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55：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2021 年 8 月 31 日

1967年前，儘管大陸來港的難民潮不絕，儘管左派仍然受主流社會排擠，但左派在各行各業，大都努力融入香港社會，而香港多數人對左派也不抗拒。左派與香港人的這種關係，以後再也見不到了。

Ann 推薦我去看日本電影《偶然與想像》，這部由三個短片組成的電影，其中第2部「門常開」，讓我想起了幾十年前的一段趣事。

話說六十年代有一次好幾位著名的流行作家在一起飲茶，座中有高雄、金庸、葉靈鳳等人，高雄講到寫報紙連載文章，他說，凡是寫某方面的題材寫得出色的，本人在現實中那方面一定是最不行的。寫武俠小說最好的，一定不會武打；寫愛情小說的，在愛情上大都失敗；寫色情小說的，性方面一定沒有什麼經驗；寫馬經的，賭馬輸較多；寫股經的，在股票投資上大多損手。他也自嘲寫經紀拉、寫石狗公，自己絕不懂得營商。在座作家們都笑了，具體想到每一個人，好像也真是這樣。

高雄頭腦敏銳，反應極快，對世情觀察入微。擅長寫某種題材的作家，之所以寫得天花龍鳳，正是因為現實上不在行，只略知一二，才有超越現實的想像力。讀者也愛看這種充滿幻想之作。不過超越現實卻並非沒有現實意義，相反，將現實昇華再從幻想中演繹出來的道理，可能更真實地反映人生，使讀者有所感悟。當然對流行作家來說，想像力的重要性在於吸引讀者追讀下去。

日本電影那個「門常開」故事，寫的就是一個在小說中有極露骨色情描寫的作家教授，實際上完全沒有性經驗，既在女色面前難以抑制自己、又對誘惑他的女子感到恐懼，為此而要保持「門常開」。

香港五六十年代出現報紙上的流行文化百花競艷，主要原因一是大陸風雲變幻，驅使許多具文采和頭腦敏銳之士聚集香港，為各報提供寫手，原因之二當然就是言論自由，設若有黨官來審查武俠小說的招式是否合科學，言情小說是否誨淫，社會小說會否醜化政府或公眾人物，那麼作家就無法寫，報紙也沒法辦了。

當然，更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穩定。1949年中共就制訂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對港英在香港的施政、管治，絕不干預。這政策由長期負責和關注香港事務的官員執掌，極少由不懂港澳的共幹調任。

1965年七月，我受邀參加一個出版界參訪團。這是對左派機構資深員工的獎勵活動。團員約40人，所有交通食宿費用全由大陸招待。在北京，我們聽了幾個關於國際形勢和港澳關係的報告。我那時的印象是：報告者知識豐富、分析到位、對國際和香港有較深入了解。如果說這是「洗腦」的話，以我當時的見識，是被洗了一次腦。那時作報告的人，絕不是後來一些強詞奪理、自相矛盾的為中共講話的邏輯盲可以比擬。當時負責港澳工作的最高領導者廖承志宴請了參訪團。他講廣東話，語言生動，他說代表搞港澳工作的「呢班友仔」，慰問各位員工，他說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是不變的，因為要從香港取得外匯，「有利可圖」，希望大家為了祖國繼續忍受低薪的奉獻。

以當年英國在戰後的國際地位來說，如果中共對香港多所干預，英國人可能索性把香港雙手奉還，無謂背這個沒有什麼利益的包袱了。當然，後來香港人多了，香港在亞洲的地位受到重視，又當別論。據知，在1965年時，中國的外匯仍然有70%從香港取得。因此，無論大陸的施政怎樣多變，中共對香港的政策仍然不變，直到1967年。

不僅不變，中共還不斷要求香港左派機構「融入社會」。當時左派流行一個口號，叫「社會化」，要求女員工扮靚，塗口唇膏，穿花衫，要高層主管與同行打麻將交流感情。

新聞界中的《新晚報》可以說執行「社會化」的表表者。它從1950年創刊以來，就依仗報館眾才子的實力，並放手向外邀稿，而暢銷一時。高雄的「石狗公自記」，葉靈鳳的「霜紅室隨筆」，酩酊兵丁的打油詩，「無牌議員」（王兆均）的怪論「橫眉語」，以及在1954年藉社會新聞抄熱的吳陳比武，而推出先梁羽生、後金庸的新派武俠小說，帶動各報副刊潮流。

左派電影界的長城、鳳凰、新聯，也聯合其他電影同業，不受大陸的左傾思潮干擾，拍出香港人喜聞樂見的賣座電影，擁有一批紅星。

我那時是左報副刊的作者，與《文匯報》副刊的吳羊璧在閒談中，講到想辦一份在媚俗與一本正經之間別樹風格的年輕人刊物，取名《伴侶》，1963年一月一日創刊，定價五角。畫家王鷹是合夥人。我徵求左派出版界領導人的意見，他表示在印刷發行上予以支持。創刊後一紙風行。

伴侶雜誌在1964年編輯出版《香港影星年鑑》，彙集當時全港414名影星的照片和簡歷，封面是當時四紅星：林黛、夏夢、尤敏、李麗華，現四人均已作古。

（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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