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業女工失業、設計系畢業生無事可做：時尚界的勞動變化

編按：網購給時尚界帶來深刻的影響。從勞動的角度觀察，網絡商店的增加致使商業大街商鋪逐漸消失，曾在商業大街從事零售服務的女性因為職位的減少而失業，應網絡店舖而生的配送中心創造出的職位是低薪酬且低技能的，設計畢業生們亦不能倖免：工作漸趨零散化，甚至無事可做。這一切都反映文章作者所說的勞動降格（the degradation of labour）：勞動的低技能化。

作者／Angela McRobbie [1]

翻譯／lailai

原題：時尚界的「點擊取貨」[2]：勞動視角 Fashion’s Click and Collect: A Labour Perspectiv

對我們這樣的社會學者來說，將個人日常休閑活動變成研究項目很常見。我的例子發生在幾年前。當時是在某個深夜，我先是在約翰·路易斯 （John Lewis）[3] 女裝官網瀏覽冬靴，幾個月後，我又再次登上網站物色夏天的涼鞋。網購的時候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有時間去牛津街逛約翰·路易斯的實體店的話，在店內我可能一次最多只能看到三十款皮踝靴，而且這些鞋還不一定有我的尺碼。

但在網上，就算篩選掉不合意的顏色，我還能找到上百種尺碼齊全的靴子。只需輕輕在網上下單時點擊門市提貨，48小時內，我訂購的靴子就在霍洛威路的維特羅斯商店（Waitrose）[4]等著我。僅在全球眾多生產中心之一，就有如此多數量和款式的鞋子正在生產出來 – Anna Tsing稱之為供應鏈資本主義(supply-chain capitalism) – 這一切令我震驚。

規模日益擴大的「點擊提貨」似乎與線上時尚的轉向同步進行。不久前，即使你一整天都在商業大街上能找到的所有百貨商店裡流連，選擇也依然有限。新的購物系統也引發新的問題：千上百雙鞋子存放在哪、可存放多長時間、從倉庫發貨所需的物流系統又是如何。在很可能位於北英格蘭的倉庫，在機器協助下，鞋子被放在傳輸帶上，被送去打包和打上條碼，被裝上大客車，再運送到位於倫敦北部的一家維特羅斯商店。再接著，這個系統不得不納入人力：一部分人作為新的算法勞動力處理訂單；另一群人，則也許在其它地方，負責收款。

當時處於一個適當的時機，我手上的研究項目 — 關於在倫敦、柏林和米蘭的小眾時尚設計師的新商業模式 — 正在最後階段。這使得我們有機會進一步調查網購對城市創意經濟工作的影響，並把我們的研究帶到更廣的領域。

一位年輕有前途的設計師為了資助自己的品牌，可能持續數月或每周幾天在柏林的Zalando或倫敦的ASOS這類大型時尚公司的工作室裡做副業。或者由於軟件安裝和平台訂閱費用尤為高昂，年輕獨立設計師被迫考慮關掉實體零售店，就只僱個時尚科技程序員，而無需花錢聘請看店的店員。但不管是以上何種原因，很清楚的是，產業變化已然改變了整個時尚領域。

儘管時尚議題近來高調出現在新環境保護激進分子關注的領域，勞工行動者和學者依然不太重視時尚。時尚是短暫的、稀奇古怪的，不僅與女性特質相關，也和流行文化中的膚淺部分相關，這導致時尚在政治經濟中的角色更不可見，只有當發生類似2013年熱那大廈[5] 這樣巨大的悲劇發生時，時尚才引起關注。

歷史上，大多數時尚記者為了能在秀場上獲得坐席，都熱衷於與時尚巨頭保持緊密關係，而對批評絕口不提（在學術界，研究時尚的學者大多來自藝術歷史背景）。The Business of Fashion網站（簡稱BoF），一個近來獲得巨大成功的提供時尚新聞報道和分析的線上平台是以公司邏輯運作的，原本它的作用是作為給業內人士提供CEO跳槽動態的聖經，只在最近才偶爾增加了對一些有爭議話題的報道。

