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号召：全世界青蛙，联合起来！

夏伦茨

自由撰稿人，编辑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自述中洋溢着愉快的情绪，他的学术生涯不乏困惑，但总是生机勃勃，与自身生命相关。他乐观、自省，富有同理心，总能从见闻中取得令人心悦诚服的启示，满足自己好奇心同时，也在试图令世界更好。

在安德森坦诚的追忆中，读者可以领会他诸多优良品性的来源；这个个体兼容了坚定、自信和柔软，他与学术和时代的关系，又呈现出一些历史进程的侧面，诸如美国大学的刻板化，区域研究兴起，“想象的共同体”产生和“东南亚”的建构。

那些独特的故事与今天存在着紧密联系。“东南亚”这个词汇，也许可以启示对“亚裔美国人”的认识，形成于1960年代的后者内部包含着超过20个族群。平等，在亚裔美国人内部和相对于白人、非裔、拉丁裔等他者时分别意味着什么，这个词汇本身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动态的。安德森的经历始终在强调：对于世界，我们不应该只有单一的认识框架。

无处不在的“椰壳碗下的青蛙”心态

安德森在中文世界流布最广的著作，当是探究民族主义起源的《想象的共同体》。他以固有的诙谐思路谈及，自己“欠缺暴君苏哈托将军一种奇怪的恩情”。1972年，他被苏哈托政府逐出印度尼西亚，直到其1998年倒台才得以重新回到自己原先的田野工作国度。詹姆斯•斯科特与安德森同病相怜，因为缅甸军方禁止外国学者入境，他被迫专心研究马来西亚。

这意外地激励了安德森的多元视角，1974年到1986年研究暹罗（他偏爱这个前现代名字，而非源自主导族群泰人的“泰国”），1988年研究菲律宾。正是泰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比较，以及中国与越南的冲突，促使安德森于1983年出版了《想象的共同体》。

差异巨大的两个国家，被“东南亚”这个本不属于他们的名词所概括和遮蔽。这个词汇自1839年出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为缅甸专家约翰•弗尼瓦尔发扬光大，再因蒙巴顿的“东南亚战区司令部”而彻底取代“东印度”“南洋””南方“等概括，因美国的强势而成为这个地区的固定名称。以至于象征着独立和合作的区域组织都被命名为“东南亚国家联盟”。

1958年，安德森开始在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学习时，该系正被“研美学者”（Americanist），亦即美国研究者支配。两位教授分别负责美国和西欧，未来对他影响颇深的印度尼西亚专家乔治•卡欣负责整个亚洲，其余地区是空白的。

讽刺的是，学者们强烈反对的越战，给他们的学术生涯带来了丰厚的体制和财政回报。

区域研究背景的学者中，因研究角度，研究对象国情和约略近似民族主义的情绪，往往不自觉地产生了“我们的国家”式认同。越战令东南亚研究成为显学，但在安德森执教的康奈尔大学，研究印度尼西亚与越南的老师几乎几乎个个强烈反战，而专注于泰国的那些老师起初表示支持。这种争执和分化对学科造成了长期影响，学者们心理上都无法研究其他国家。

安德森在学院中观察到了无处不在的“椰壳碗下的青蛙”心态。这个比喻为泰国和印尼共享，大约相当于汉语的“坐井观天”，与源远流长的美国例外论神话密切相关。因其“例外”，美国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其他国家比较的。这种情况，自耶鲁和康奈尔两所大学在战后创办东南亚专业时就注定了。

安德森意识到，“东南亚”概念暗示了专属集体性，但事实上集体性难寻。这些国家的宗教、殖民历史、语言千差万别，内部差异性远大于“东亚”和“南亚”。如果没有体制性的“东南亚”，越南就可能被纳入东亚研究，该地区西部可能与南亚更为接近。

在菲律宾的见闻，促使受教于两所学校的安德森意识到田野工作的教益：

仅仅专注于“研究项目”是无用的。你必须对一切保持无限好奇，擦亮你的眼睛，锐化你的耳朵，凡是做笔记。这是此类工作的最大恩赐。陌生的经历让你的一切感官比平素敏感得多，你对比较的喜爱变得更深。这就是当你回归平常时，田野工作也非常有用的原因。你已经培养出观察和比较的习惯，它们鼓励或者迫使你开始注意你自己的文化同样是陌生的——倘如你仔细地观察，不停地比较，保持人类学的距离。就我而言，我第一次开始对美国——日常的美国感兴趣。

