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門群島斷交採訪後記：島鏈破口上的科學家、漁工和二戰遺址

（本文原載於台灣的「中國地理學會」平台，圖文並茂版請點擊鏈結）
（關於太平洋島國在疫情中成為強權外援戰場的動態，端傳媒會員可參考這篇報導）

2019年9月底，台灣與索羅門群島斷交後五天，我搭乘紐幾內亞航空（Air Niugini）在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下稱巴紐）首都摩爾斯比港（Port Moresby）轉機，準備前往索羅門群島進行採訪，為《端傳媒》進行採訪（《端傳媒》付費會員，可點擊鏈結前往回顧報導）。

班機在摩爾斯比港降落時，天還未亮。我跟著其他乘客魚貫走入空蕩蕩的航廈，在轉機櫃檯前排隊。航廈牆上到處都掛著中文燈箱廣告，除了中國建設銀行的藍色標誌之外，面向中國客人的房地產廣告也很醒目。這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中人均生產毛額最低的成員國，才剛在中國的協助之下，於2018年風光主辦了亞太經合高峰會。

排在我前頭的是四個操北方口音的中國人，他們的目的地是位於西太平洋上的密克羅尼西亞聯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我們是海洋科考團團員，昨天從北京出發，要去波納佩（Pohnpei，密克羅尼西亞聯邦最大島）和科考船會合。」原來科考團的研究員一般不隨船航行，而會直接飛抵目的地再行上船。

從地圖上看，北京到密克羅尼西亞更快更短的路線，其實應該是在關島轉機，來巴紐轉機反而繞了遠路。然而關島畢竟是美國屬地，中國人轉機必須申請美簽，「時間和金錢成本不說，還不一定簽得下來；從巴紐轉機，就沒有簽證問題。」

科學家對於簽證的抱怨，我在世界各地都聽過：不論是科考團或觀光客，中國人移動的路線，經常都是由各國簽證政策所「擠壓」出來的。

由於巴紐坐擁西太平洋地區的樞紐位置，國營的紐幾內亞航空公司又經過多年整頓，今日已經發展成為東亞、紐澳和西太平洋地區之間的航空樞紐——讓中國旅客傷腦筋的美國簽證，反倒讓巴紐航空大發利市。其中，中國－巴紐－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的航線，便是因此獲得不少客源的例子，因為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雖然對中國護照免簽，卻沒有直航中國的定期航班，聯外交通也幾乎被美國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的「跳島航線」所壟斷。

事實上，簽證政策也反映出了一個事實：在傳統上被視為「澳洲後院」、「美澳紐勢力範圍」的西太平洋地區之中，巴紐就是對中國最為友善的國家之一。

候機時，我和一位丹麥觀光客聊了起來，他對於中國人在巴紐經濟中的地位，自有一套幽默的理論。「我完全不覺得有什麼好意外的。巴紐的貨幣叫什麼你知道嗎？基那（Kina）。我們丹麥語的『中國』，就是 Kina 這個字。」

沒有想到，我為了採訪，選擇了一條最簡便的飛行路線途經巴紐，卻在抵達索羅門群島之前，就已經先在候機室和三萬英尺的高空中，體驗了中美角力在西太平洋島鏈上的一道破口。

然而在地圖上畫出破口的，當然不只是飛機航線和簽證政策而已。

再掀波瀾的「鱷魚溪遺址」爭議

為期一週的採訪行程結束之後，我帶著幾位記者的名片、一共三十多個小時的訪談錄音、當地華人旅館大亨送的椰子油，還有深了三個色階的膚色離開索國，但中索建交的餘波並沒有就此止歇。

就索國內部而言，索國總理蘇嘉瓦瑞接連開除了幾位「挺台」閣員的職位（他們都是在決定台索斷交的內閣會議中投下「棄權票」的閣員），試圖鞏固中索建交的決策，而反對中索建交的個別地方省份，則有反對聲浪方興未艾。

就中國而言，新到任的大使也發表了聲明，針對台灣對索國的捐款模式進行了改革。在過去，台灣的捐款都是直接撥入「選區發展基金」（Constituency Development Fund, CDF）的常態性年度預算之中，由各選區議員自行分配運用，卻也成為議員貪腐的溫床，為人詬病已久。或許是為了降低索國人民對中國的疑慮，中方高調宣布，捐款此後將以「專案專用」的模式挹注，而不再經手各選區的議員，的確讓不少索國人民感到耳目一新。

