須要做好準備。加拿大政府必須與北約和G7，以及其他想法相似的國家，鞏固在政治、經濟、社會、安全上的連結。加拿大的政治人物在面對北京時，必須要比現在更加強硬、更有自信。

要轉變態度並不容易，原因本書將會闡述。加拿大從一八八〇年代就對中國產生興趣，開始派遣基督教傳教士到太平洋彼岸。那時的中國與今日一樣，看似一個廣大的市場，可以囫圇吞下加拿大所銷售的一切。然而，中國人將速速成為基督徒的想法只是幻覺，就好比我們如今信以為中國人只要有機會就會想買加拿大製造的商品。推動這些加拿大傳教士（大多來自長老教會、衛理公會、天主教）的不只是為基督傳福音的熱忱，也來自於把福音書當作社會改革的根據這個想法。此一信念，也就是加拿大可以憑我國價值觀不證自明的吸引力來改變中國，就算到今天還是深植人心。但發生在中國的事，顯示這樣的看法是錯的。最近有一例是在二〇一七年十一月，賈斯汀．杜魯道總理的提案遭到中國官員的拒絕，他原本是希望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能夠納入他對商業關係的進步想法。這項提案將使中共必須在勞動法規、性別平等以及環保方面遵守加拿大的標準。中共絕對不會讓外國來規範其公民權與人權政策。加拿大永遠改變不了中國，以身作則改變不了，提出有力的論述也改變不了。

對吾人來說，更相干的問題是：中國是不是改變了加拿大？因為，早在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執政之前，就已經在加拿大建立了連結，以影響我國政治、商業、媒體、學院的討論，使之對其有利。自一九七〇年雙方締結外交關係以來，這些連結所構成的網絡迅速擴展。中共現在已有能力確保，一旦北京所關注的事在聯邦級、省級、市級議會提出來，或在加拿大媒體和教學平台提出來，它的利益就會有人代言，而且還常常可以主導討論。隨著過去四、五十年來香港與中國移民來到此地，中共影響加拿大公眾討論的能力無疑增長了。但十分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這大約一百五十六萬來自大中華地區的移民（占加拿大人口百分之四）是為了逃避中共迫害才出來的。正是因為中共知道這一百五十六萬人當中，有許多是努力改變中國政治的異議人士，所以才會打算在加拿大維持一個間諜網絡，以持續監看這些人，必要時予以恐嚇。

中國共產黨決意影響加拿大的公共對話，其中受害最深的加拿大人是華裔以及來自中共所占據或宣稱擁有其國土的人。但受害的不只是他們。整個加拿大都因中共強加於我國公民及我國體制的價值觀而受害。各式各樣的貪汙腐敗如今瀰漫於各行各業。這大部分是加拿大自己的錯。加拿大已經成為中共太子黨及紅色貴族（此一特權階級的地位來自他們與中共領導層的裙帶關係）把錢洗出來後偷藏的避風港。這是因為加拿大各級政府並沒有安排檢查機制，以確保進入我國的金錢乃是正當所得，而且是為了合法目的才進入加拿大。既然中國對金錢流出有所限制，那麼不法進入我國的金錢就無可避免地伴隨著貪汙腐敗，包括在加拿大境內合作對象的腐敗。只要腐敗在公眾生活的某個層面落地生根，很快地就會蔓延到其他層面。已經有跡象顯示，隨中共而來的腐敗文化感染了加拿大生活的許多領域，包括授予文憑，以及市級、省級、聯邦級政府所管控的規定與執照。

加拿大並不是唯一一個與中共打交道而有這樣體驗的國家。類似的情況在美國和歐洲也發生了，紐西蘭和澳洲尤其如此。的確，澳洲遭到中共滲透的經驗幾乎和加拿大一模一樣。兩者的差別在於，澳洲的政治人物、學界、媒體和社會大眾反對中共這麼做的聲音比我們更大聲，也更尖銳。

為什麼加拿大會羞於承認這些入侵，是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是不是因為幫中共施展影響力的代理人相當有效，以致任何討論都被轉移焦點了呢？這倒是有幾分真確。史帝芬．哈珀總理的保守黨政府對於要不要與中國接觸，從原本疑心重重到最後改變態度，此一轉向過程顯示親北京的強力遊說人士已深入到加拿大的政治、商業與學院的既成體系當中。但我們不應過分強調中共入侵加拿大公共生活的程度，當然更不可以把每個提倡與中國合理往來的公眾人物都看成北京的傀儡。