過去一年裡，BoF增加了與時尚軟件工程相關的新廣告，時尚軟件工程這一職業的出現，也折射出消費文化發生的巨大變化。現在被稱為「時尚科技」(fashion-tech)的這類工作，薪資特別高，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時尚科技為了解「勞動降格」中的決定性時刻提供了一個觀察入口。除了那些長期依賴妻子採買襪子、衣服和褲子的年長的男性公民，沒有誰會意識不到消費已經從櫃台後進行的零售交易模式正轉變成點擊提貨的模式。

最近幾年，在英國政治議題中，商業大街的消逝及相應的服務職位（大部分為女性從事的職位）的減少是政客們的燙手山芋。僅在2020年的第一個月，就有一萬名零售業工人失業，而在2019年一整年，這個數字約為85,000。

有四點內容值得注意。首先，隨著時尚產業內零售服務職位的減少，那些留下來的人的工作變得越發零散化，與以往相比，穩定的勞動力也越來越少。

零售曾是較體面的工人階級工作，主要從事者是那些具有市場前景技能的和參加過基礎管理職位的脫產學習（day release course）的女性。但今天，只需隨便到訪本地一家優衣庫，或去任何一間百貨公司的專櫃區，我們就能看到勞動力情況如今大不相同：等著開辟新的職業道路的畢業生、學生、選擇間隔年（gap year）的年輕人和六年級的學生都想著申請時尚設計學院。雖然學歷不好的畢業生還是能在零售業裡找到工作，但僱臨時合同工更便宜，所以（零售業）能為這類畢業生提供的工作機會日益縮減；同時，在零售業工作裡年長一些的工人，則不斷被解僱，從一條商業大街流動到另一條。

第二，被裁掉的女性無法在幾條街開外再次找到類似的零售工作。零售業方便通勤的工作崗位已經干涸，現在很難再找到。如今能找到的工作，條件和情況反而都很糟糕，這些工作要麼是零時工作（zero hours）[6]，要麼是在基本不需要專業知識的零售商店裡，這些都導致進一步的勞動降格。對那些在時尚配送中心[7]工作的人來說，他們的工作也同樣是去技能化（deskilled）的，他們在城市郊區的巨型倉庫裡，打包，堆貨，打碼。傳統上，一直是男人從事快遞服務。

第三，這樣的轉變意味著離開後福特主義的基礎原則。後福特主義發源於1970年代中後期的英國，其根本邏輯是通過擺脫昂貴的倉庫，避免庫存積壓，增加利潤。在即時交付（just-in-time fulfilment）和定制化生產出現後，衣服幾乎可以按照銷售時點情報系統[8]獲得的訂單及時生產；短期內，對高級時裝消費者來說這也意味著衣服變得更有價值。

新的「超越後福特主義」模式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其數碼模式的生產，在車間裡，數碼化生產的主要特點是物流（降格）勞動，時空擴展和加速（從集裝箱、貨船到白色的送貨車和自行車），重新回歸倉庫，依靠泰勒主義（Taylorist）[9]的某些最根本的時間和移動管理原則，數碼監控（由代碼控制）著從下至上各類勞動力。

第四，也是最後一點，是國家入侵數碼勞動領域。這一信號出現在幾年前，據媒體報道，英國城市的繁華區開始出現Doddle[10] 提貨點。英國就業中心（Job Centres）給依靠福利且照料學齡前兒童的媽媽安排工作任務，包括為因工作而無法在上班時間從附近Doddle提貨的鄰居代提貨，然後把貨放到自己家中，等附近的人下班後去她們家裡提貨。這些媽媽從每個代提包裹中獲得最多約50分的酬勞。

這樣的情況持續出現著，隨著統一福利救濟金（Universal Credit）[11] 的施行，從政治層面來說，如果這意味著英國從福利促進工作制（welfare-to-work）[12] 轉向扶持「工作享福利」（welfare-in-work），在配送中心裡低技能、低薪酬的工作與受制於各種條件的工作中福利（in-work benefits）聯系起來，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新的政治經濟？