但這一切在國際媒體中並沒有博得太多版面。中索建交像一顆被擲入深潭的石頭，在激起水花之後，很快便沉入潭底，淹蓋在其他國際脈動的湧流之下。然而最近幾個禮拜，一則關於二戰遺址的新聞，卻讓國際媒體再次關注起這個南太小國。

有報導指出，索國最大島瓜達卡納島（Guadalcanal）上的鱷魚溪（Alligator Creek）二戰遺址，已經悄悄落入「中國企業」手中，未來將會進行漁業項目開發，並已於近期立起圍籬，不讓遊客進入。

翻開地圖，鱷魚溪遺址就位於索國門戶荷尼亞拉國際機場附近。一九四二年，日軍在中途島大敗之後，為了奪回被美國攻佔的亨德森飛行場（亦即今日荷尼亞拉國際機場的前身），於是派遣陸軍上校一木清直前往索羅門群島進行登陸作戰，開啟了在二戰史上相當重要的瓜島戰役（Guadalcanal Campaign）。

由於軍力相差懸殊，一木上校的登陸行動並沒有持續太久，最後日軍幾乎全軍覆沒，而一木也在飛行場附近的海岸邊陣亡。

對於這場行動的評價，今日說法不一。有些人將登陸慘敗歸咎於一木的魯莽行事，有些學者則認為，這種說法其實是為了掩蓋當時日軍參謀情報失準、調度不當的過失。甚至還有人認為，參謀部之所以將一木的部隊從中途島調往索羅門群島，其實就是為了避免這支部隊返回日本，讓日軍在中途島戰敗的消息曝光。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一木清直的遺骸才終於在鱷魚溪一帶重見天日，日本政府遂在遺址立碑，紀念這場慘烈的登陸作戰，而也正因為如此，這起「二戰遺址落入中國商人手裡」的新聞，才會讓日方尤其不滿。

有意思的是，日本和美國這兩個當年曾在索羅門群島捉對廝殺的仇家，今日在新的一輪國際秩序之中已經成為盟友，而這個見證雙方恩怨的遺址，現在卻落入了新崛起的角力者「手中」，不免也讓人有國際政治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的喟嘆。

JQY是誰？

然而負責土地事務的索國官員在就該起事件回應記者提問時，卻認為這起事件是場誤會，購買土地的人只是因為不清楚遺址意義，才會將土地圍起，背後並無任何政治意圖，也並非中國政府指使的結果，同時還輕描淡寫地指出，鱷魚溪遺址所在的位址一直都是私人土地，只是在今年初轉手賣給了索羅門「本地」的華商：JQY（Jiangqing Yang）。

這位當地人經常用漢語拼音縮寫稱呼的中國移民 JQY 是誰呢？根據登記在網路上的資料來看，他所開設的同名公司 JQY，其營業項目為汽車、汽車零件、工具機、建材和太陽能板等，是今日索國本地最重要的華人企業之一。

不知道算不算巧合，JQY 這個名字早在台索斷交之前，就經常出現在報章媒體的版面之中。

索國媒體《島嶼太陽報》曾於二〇一八年爆料，前面提到的「選區發展基金」從二〇一二年到二〇一八年間，竟有 2 億 3914 萬索羅門幣（相當於10億新台幣）流入了 JQY，占七年來「選區發展基金」預算總額的八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款項都集中在最近四年。

雖然索國的零售和貿易業的確都受華商掌控，但以單一廠商的採購金額而言，這個比重依然非比尋常，加上 JQY 也的確被索國政府列為「優先採購廠商」之一，其與索國政府的關係不免啟人疑竇。

讓人起疑的，不只是 JQY 本人而已，JQY 的代表律師柯外嘉（Leslie Kwaiga），在當地政壇也頗為活躍。除了親中立場十分鮮明之外，柯外嘉也曾在二〇〇〇年的族裔衝突期間，擔任非法游擊組織「馬來塔鷹」（Malaita Eagle Force, MEF）的法律顧問；當時馬來塔鷹綁架了時任總理、逼迫其辭職，也才讓今日依然縱橫政壇的索國總理蘇嘉瓦瑞，得以在當時首度上台執政。

此外，經常代表JQY取得土地的商業顧問蒂迪利（Gabriel Titili），也經常在媒體上發表言論，支持索國與中國建交；蒂迪利近期也曾提及將會成立漁業公司，據聞使用的就是 JQY 的資金。