加拿大的政治人物對於中共侵入我國的程度一直抱持懷疑，就算有強烈的證據擺在他們眼前也一樣。原因之一似乎是，他們對加拿大的國安和情報工作長久以來缺乏敬意。這些機構過去的歷史確實也問題多多；後文將會提到，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歷經重重困難才得以建立，其間又發生情報局提出一份報告，內容是關於中共對我國進行代號「響尾蛇行動」的滲透，結果卻遭到國會嚴詞批評的事件。不過，近年來國會和情報機構的關係似已趨向穩定。彼此之間的尊重日增。這得歸功於幾位已卸任的安全情報局長和通訊安全局長，他們不屈不撓地在公開場合以適切謹慎的發言對中共掠奪加拿大的情形提出警告。安全情報局有信心敢對此一主題發言，他們在二〇一八年三月舉辦的「學界推廣研討會」就是明證。那是一次閉門會議，與會者須遵守查達姆守則（Chatham House Rule），也就是雖然可以報導會中談了什麼，但不可以點明說話者的身分。兩個月後的二〇一八年五月底，安全情報局出版了該研討會的報告，共一百六十三頁，題目是《重新思考安全問題：中國與戰略對抗的年代》，報告討論到中共對加拿大及其他國家所形成的威脅，可說是安全情報局至今所發表過的最尖銳、最完整的說明。報告的摘要列舉了中共干預加拿大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及其所帶來的危險。

報告警示說，不管和加拿大這一方做生意的中國公司是或不是國有企業，都不重要。所有的中國公司都「和中共有緊密而且日益顯著的關聯」。報告寫道：各項貿易協定除非有仔細審查其安全意涵，否則中共「就會運用商務之便來接近商業、科技與基建資源並加以利用，從而達成其情報目標，或足以損害其合作對象的安全體系」。「中國已經準備好，要以威脅利誘把商界與政界菁英拉到它那一邊，並鼓動他們在台灣地位或南海爭議上捍衛中國立場。」

報告說，中共積極地想要影響分布在全世界的華人社群以及住在他國的中國學生與商務人士，「往往是透過限制他們的言論自由，以便推廣配合中共觀點的敘事」。報告又說：「質疑［中共］活動的學者與記者，就會遭到中國外交人員以及中國所控制的媒體所騷擾。」

因為害怕被貼上種族歧視的標籤，使得關於中共代理人在加拿大活動的討論非常受限。無可否認，我國歷史上曾有過種族歧視的法律和規定是針對將入籍的華裔移民和其他亞裔移民。對這段歷史所感到的愧疚，在公眾人物之間生出一種充滿戒心的態度，使他們避免討論加拿大多元社會中的單一社群，但這樣一來就將武器交給了中共影響力的代理人。我們可以看到，每當有人公開質疑我國對中關係，總會有憤怒的反應立刻冒出來，稱此種問題的背後乃是種族歧視。

但是把中共滲透加拿大一事看成種族主義，不但是錯誤，更是危險的。這並不是種族主義。這是某一特定政權在其歷史上的某一時期為了自身利益所編出來的故事。中共把海外華人看成一種可以運用並加以濫用的資產，不僅對一般加拿大人來說是威脅，對華裔加拿大人來說更是如此。當然會有一些華裔加人容易受到中華民族主義的吸引。但是絕大多數移民到加拿大來的人，只想以加拿大人的身分開枝散葉，其中有許多人是為了逃離貪汙腐敗、一心追求權力的人所伸出來的魔掌，他們就住在中南海四周的豪宅，鄰近著紫禁城，面對著天安門廣場。

本書並不是在描述一段末日傳奇——遠遠不是。隨著故事的推進，愈來愈清楚的是，雖然中國成功滲透與影響了加拿大生活方式的某些層面，在其他層面卻失敗了。這場在暗中進行的戰爭目前已知：中共操作起來最得心應手的場域是在它熟悉的中華文化圈，及其傳統附庸國的人民之間。相形之下，黨和它的特務在應付老牌民主社會，例如加拿大、澳洲、美國、西歐諸國，就時常進退失據。他們在西方民主社會中最好運作的情形，就是找到可以迷惑和收買的人。而要找到前蘇聯共產黨所謂「好用的白痴」，從來都不難。加拿大為中共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好用的白痴，包括政黨與政府領袖、基層政治人物、天真又驕傲的學者、貪婪又好騙的商務人士，甚至某些目光短淺、歷練不夠的記者。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為了替自己的貪念找藉口，便告訴自己，多與中共接觸，黨就會感受到加拿大價值的美好。一旦黨員們見識到自由民主政體帶來了自由與人權，他們就會迫不及待地推動中國走上改革之路。

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我們不要對中共及其代理人做出盲目的反應。雖然他們已經獲致重大成果，尤其是在竊取智慧財產、商用與軍用科技方面，同時也成功地在西方政界、商界、學界菁英眼中打造出大致良好的形象。然而加拿大與西方各民主國家的體制與民主文化，目前看來還能抵擋得住中共的攻擊。中共並沒有像它在亞洲與非洲的非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那樣，攻下加拿大與各西方社會的制高點。