點擊取貨經濟與快銷時尚產業鏈有關，快銷時尚的末端，有像ASOS和柏林的Zalando這樣的公司， 其終端有如Farfetch，及YNAP（前身是Net-a-Porter）。如果ASOS的成功在於抓住了青春期少女和那些想要在大學圖書館裡用有限預算訂購聚會衣服的大學生的心，那Zalando能成功登頂德意志交易所（Deutsche Börse），則是因為吸引了沒有消費習慣的德國男性。此後，Zalando持續擴張商業版圖，成了有成千上萬家時尚美妝品牌入駐的重要平台，最近它也為像阿迪達斯這樣的競爭對手提供運送服務。亞馬遜當然是站在這類服務之巔的龍頭老大，但在時尚領域，亞馬遜模式依舊無法應對一些重要的風格問題。

與硅谷經濟類似，許多這類公司現今無法盈利，他們瞄準的是金融化資本主義的期貨市場（futures markets）。Net-a-Porter曾籌到上千萬風險投資，但因為用黑色名牌車輛為有錢的客戶運送高級時裝單品，其資金管理不善導致了嚴重損失，直到該公司前CEO Natalie Massenet被踢走、跳槽到對手公司Farfetch（最新報道稱，Farfetch已募到兩億五千萬美元資金）之後，情況才有所改善。雖然一些報道擔心Zalando的運營策略過於擴張，但相對而言，它的金融狀況已經算是波動較少的。

從勞動角度看，要了解日常工作實踐，我們依然有很多東西要了解，不只在打包、打碼和快遞層面，也在於與之相關的整個新的勞動生態。

設計系畢業生通常與那些媒體藝術、攝影和平面藝術的畢業生肩並肩工作。對較高級別的工作職位，最近許多年裡Zalando一直在英國整個時尚和紡織專業裡挖設計師。我們的研究發現級別較低的工作大多是臨時的，一般是短暫的打零工，跟正在消失的時尚零售工作很相似。在柏林，我們看到時尚設計畢業生做著打包的工作，能往上爬的話，做的也只是給成千上萬在售中的衣服或鞋子寫三、四個詞的描述。Zalando在柏林也跟磁鐵一樣，吸引了許多app設計師和時尚生產者。在這個層面，我們看到，時尚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科技、工程和物流/算法勞動為主要增長力的知識經濟的一部分。

如果沒有穩定的投資資本注入，小型的時尚科技公司，包括那些為剛剛冒起的設計師或獨立設計師提供平台的時尚公司，很難存活下來（一家參與了我們研究的公司，Not Just A Label，最近離開了位於倫敦的總部，轉而去洛杉磯找了一個更便宜的場地）。同樣的，獨立品牌也面臨線上銷售這一艱巨難題，特別是與平台合作所需的支出和回報的問題（Farfetch收取所有銷售額30%的回報）。總之，雖然整個時尚產業規模如此巨大，但相應的有關這個產業內工作和僱傭情況的研究並不多。為了更多了解情況，需要社會學科和批判時尚研究的幾代年輕研究者來完成這個任務，否則我們不得不依靠BoF，《金融時報》偶爾的報道，和那些由管理學學科主導的教條式研究。

物流勞動？

至此，通過在全國各地配送中心裡存在的國家支持的勞動降格，我們看到工作技能降低普遍存在。從事這類工作的勞動者很少有機會能接受進一步技能培訓、提升或參加提高技能的脫產學習。需要做家務和照顧孩子的媽媽也許會選擇工作時間不定的彈性工作，但這樣的工作實際上甚至剝奪了上夜課提升自己的機會。低薪工作的新時代到來，導致女性的被束縛。這些大型倉庫常常建在失業率高的地區。技能較低，同時又無法搬離配送中心所在地的工人階級婦女會受什麼樣的影響，我們還難以下定論。

暫且，我們或許可以猜測，這類女性或將移動到低薪的社會照顧中心或去超市的收銀台工作。

對年輕的畢業生來說，隨著高端零售工作日益減少，競爭也越發激烈。我們發現對少部分參加了我們在三個城市的研究（倫敦，柏林和米蘭）的獨立時裝設計師來說，他們普遍要承擔各類風險，同時做幾份不同工作。在柏林，政府為微型時尚企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公共補助，減少運作良好的商鋪和工作室租金，但即便如此，僅靠從時裝設計工作賺取來的一份收入存活下去也是不現實的。在倫敦，獨立設計師的出路似乎只有那麼幾條 – 要麼與已成熟的公司合作，轉租，重新抵押貸款，教書，要麼搬去馬蓋特（Margate）或里斯本（Lisbon） – 不管哪條出路，工作者都會因要跟上時尚科技的快節奏而被榨干。

