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畫筆下的心境 ——1989年六四事件后，李怡对黄永玉的一篇人物报道
以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李怡，原始内容的来源（PDF）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九十年代》周刊的第239期。2022年10月李怡去世后，2023年6月黄永玉也去世了。因为非常敬重他们，也感到这篇访谈极有意义，所以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OCR识别+手工校对了它，整理了纯文字版出来，方便更多人阅读。（全文见后，为尊重原文，没有转为简体字）
这篇报道对今天的我们尤其有意义的是，可以看到1989年已经六十几岁的黄永玉在决定旅居香港时，也曾是多么迷茫。明白了他当时的心境，再去看已至暮年的他后来三十几年里的辗转，也能体会到表面的潇洒背后又是怎样的苦心了。
而且这也是他的自传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不会写到的那部分故事，读过后，也会帮助我们把“序子”的人生拼得更加完整。
黃永玉：畫筆下的心境
李怡
他是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六四以後他含悲帶憤地畫了很多有深刻政治含意的畫。「我爲什麽是這麽一個態度？我今後怎麽辦？」黃永玉談他今天的感觸，也回顧過往……
「六四」前後，去年開始在香港定居的著名畫家黃永玉，在報上發表了好幾張含悲帶憤兼諷罵的畫作。其後，他的感情轉往深沉，以畫他擅長的荷花來寄托他的思緒。一幅「六月之夜」，荷花淌下的竟是晶瑩的血水，他自己說，「我像在畫一個神主牌位。」一幅「雛荷圖」，畫上題字寫他在「電視節目見記者訪問一戴眼鏡小女子，其貌清秀，其言哀側委婉，其勢則萬夫莫當，生命之莊嚴於此可見……」他寫的這個電視鏡頭我已不大記得了，但黃永玉卻一直記着，他說，這個小姑娘對記者說」「我很不安，我怕回到十年二十年前的生活裏去。」她是為此而絕食的，從這小姑娘身上，我們怎麼看到是動亂，是要推翻共產黨的激烈的行動呢?
何日夜而忘之
在這兩幅荷花前，我像見到畫家創作時的悲苦的臉。而另一張「哀郢」，就更令人震撼了，全身紅衣的屈大夫撫地痛傷，狀極感人。畫家畢恭畢敬地把屈原的《哀郢》全文抄下來，我也一個字一個字地重讀這首詩：「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曼余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相信《哀郢》必就是畫家在六四後的心境了。
「胡耀邦在世的時候，我正在大陸，屈原這幅畫是當天打下的小稿，但想法、構思、情感都不完整，六四以後，我在香港，把感情放下去，覺得要把整首詩抄下方行，於是完成了這幅畫。」
除了悲戚，這段期間黃永玉的畫作還充滿了憤感與嘲諷，他畫了好幾張鍾馗，但新作的的鍾馗都是不捉鬼的，畫題用廣東話寫着：「人哋（人家）罷工我罷捉，捉點小鬼算什麼，而家（現在）大鬼追返我，從來未見鬼咁（這麽）惡？」黃永玉說，「我年年畫鍾馗，但現在覺得無聊，發生了這樣的大事，你捉點貪污之類來開開刀，有什麼意思？鍾馗是捉鬼專業人士，現在連鍾馗也饒不了，大鬼追起鍾馗來了，以前我畫鍾馗都提一把大刀，現在他的刀是一把小刀。」
另一幅「天生一個張之洞」，是黃永玉知道他的好友黃苗子安全離開中國、前往澳洲之後畫的，在這幅畫里寫滿了打油詩，黃永玉信筆寫來，邊寫邊塗邊改……。像這一類的漫畫型的國畫，這段期間他畫了很多。
我特別註意那幅「愛護國家財產，不能打破水缸」的畫，這幅畫取材自司馬光打破水缸救人的陳年故事，卻反其意而用之，古代司馬光為了救人而打破水缸，現代中國卻為了愛護國家財產，任由人在水缸中淹死，畫家在這個階段對現實的體味反諷，真能發人深思。
四六年，初臨香江
在旭和道黃永玉的家中，一邊看他的畫一邊聽他談他和香港的緣源。