但這段傳奇尚未完結，隨著中共的力量日漸增長，而且看來是一定會增長，加拿大等國就會面對北京政權施加的更大壓力，要我們接納他們的觀點與價值。未來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已經顯露出跡象了。美國自一戰以來一直是捍衛北大西洋與啟蒙價值的鬥士，然而其國內政治與社會的爭執不休所帶來的重擔，使得美國的影響力已開始衰退。歐盟原本是唯一能取代美國來推行自由價值觀的強權，我們卻找不到什麼理由可以期待它有意願或有能力在可見的未來去扮演此一角色。因此，華盛頓在國際舞台上所留下的空位無可避免地要由北京來填補。隨之而來的將是國際行事與國際組織的架構為了適應中共而予以更替或改造，但中共的價值觀當中沒有言論自由、尊重異議，以及最重要的，不接受法治至上原則。

在面對中共時，「法治」一詞十分重要。法治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者——不管是立憲君王、總統，還是議會政府——都必須對國法負責，同樣地，每一位公民也必須對國法負責。英格蘭的約翰王在一二一五年六月簽署大憲章，接受了此一概念，讓西方國家走上漫長的民主之道。但中共不接受法治也不接受司法獨立的概念。中共主張，黨的利益凌駕一切。只要事情牽涉到中共認為會有危險的議題，例如起訴它眼中的異議分子或是挑戰黨至高地位的人，黨委就會秘密商定判決，寫好劇本，交由司法程序在法庭中照章行事。既然中共治下的中國在國際對話中變成愈來愈有影響力的仲裁者，那麼它拒絕接受法治原則，對於所有與之貿易以及日益受其影響的國家來說，就會是嚴重的威脅。加拿大現在無法避開、以後也無法避開這樣的威脅；如今中共的代理人已經在我國展開行動了，這群人該怎麼形容呢，只能說：他們根本不把加拿大的價值放在眼裡。

〈控制思想〉

二○○○年代早期，中共愈發肯定中國將重新成為超級強權，於是它發展出一套普遍推廣的策略，運用中國語文及文化的吸引力，向外國人發動軟實力攻勢，特別是針對外國大專院校。當時的西方教育機構對所有的中國事物都迷得不得了。中國、中文、中華文化不只是那時候最潮的研究領域，慢慢地大家也發現了這些研究可以賺錢。在中國學生已經讓人榨取大筆國際學生學費之後，大學又開始挑戰能夠合法招收外國學生的比例上限。大學裡的專門研究所紛紛跟風搶錢。亞洲研究所開始蓬勃發展，裡面最強勢的往往就是中國研究。企管系所發現瞄準中國市場的業界急需協助，他們對中國市場抱持著極度誇張的期待，因此很願意出資贊助訓練機構。

中共看到西方學術機構已敞開大門準備好與中國合作。但北京想出的做法實在很諷刺，因為中國不久之前才結束了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戰鬥口號正是「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這場打倒偶像的大型狂熱運動裡面，最核心的就是要擺脫儒家的孔子所設計的封建禮教，正是這些規範讓中國兩千多年來在文化、政治、行政方面得以凝聚為一體。但中共明白，與西方世界打交道時，拿孔子出來當現代中國的守護神要比其他做法來得有吸引力，例如，至少比重新粉飾毛澤東僵死的意識形態，讓他變身為有模有樣的英雄強多了。

中共決定在全世界的大專院校與各級學校設立孔子學院的網絡。孔子學院將有中方教師提供漢語及中國文化的教學，同時北京也將給予足夠的補助，使所在機構認為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提案。孔子學院最早的試辦是二○○四年六月在烏茲別克的塔什干。試辦非常成功，於是僅僅五個月後的二○○四年十一月，第一所完整的孔子學院就在首爾設立。截至二○一八年初，根據主管孔子學院的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漢辦）公布，海外的孔子學院共有五百一十一所。其中有十二所孔子學院設在加拿大大專院校，三十五個孔子課堂設在加拿大的高中。

