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81：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李怡

2021 年 11 月 2 日

我認識許多仍然堅持追求理想、並且與人為善的共產黨員，他們貫徹對香港的「長期存在，充分利用」政策，但這樣的人經文革洗禮之後，那時就已經越來越少了。

前文提到我在文革後，開始了一個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有網友留言說：現在中國經濟成就有目共睹，打擊貪腐既打蒼蠅亦打老虎，脫貧也有成績，我是否應該再度去重新認識中國？

文革後中國發展至今的政治經濟狀況，與文革十年所造成的中國社會局面，實在有很大關係。可以說，文革締造了中國的今天。

由於不斷搞階級鬥爭，中國自1957年到1976年，全國職工20年沒漲過工資。1957年全國職工平均年薪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

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中國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出國考察熱潮，各考察團發現在經濟、科技、效率等社會發展上，中國已經遠遠落後於世界，例如，西德一個年產5000萬噸褐煤的露天煤礦只用2000工人，而中國生產相同數量的煤需要16萬工人；法國馬賽一鋼廠年產350萬噸鋼只需7000工人，而中國武鋼年產鋼230萬噸，卻需要67000工人……。

1979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低工資，對工人權利和環保都沒有要求，使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之下，成為西方企業設廠投資的樂園，這是中國經濟起飛的主因。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說：「沒有社會進步的經濟發展，只能使大多數人繼續貧困而讓少數特權者牟取暴利。」

所謂社會進步，主要表現在人民的權利和福祉的進步，所謂少數特權主要指掌政治權力者的以權謀私。中國經濟發展使大多數人的生活確有改善，但中國總理李克強在2020年說，中國有6億人每月收入低於1000元人民幣，在中等城市租房都困難。社會沒有進步還表現在人民的法律權利，自由表達權利日益削弱。所謂反貪腐，只看「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多少年都「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這幾年是連樓梯都不敢響了，因為有人公開舉橫額，要求官員財產公開，結果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官員財產不公開，充分說明人民處於無權狀態，經濟發展使少數人謀取暴利。

公務員財產公示始於英國，時間是1695年，距今已300多年。現在這已經成為世界文明秩序的重要準則，官員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多數國家列為犯罪。這是中國政治與世界文明差距的指標之一。

1971年後，因《七十年代》受周恩來青睞，香港出版界的高層藍真，中調部駐港高層潘靜安，新華社副社長祁峰，與我聯繫密切。我雖然後來脫離左派，但沒有因此否定這些領導者的為人。就個人來說，我即使到今天，仍然尊敬和懷念他們。他們當年對我執行的「掃地出門」措施，我相信這既反映中共從上到下各級幹部的思想觀念已經改變，又是「下級服從上級」的共產黨的鐵律使然。

前文曾經提到，1974年之後兩年，香港左派領導忽然對《七十年代》出版的每一期，都以極左意識挑剔一些字眼，後來我知道這是因為北京極左的文革派，與周恩來的官僚派的內部鬥爭，為了不給文革派找藉口，在港執行工作的中共領導，只好對《七十年代》每期審查。四人幫倒台後，在北京的中調部部長羅青長親自對我說，這樣的審查是不應該的。但我相信香港左派領導當時這樣做有保護我們的苦衷。

在文革的後幾年，《七十年代》儘管刊登了不少海外學者訪華的歌德文章，但我們沒有主動為文革派張目。這是因為在香港的左派領導，儘管在他們的黨營機構不斷搞政治學習，向員工宣傳極左思想，但並沒有向我提出要在雜誌中貫徹「批林批孔」「批鄧」「打擊右傾翻案風」等等極左意識。我那時會不時被派到廣州，在一個秘密地方閱讀中共的內部文件，也同調查部駐廣東的負責人見面與談話。那負責人隱晦地表示他對被毛撤職的鄧小平的尊敬和推崇，對當時的極左思潮不滿。

我認識許多仍然堅持追求理想、並且與人為善的共產黨員，他們貫徹對香港的「長期存在，充分利用」政策，但這樣的人經文革洗禮之後，那時就已經越來越少了。據統計，文革十年，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達230萬人，佔全國1200萬幹部的19.2%。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被審查的幹部有29885人，佔幹部總數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達75%。事實上，全國各級幹部，文革前只要掌有一定權力，都在文革受衝擊，被批判為「走資派」，過去的功勞和苦勞一筆抹殺。文革給他們的教訓就是：一旦失去權力，就連生存的權利都沒有了，因此一旦回朝掌權，就不要那麼天真去「為人民服務」了，最重要就是掌握權力，為自己服務。權力就是一切，「有權不用，逾期作廢」是專權體制的最高法則。

這是文革帶給全中國人的最深刻教訓，也是隨後帶來的幾十年經濟政治體制變化發展的主要原因。

（原文發佈於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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