他說他第一次來香港是一九四六年，那時抗戰剛勝利，香港人跡稀少，他來這兒找工作一直沒找到，於是就去了福建，在南安國光中學教書教了半年，然後到上海了。
上海正值「反肌餓、反内戰」學生運動輿起，民主進步的浪潮洶湧，二十三歲的進步青年黃永玉，一下子就投身到全國木刻協會的活動中去了，木刻協會當時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所領導的，通過木刻活動，配合學運反國民黨，爭取民主。參加木刻協會的青年木刻家都很窮，往往三天才吃一頓飯。開一個展覽會，開完以後大家說，我們去吃一頓西餐吧。那時的俄國大餐是八毛錢一頓，吃完後，大家說下一屆明年展覽以後再來吃吧，後來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呆不下去的原因不是受國民黨的政治追害，是沒有飯吃。
黃永玉形容自己當時雖不是共產黨，但自己以為是共產黨，以為自己很了不起，而且認為自己若被敵人抓走是不會投降的，刻傳單時，窗子都用毯子釘起來。「後來有些地下黨的人告訴我，你不釘毯子，人家還不知道，你釘了毯子等於叫特務來抓你。」黃永玉嘲笑着自己年輕時的「左得可愛」。
國共和談破裂，上海的左派報刊一家家封了，無法謀生，黃永玉就應另一個畫家張正宇的邀請，去合灣編一本畫冊，每月所得的酬勞只夠吃飯。最後，張正宇發現屯積起來準備印畫冊的紙，因為漲價，如果不印的話比印出來還值錢，所以就不印了。就在這時候，黃永玉接到通知，國民黨會來抓他，於是他立刻坐車到基隆再乘船來香港。他說，在國民黨治下，他被當作共產黨，在共產黨治下，他也一度被當作國民黨，其實他什麼也不是。
「左得可愛」
一九四八年初夏，黃永玉又來了香港，住在荔枝角九華徑，那時，進步的文化人南來香港，沒有家管的人多住砵蘭街勞工子弟學校，有家眷的就住繙譯家樓適夷在九華徑的住處。
黃永玉起初給大公報寫稿，後來新晚報辦起來他就在新晚報拿薪水，每月拿港幣一百五十元，另外他又在黃墅主編的《長城畫報》拿一百五十元。後來他給長城影片公司寫劇本，寫了一部《兒女經》，是石慧的第一部戲。「我沒有用我的名字，」黃永玉說，「那時我認為自己很左，很神秘，不能用真名，所以用了一個筆名『黃笛』，認為自己應該隱姓埋名，以利工作。」他用自我調侃的語調講他青年時代的事。
更「左得可愛」的是，五十年代香港大學有一位能講中文的英國文學教授會找黃永玉，告訴他哈佛大學有一批中國的民間年畫，沒有人懂，想聘請黃永玉去哈佛工作。黃永玉認為這是對他的政治立場的考驗，他回答說，「第一我不懂英文，第二現在抗美援朝，我們要打美國鬼子，我到你那兒工作乾什麼？」那位老先生客氣地說，「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囉。」現在想來，黃永玉覺得當時的想法真太簡單，而且左得不得了，「其實不去也不要罵人嘛！」他說。
回歸祖國
在香港從事左派文化工作，乾得好好的，為什麼囘大陸去？是什麼時候囘去的呢?
一九五三年。黃永玉說，那時候，他認為若再不囘去他在藝術上就沒有出路了。
有兩個人寫信勸他囘去，使他下了決心。
一個是雕塑家鄭可，他曾在法國十多年，戰後在香港的工廠當經理，很有事業基礎，但在一九五一年囘大陸去了。另一個人就是著名作家沈從文，沈從文寫給黃永玉的信實際上在訴苦，但同時又說，我在受苦，這不要緊，我們擺脫自己來看中國共產黨，看新社會，真是從來沒有過的，這麼講工作效率，這麼廉潔，這麽樸素，這麼好。他還說，他手邊有幾十萬件文物，值得他投身進去研究。
沈從文是黃永玉的表叔，他在北平易手前夕寫信給黃永玉還說自己准備含笑上絞架的，現在他給黃永玉寫來這樣的信，擺脫自己去看問題，黃永玉想，那一定是很客觀的了。
囘北京以後，就到了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因為看過許多黃永玉的木刻、畫作，以為他是五十多歲，見到他說，怎麼這麼小呀，方二十八歲，給你當個講師吧。沈從文為此很感抱歡，他認為應該給黃永玉當個教授、副教授的。黃永玉卻說，當講師對我來說已經太好了，我怎麼能當講師呢?