所有這些都導致工作從根本上被重新校准。即使僅從時尚這一個特定領域看，工作的重新校准可被看成是似乎無法被阻止的勞動改革。

內德·羅希特（Ned Rossiter）對數碼勞動的研究，使得我們注意到勞動的空間演變，這種演變把人力勞動重新放置在港口，站點和移動集裝箱。「物流控制生活，勞動和物品」。從女性主義角度來看，在傳統上是女性化的產業裡（比如時尚）工作的大量女性勞動力如何受這些變化影響？為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思考代碼的影響，思考軟件工程對各類勞動力的影響 – 從在越南的傳統工廠裡操作機器的工人，到因「點擊取貨」而需要徹底改變對時尚的想像的現在被稱為創意總監的設計師們。

批判性勞動政治認為應當要為那些在生產鏈末端工作和那些在零售業裡被裁員的工人提供提高技能和更好的工作條件和機會。而年輕一代的創意畢業生，他們要面對的是如何在組合型自由職業（porfolio career）[14]背景下，為有組織的勞工動員起來。

時尚產業轉變背後不僅以算法倉庫的幌子讓人們返回工廠車間，帶來新的勞動大眾化（massification of labour），更意味著在後福特主義發展出Lazzarato及其它相關後工人馬克思主義（post-operaismo Marxism）所設想的「社會大腦」（social brain），或「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前景不容樂觀[15]。

由算法控制的勞動降格如果不是徹底阻擋了、也至少是減少新的組織和反抗的到來。

註釋：

[1] Angela McRobbie是金匠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此篇文章是其2020年1月30日在由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大學舉辦的「Digital Economy and Spatial Refiguration」會議上的發言內容。

[2] click and collect ：點擊取貨，是指在線上購物下單後到就近取貨點/門市取貨的消費行為。

[3] John Lewis是一家英國高檔連鎖百貨商店。

[4] 維特羅斯（Waitrose）是英國連鎖超市，隸屬於John Lewis公司。

[5] 熱那大廈（Rana Plaza）制衣廠事故發生在孟加拉國薩瓦區，是孟加拉國死傷最嚴重的工業事故之一。2013年4月24日，八層樓高的熱那大廈倒塌，導致至少1127人死亡、2000多人受傷。

[6] 零時工作（zero hours）：指僱主僱佣員工卻不保證給其安排工作的合同情形，員工只在有工作要求時干活，需隨叫隨到，做多少工作拿多少報酬。

[7] 配送中心（Fulfilment centre），即電商的出貨中心，在顧客下單後承擔倉儲、揀選、包裝和出貨功能。參考網頁。

[8] 銷售時點情報系統（EPOS，electronics at the point of sale）指的是用於統計商品銷售、庫存和顧客購買行為的電子系統。

[9]泰勒主義（Taylorist ）：是指泰勒（Frederick W. Taylor）在20世紀初提出的科學管理理論，原則包括：1.管理的原則在於提高效率，2.指定工作定額，3.選擇最好的人等等。

[10] Doddle是英國一家物流公司。

[11] 福利救濟金（Universal Credit）：英國自2013年起在各地逐步施行統一福利救濟金（Universal Credit）。統一福利救濟金整合了包括失業補助金、租房津貼、低收入戶補助、兒童津貼在內的6項福利，利用新的計算公式，來決定能領到的金額。

[12] Welfare to work 指的是政府為暫時失業者提供福利，以此促進失業者找新的工作的政策。

[13] in-work benefits：welfare in work/in work benefits意思是你有工作，但工資低不足以生存，所以政府給你一些工作，讓你增加收入，參考網頁。

[14] porfolio career：同時做幾份不同的兼職而非一份正職，亦即零散化工作。

[15]譯者按：作者在批評lazzarato為代表的post-operaismo marxists所認為的後福特能發展出social brain和general intellectual的看法，她認為她們的看法過於樂觀。她覺得恰恰相反，算法勞動和勞動降格使得福特主義的原則，比如工廠，重新變得重要。

更多閱讀：

網站：https://squatting204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