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害怕自己忘记，所以我决定写下来

今天是2023年6月22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四，距离中国大陆宣布“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已经过去了202天。在这过去的202天里，我关于2019至2022年这三年的抗疫记忆逐渐在模糊——人总是回避痛苦的记忆。为了不忘记这份痛苦，为了不让自己也成为面目模糊的麻木的群体之一，我决定写下来。

以下内容全部基于我本人的亲身经历，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请辩证阅读。

应该是2022年11月的某一天，请原谅我无法清晰地回忆起是哪一天，也许我翻看电话记录能够回忆起来但这对我将是极端的折磨。不过，我记得那一天大概是在乌鲁木齐大火后的一周，我决定从学校返回家中看牙。我的学校在省会城市，而我家是省内的一个小县城。请不要疑问为什么我不在省会看牙而选择回家，因为那时候的我还对小县城的牙医很信任，不知道他们原来可以变成那么面目可憎的样子。

从省会城市坐上大巴车开始就被要求扫码申报，我平静地接受了——抗疫期间不扫码基本不可以通行；大巴车刚进入小县城，就被防疫站拦下，要求所有人下车做核酸，我平静地接受了——抗疫期间特别是后期不做核酸也无法通行，做完核酸后一位中年妇女要给我贴上“已核酸”的标签，我感到不舒服很快撕下来。到家吃过晚饭和父母聊几句天后，我也预备着休息毕竟明天一早要去看牙。

我刚坐到床边，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给我打电话，出于对本地号码的信任，我接起电话，哪里知道对面劈头盖脸就是一番审问的话“你是不是某某某，把你回家的一切行程交待出来！”。我心里困惑只说“你是哪位？”他不答反问“你不用知道我是谁，把你的行程说出来就行！”这种黑社会式的发言让我大惊，但我还是坚持要询问对方的身份——知道我的个人信息已经是很奇怪了，怎么要像审犯人一样问我。对方见我不愿意说信息，在电话中高声对我说：“你拽什么？！你不配合是吧，不配合我把你电话移交到公安！”我一听这话，心里更害怕，老老实实交代了我的一切行程——请原谅我的懦弱，对于一位刚20岁出头还没见过中国社会真面目的人来说，我觉得我前期的抵抗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这通电话结束，我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他会不会把我的档案移交公安？警察来家里找我怎么办？不能回学校了怎么办？那一晚我夜不能寐，在惊惧中看着天空渐渐发白。

第二天，我强打起精神去看牙。可当我走到诊所的时候，迎接我的不是前台护士小姐的笑容，而是一张冷冰冰的登记表。护士小姐看到我是从其他城市返回后，拒绝我的进入并让我回家自我隔离。我感到荒唐，给医生致电，医生从诊间出来也拒绝了我的看牙要求。请原谅我不知道怎样描述他们对我的态度，绝不是单单拒绝那么简单，而是对待过街老鼠的态度绝不肯让我污染他们绝对无病毒的诊所。我气愤，致电本地政府，得到可以进入的答复后再次与医生对峙。他依然表现出强硬的态度，重重地关上诊所的那一扇玻璃门——也关上了我对家乡的任何幻想。原来小城市的宁静、详和都是表面的假象，真实的小城市是赤裸的威胁和一刀切式的拒绝。

自从乌鲁木齐大火之后我一直处于压抑、焦虑、恐惧、紧张的情绪之中，这次回家的经历让这些情绪达到了顶峰；再想到无期限土皇帝般的连任，我政治抑郁了。我认为我所遭受的事可以算作某种意义上的政治迫害，即使与其他政治迫害比起来是很轻微的程度，但是我天生脆弱又敏感，对痛苦有很强的感知力。

从2022年11月的某一天开始，我对我的家乡再也没有了任何留念——那里不是家。

不要在此处停留，请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