“要勇敢，兄弟，而且要更勇敢”

安德森获得的启示，在他的成长经历中显然有章可循。所有经历，都在加强他对他者的共情，为那种“四海为家的、比较性的人生观”做准备。

全书较为轻松活泼的部分当中，安德森简明地追溯了自己世界观的形成：出生于中国，成长于爱尔兰；父系一支富有政治激进主义传统，父亲思想独立，但早逝；十四五岁时痴迷于阅读父亲收藏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在美国学习拉丁语，靠奖学金在格外强调等级的伊顿公学念书，在剑桥大学接触到黑泽明、小津安二郎和伯格曼们的电影，等等；当然还有弟弟佩里•安德森的影响。

在英国，安德森成为了“幼稚但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自幼即因口音被不同人群嘲笑。他拒绝在电影结束后立正，伴着国歌向伊丽莎白女王致敬，又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支援南亚学生，惹恼了高唱国歌的“校园恶霸”，都受到了攻击。1957年，他甚至因露出赤裸的胸部和背部，被西班牙弗朗哥当局拘捕。

根据《想象的共同体》汉译者吴叡人回忆，安德森在信件中经常提到“勇气”。一句“向法国同志所说：‘要勇敢，兄弟，而且要更勇敢’”，尤其令他落泪。这种同情心，贯穿在安德森的生命当中，可以在他对东南亚田野工作，尤其是苏加诺时代印尼的迷人回忆中找到。

从讲授东南亚的第一天开始，安德森就总是让学生阅读19世纪菲律宾民族主义者、“第一个菲律宾人”黎刹的小说的英译本。黎刹于1896年年底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处决，他的著作和牺牲都深刻地影响了菲律宾革命。黎刹那代革命者，就是亚洲激进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

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讨论，打破了犹太学者的全光谱式主导地位。有趣的是，他对民族主义的阐释角度，如殖民地—宗主国的朝圣，国家历史的构想与民众归属感，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受到了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但遭到美国学者们无视，除了一位欧洲流亡政治学家“断定它除标题吸引眼球外一文不值”。

越战、冷战结束，苏联瓦解等一系列重大变动，使区域研究或民族主义研究受到了冷遇。苏联研究的重要机构凯南研究所的一位高官“发疯似的”打电话给安德森，恳求他飞过去讲座，因为“苏联研究完蛋了，不再有钱进来了，我们的学生无法找到工作”。在美国，《想象的共同体》也逐渐有名起来，他由一个区域研究变成了理论家。

安德森对历史学、人类学、比较文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影响，再次证明了他无法归类。他没有被学院体制化，对“拆除学术的高墙”念兹在兹，不喜欢无趣的研究。他的《想象的共同体》来源于众多的路径：德国人马克思、本雅明和奥尔巴赫，法国人布洛赫、费弗尔和马丁，英国人特纳，以及美国人斯陀夫人。

走出椰壳是无穷无尽的长路。安德森正确地指出，“二战”后的新兴民族主义仍然遵循着“国家利益”逻辑，“很容易被压制性与保守力量利用，它们与之前反王朝的民族主义不一样，对跨民族的团结几乎没有兴趣”。那些民族历史，往往是“国有”的。民族主义和全球化都可能使人将问题简单化，“我们愈发需要精致且严肃地调和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中解放的可能性”。

作为政治系教授在康奈尔大学度过35年后，安德森于2009年退休。他仍旧住在东南亚，建立了包括泰国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在内的新的友谊，这位世界闻名的电影人为他设计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泰语版封面。2015年底，他在东爪哇的小城巴图去世，享年79岁。

《椰壳碗外的人生》记录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临近结尾，他提到了2007年的一次圣彼得堡之旅。虽然俄语口语几乎张不开最，为了表示团结，他开始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马雅可夫斯基夏天在别墅中的一次奇遇》。令他震惊的是，所有学生马上和他一起朗诵起来：

永远照耀，

到处照耀，

直到那日月的尽头，

照耀——

不顾一切阻挠！

这就是我和太阳的

口号！

到结尾时，安德森已经泪眼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