一頭栽到新中國的藝術工作中，黃永玉非常積極地工作，刻了有名的「高爾基像」。
兩年後，就有人叫他入黨了。入了黨沒有呢？黃永玉說，他寫了入黨申請書，可是人家看了就覺得好笑。他的入黨申請書上說，他以前一直跟黨做工作，刻木刻，為黨的事業有許多建樹，「我怎麼不是共產黨員呢？我早就應該是了。」寫這樣的一封信，「簡值是笑話！」於是，入黨也入不成了。再過了一兩年，夏衍跟美院的黨組織說，黃永玉為什麼還沒有入黨，黨的副書記告訴黃永玉，「我聽了正磨拳擦掌地准備入黨，結果反右了，這個黨委副書記做了右派，於是入黨的事又泡湯了。」黃永玉這麼說。
反右，那是一九五七年。回大陸四年後，黃永玉想入黨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大躍進時要交心，問過我的入黨動機。那時我有新的認識，不再認為自己早就應該是共產黨員了。我坦白說，我的動機是，我入了黨就不受欺負了。我感到生活很可怕，入了黨我會有安全感。」黃永玉這麼說當然就受到批評了：你以為共產黨是欺負人的嗎？你入黨是要欺負別人而不被人欺負嗎？黃永玉連忙解釋說，「不是這意思，我入黨就心里感到安全，不怕了。平常我真是很害怕的。」
當然，這種想法黃永玉現在也否定了，因為那時候他看到每次開會時大家都看着黨員講話，於是他感到黨員都是罵人的，可一點也不知道黨員在支部開會時也照樣挨駡。
大風何其威嚴
五三年囘國，首先是肅反，然後是胡風事件、反右，一連串的運動，似乎都沒有觸及這個自由主義的畫家，直到文革方出事，是什麼原因?
黃永玉近年被他的好友問到這問題時說，「你們太傻，我狡猾。」另外，他認為歷次逃過大難的原因一是機緣，二是對他從海外囘歸的照顧。怎麼狡猾呢？黃永玉說，比如反右已開始露出苗頭了，開會時卻還是叫大家對黨提意見，黃永玉就說，我很有意見，早就要講了，我們美術學院的樹，很多讓蟲咬了，為什麽我們不用點消毒藥水把它灌一灌，把樹保護起來？講完以後他就帶學生封森林去畫畫了，因此他既沒有機會「放毒」，也沒有挨批。
文革前的幾個政治運動，黃永玉都沒事，但作為一個藝術家，他也心煩，因為要跟着去開會。實在受不了，只好老是說謊，說不舒服，裝病，其實在家里看書。所以一有運動，他就在家里讀書，而且是有系統地讀，一個階段讀一批大書，關於自然科學的、地質學的、動物學的，什麼都讀，他說，「現在你要我講地質學，動物學，我真可以給人上課的。」然後就是畫畫，畫一些他自己在大小會上交代、批判過的畫。
到文革，他就逃不過了，挨過打，游過街，關在屋子里挨鬥，下乾校種稻子三年，各種苦頭都吃過，各種凌辱都受過，然後大家都沒事了，他還有事——就是黑畫事件，黃永玉被列為榜首，他的一幅一隻眼開一隻眼閉的「貓頭鷹」，被江青指為「別有用心」，在一次「黑畫展覽」中，排在第一位，後來人稱黃永玉為「黑狀元」。
「黑畫展覽」已到文革末期。毛澤東對此有批示，並因此而使四人幫饒過黃永玉。毛的批示說：墨畫的怎麼能不黑呢？大潑墨嘛！對我來講，貓頭鷹就是一隻眼睛開一隻眼睛閉的。這個畫家懂得這情況。
對文革際遇的好與壞，黃永玉表示，「真是很難說」。比如文革開始時，因為他寫動物寓言，被揭發批鬥，當然是壞事。但如果不批鬥他，他就會參加一個戰鬥隊，「那就完了」。又比如說，江青批他的貓頭鷹是「黑畫」，說不定還是他的運氣，因為如果反過來江青喜歡上他的畫，他會怎麼樣？他會很高興，有機會畫畫了，會感到安全了，孩子也不倒霉了。如果江青要他去當個文化部副部長，他也只好去做，而最後恐怕還是會被江青刷下來，因為他這個人講人情，對人總是狠不下心來。