剛開始，表面上看來，孔子學院顯得無可挑剔。中國官員讓大多數孔子學院看來就像某些歐洲國家的文化推廣組織一樣，例如法國文化協會、德國歌德學院、英國文化協會。漢辦屬於中國政府的正式組織，在架構圖裡面是放在教育部底下。因此，漢辦與外國高等教育機構及地方教育主管機關簽訂協議，提供經費與師資給孔子學院、孔子課堂，看起來就像正當的教育交流計畫。然而，只要稍加研究，便能發現孔子學院的規畫乃是中共一項重大的國際宣傳暨間諜工作，只是表面上以文化交流的名義來加以掩飾。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經濟學人》引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李長春，他說孔子學院是「中國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後來的發展顯示出孔子學院遠遠不只如此。大部分的孔子學院都是中國大使館、領事館的間諜分支機構，藉此來控制中國學生、蒐集所謂敵人的情報、威懾異議人士。本書寫作時，孔子學院總部理事會主席是副總理劉延東，她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前也擔任過統戰部部長。理事會裡面還有其他中共高級官員，來自包括財政部、教育部、外交部，以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加拿大第一所孔子學院是二○○六年二月設立於英屬哥倫比亞理工學院（BC理工，BCIT）。開幕活動辦得十分浩大。加拿大方面的兩百位來賓包括聯邦級、省級、市級官員，時任英屬哥倫比亞副省長的雪莉‧龐德也出席了。中國代表團更教人嘆為觀止，領軍的是中共高級幹部暨教育部長陳至立。不久便有人提出質疑：BC理工的孔子學院到底在搞什麼。二○○八年初《溫哥華太陽報》教育新聞記者珍奈特．薛蒂芬哈根找到一些收據的影印本，是北京為了孔子學院交給BC理工的錢，總計約四十萬加幣。薛蒂芬哈根造訪位於溫哥華市中心的該院院址，發現「沒有什麼活動的跡象」，這是她在二○○八年四月二日的報導。「近期《太陽報》曾三度前往BC理工八樓，但標示為孔子學院的接待櫃台卻空無一人。其中一次，整個八樓空空如也；另一次，有些人正在上課，但這些課程活動全都是其他組織舉辦的。」BC理工副校長吉姆‧賴赫特接受薛蒂芬哈根採訪時表示，該校仍在整備中，以決定哪一種課程最適合希望進入中國市場的英屬哥倫比亞省民。報導引述賴赫特說：「我們的方向不在於數字要龐大。孔子學院真正的目標是在開設的國家、開設的機構以及中國之間搭起橋樑。」

當時薛蒂芬哈根在《溫哥華太陽報》有一個附設的網誌，她在上面闡述了心中對BC理工孔子學院的一些疑問。二○○八年四月四日她發文說：「曝光給我的收據大約有四十萬元，但總支出的金額可能更多。有人告訴我，孔子學院在那段期間〔自從二○○六年啟用以來〕以鐘點學程所招收的學生不到一百位。BC理工說其實人數比較接近兩百五十位，但這個數字包含了報名一日課程的學生，例如『一日速成漢語』。為什麼中國要花這麼多錢卻做這麼少？這些錢又是怎麼花的？我沒有答案，因為BC理工與北京簽訂了保密協議，與孔子學院相關的一切財報也都是機密。」

漢辦與設置孔子學院的機構所簽訂的協議確實有嚴格的保密要求，協議中亦有條款確保漢辦有權決定孔子學院中哪些主題是政治上可以討論的，而哪些是不可以討論的。協議裡的基本保密條款十分嚴苛，寫著：「協議雙方將本協議視為保密文書，任何一方所獲取或知悉關乎另一方的材料或資訊，未得另一方書面同意之前，均不得發布、揭露、使之公開，或容許第三人發布、揭露、使之公開，除非協議一方為了達成協議中所約定之責任，必須將上述材料或資訊予以發布、揭露、使之公開。」

制式協議裡面最詭異的應該是第五條，規定孔子學院開展的活動須符合中國和所在國的習俗、法律與規定。這一點在加拿大以及所有設置孔子學院的西方國家都不可能辦到。加拿大的法治以及《權利與自由憲章》所形成的社會基礎，和中國的情況毫無相通之處；在中國，中共並不接受法治，憲法則是一紙空文，要不要尊重憲法取決於政治上的方便。加拿大有些大學及學校開始認清孔子學院的真面目，就是因為此一條款所造成的衝突。愈來愈多加拿大學者及校務人員開始擔心，在他們的學校裡有這樣一所機構，將使學校在學術嚴謹及卓越方面的聲望下降。

就算孔子學院原本的真面目起初還沒有引起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的注意，等到英屬哥倫比亞理工學院這所加拿大在科技方面的頂尖院校也要設立孔子學院了，情報局無論如何都會開始關注。僅僅一年後的二○○七年二月，安全情報局已完成一篇報告，將孔子學院描述為軟實力代理人，要為二○○八年北京主辦的夏季奧運大作宣傳。該報告經過編輯後的版本由《加拿大通訊社》透過資訊公開法取得，並於二○○七年五月公布。報告說，孔子學院似乎主要在提倡中國語言及文化。「換言之，中國希望全世界對於中國以及各種中華事物產生正面的感受。中國要達成此一目標，就得讓眾人對中國產生一定程度的仰慕。正當學界還在探討硬實力──坦克、飛彈、槍枝等等──相較於軟實力的重要性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把軟實力視為同樣有用的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