「一次吃飯時，廖承志問我，你說說看你怎麼跟四人幫鬥爭？」黃永玉說，「我說我還敢眼他們鬥爭，我頂多不求饒就是了。廖承志說，不求饒也不簡單，我說那就太起碼了。」
我想起他的那幅大畫「大風歌」，畫上的題字是，「世人多詛咒牆頭之草而不敢深究草搖擺之因由根源大風，大風何其威嚴若是。」這幅畫里面也有一株不倒的荷花。但是，充滿人性的黃永玉在這畫里表達的不是不該詛咒墻頭草，而是更應該敢於去詛咒何其威嚴的大風。
「風真的太大了，沒有辦法，」黃永玉感概地搖着頭，「李怡，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毛堂大畫：只想快點完成
四人幫垮台後，黃永玉被選中去畫「毛主席紀念堂」的大畫。當時很多人都想畫，而黃永玉自己說他其實是不想畫的。一天晚上，要各個畫家出稿子。有的畫梅花，有的畫松樹，黃永玉就在長長的一張紙上，畫一條弧缐，表達地球，然後是長江，黃河。「我的想法是更觀念一點，結果政治局常委選上它了。」
你自己喜不喜歡這幅畫呢？
「九米高，二十七米長的一幅畫，畫了一年。開始時是喜歡的，畫到後來就累了，只希望它快點畫完。」黃永玉說，「因為每禮拜二要送中央審查，一下子哪一個領導講一個意見，就要從頭來改。自己畫畫，自己做主人哪有這個問題？所以弄到後來就疲沓了，倒胃口了，完全沒有創作的快感。」
接着，黃永玉說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大畫完成後，一個報館的記者去訪間他，問他「這麼大一張畫，你畫的時候心里想什麼？」黃說：「我沒想什麼，想趕快把它畫完。」記者問，「你再想想看，你有激情沒有？你的激情的落腳點在什麼地方？」黃說：「落腳點就是色彩，筆觸，就是把它畫完。」記者說：「不，不，你再想想看……」黃說：「你不要問我啦，你要我說我心里想毛主席是不是？根本沒這個事，我一邊想他一邊還能畫畫嗎？」
說到這裡，黃永玉就說，三十年來，他也必須跟着叫「毛主席萬歲」，但每叫一次都臉紅，實在是不好意思。他想，何必呢？其實不這麼做多好呢！人不能這麼簡單嘛，怎麼能滿足於人民這種簡單地叫你萬歲口號呢?
「我原來以為他們都是很懂馬列的，而馬列之深奧又是我一輩子學不會的，因此他們說一句我信一句。後來才知道他們其實都不太懂，也不讀馬列。我以為他們很有東西，原來他們不行，沒有東西。這一覺悟，使我對很多事都注意起來了。很多人說一個藝術家早就把許多事情看清楚了，還說我怎麼先知先覺，其實沒這個事，也不可能。我實際上懂一點政治是很晚的事。」
殺了人，性質就改變了
去年重囘香港定居，黃永玉並沒有放棄他在北京的家。他仍然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他在北京的住處，還有許多畫，自己的，其他名畫家的，這麼多年積的錢還買了一屋子的古董。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活、文化活動，他都有所參與，今年四月，他還去北京開全國政協會議，回來就發生「六四」事件。於是畫家以悲情的心情，不停地畫畫。為什麼要畫這些有那麼深沉的政治含意的畫?
「人從是非觀念出發，作出判斷，往往只是一剎那，因為是非是太清楚太簡單了。」黃永玉說，「若仔細琢磨自己的利盆，那就不是一剎那間可以決定的了，要想好幾天，往往也下不了決心去做。」
作為一個政協委員，跟中共的一些領導人又有蠻好的關係，三十多年活躍於中國的文化圈子中，黃永玉為什麼在「六四」以後就因為這一剎那的是非觀念而畫出這些畫來呢？
「晚上我常常問自己，」黃永玉說，「這麽突如其來的一件事，我為什麼是這麼一個態度？憑政治嗅覺？憑政治傾向？我想不是。從我的一生來看，我好像不是把政治放在前頭的。三十多年好歹我也在大陸生活了，同一些領導人的關係也不錯，大陸的人對我也很好。我想我的出發點就是情感和良心。」
黃永玉談到四、五月間他在大陸時對學生游行有兩種看法，一是不要緊，學生游行沒什麼關係，另一是覺得學生這麼搞來搞去，搞到戈爾巴喬夫來了也還在閙，這麼做不好。對一些問題，比如貪污、腐化，他說他也討厭，但可以慢慢改正，現在已比四人幫的時候好多了，只是還不夠好。因此，黃永玉自承並不完全站在學生一邊，對一些老一輩的領導人，他還是尊敬的。
但是，殺了人了！黃永玉說他的腦子里就發生了「性質的改變」。對中國的老一輩領導人，過去是終身都交給他們的，前前後後的情感都交給這個政權的。文革時與這些領導人一起受苦，常比作與他們是同命鳥。七八年前黃永玉去美國，有人叫他留下來，他說，「我們做朋友也不能是朋友窮了就不做朋友了，我跟鄧胡趙這些領導人是同命鳥，是共過患難的，好不容易才把局面弄成這樣，我怎能不囘去呢？」
「良人者，終身所託者也，今若此。」「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黃永玉曾向中共政權寄託終身，今天卻有了「終身之憂」。
「殺了人了，殺了人間題就多了。現在我要怎麼去揣度你呢？你是怎麼一囘事了？如果我是李鵬，不但可以不殺人，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把吾爾開希那幾句話對付過去。很普通的話嘛，你生什麼氣呢？如果周總理、葉劍英、陳毅活着，這三個老人家會這樣乾嗎？當然不會。」
外國不願去，祖國不想回
「六四」對黃永玉的生活有什麼影響？他今後會在哪里生活呢?
「殺了人以後，我不知道怎麼辦？」黃永玉說。
他現在是香港居民，但如果要到外國去，那麼到許多國家都是可以的，事實上也有好幾個國家邀他去。「但是，的的確確，我要問我自己：我為什麼要去呢？我離開了自己的國家、土地、人民，我活下去有什麼意義呢？在外國，我的精神生活不行，物質生活也不行，誰認識你？我怎麼辦呢？我已六十多歲，還能像年輕人那樣拼，那樣去適應嗎？」
像過去一年那樣，以香港為居留地，卻常回大陸，以大陸作自己活動的舞台，行不行呢？黃永玉說：「我現在囘去，見到每一個朋友都那麼害怕，那麼緊張，我囘去乾什麼呢？正如《哀郢》所說，老百姓這麽苦，祖國遺麼可愛，但我怎麼囘去呢？外國我不願意去，祖國我不想囘，吾將為赴？」
所以，黃永玉決定留在香港等，等七年，看九七年之前中國有沒有轉機。
說到這里，我們二人都沉默了。我不知再問他一些什麼，他也不知道還要談些什麼，我們都為那句「吾將焉赴」而靜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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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玉生於一九二四年，是湘西鳳凰縣土家族人，早年以木刻版畫著名，其後則作多種當試，而以國畫及漫畫獨具風格。一九八六年以繪畫藝術成就而獲意大利政府頒授「騎士勵章」。除繪畫外，黃永玉又常作詩和散文，詩集《曾經有過那種時候》獲一九八三年「優秀新詩獎」一等獎，近日出版有雜文集《吳世茫論壇》。黃永玉嗜烟斗，養狗，看書，聽音樂，繪事中更常有自娛而不供發表的諷世之作。黃健談風趣，博學多聞，與他聊天真是一件賞心樂事。
《九十年代》月刊 1989年 第239期
一点补充信息：
会查到这篇文章，起初是因为我在香港电台1997年拍摄的一部关于黄永玉的纪录片中，看到了那副他在1989年胡耀邦去世时创作于故乡的《哀郢》。当时印象很深，却发现这幅作品在网上几乎看不到，只有李怡于2022年发表的一篇关于黄永玉的回忆文里曾经提及。后来在我找到的另一篇李怡的文章中，也看到他再次提到这幅作品，并说起曾在《九十年代》周刊上刊出过。
于是我这才去找了最初刊发这副作品的《九十年代》过刊。很幸运地发现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是开放查阅电子版的，而且居然不仅有这幅作品，李怡还写了一篇这么有深度的人物报道！隔了三十多年后来读，依然让人十分唏嘘，也非常值得更多人阅读。PDF版肯定不利于传播和检索，所以就冒昧整理了文字版，但因为个人能力有限，文字版里恐怕仍然有些错字漏字，还请各位见谅并指正。
黄永玉的相关纪录片也可以在YouTube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