從 JQY 的種種事蹟和人脈連結來看，他的確與索國政府關係密切，也極有可能就是中索建交幕後的推手之一。坊間盛傳，JQY 之所以能在瓜島取得許多土地（其中包括鱷魚溪的二戰遺址），也是因為瓜省政府的大力協助。除此之外，索國總理蘇嘉瓦瑞今年十月份於建交之後首次出訪中國時，JQY 也是十一名「隨行商界代表」的其中一員（其他代表也幾乎都是索國華商）。

熟悉索國華人社群的人士則指出，JQY 其實是二〇〇〇年左右才進入索羅門群島的「新華僑」，原籍廣東，依循的也是最常見的移民路徑，亦即透過同樣來自廣東的「老華僑」引介入境，之後才在索國定居，以貿易零售為業。

循此，許多外媒報導中「鱷魚溪遺址被轉手賣給中國公司」的陳述，嚴格說來並不準確，因為 JQY 其實是一位中國移民，而他的公司和其他多數索國華僑一樣，也是到了索國之後才登記開立的「本地公司」。和其他本地華商類似的還有，JQY 也用自己名字的拼音縮寫作為公司名稱，帶有十足的中小企業色彩，和今日在海外擴張、背後往往帶有官方色彩的大型中國企業明顯不同。

鱷魚溪風波的衍生議題：華商角色、文化遺產保存和區域爭霸

如果我們相信喬治・歐威爾的那句名言——「能控制過去的人，便能控制未來」，那麼鱷魚溪這個承載二戰記憶、彰顯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地位的遺址落入「中資」手中，會如此敏感自然不是沒有道理。尤其對於美國來說，瓜島戰役在太平洋戰爭中深具意義。

但在鱷魚溪遺址風波的表面之下，還存在著其他層次的議題。

首先，JQY 在索國經商多年，的確可以稱得上是「本地商人」，而在商言商，土地買賣也本就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情。然而另一方面，JQY 同時也是中索建交過程中的關鍵角色之一，並經常出現在索國官方出訪中國的團員名單之中。由此，私人部門的商業活動，與大國角力的戰略行為究竟應該如何區別？在今日關於中國「以經促政」的討論之中，除了在一帶一路之中非常顯眼的「大型國企」之外，這些小型移民華商的角色又是什麼？

其次，此次的鱷魚溪遺址風波，也意外揭露了索國文化遺產的保存現況。

今日的索國並無國家層級的文化遺產或無形遺產專法，而省級的《歷史場所保存法》所保護的對象也是「和本地傳統記憶相關的場域」，因此作為「外國人戰場」的鱷魚溪遺址，並不屬於保護對象。

針對二戰遺緒，索國並非完全沒有專法。早在索國剛獨立的一九八〇年，當時的政府便已訂立了《戰爭殘骸保護法》（Protection of Wrecks and War Relics Act），但其保護的主要對象，卻僅限二戰期間、由外國軍隊帶入索羅門群島的有形物件，比如坦克、船艦、槍砲的遺骸，至於和戰爭有關的無形場域或遺址，條文的規範卻相對含糊。此外，《戰爭殘骸保護法》還明定，破壞遺址的罰則並不適用於「在法律上有權使用該遺址的人」。

換言之，鱷魚溪這個承載「外國戰爭記憶」、又不屬於有形戰爭遺骸的遺址，正好落在了索國遺產保存的「三不管地帶」，而在法律上「擁有」遺址土地的JQY，也的確沒有違法。

然而強調「普世價值」、「屬於全體人類」的歷史遺產，到底有沒有「所有權」？在此，「所有權」一詞所指涉的，不僅是 JQY 購地之後引起風波的土地產權，也包含了遺址「歷史意義歸屬」的問題：難道鱷魚溪的歷史意義，只對日本、美國人來說才有價值嗎？

真要說的話，索羅門本地人在二戰期間的確並未直接參戰，最多只有為日軍提供興建軍備設施的人力，或為同盟國聯軍的海岸巡守員（Coastwatchers）提供情報、監視日軍在海上的行動。但這並不代表二戰記憶和索羅門人無關，畢竟當時統治索羅門群島的英國也是同盟國成員，而索國所在的地理位置，也註定會讓索國捲入太平洋地區的國際角力之中。

台索斷交之後，十一月二十四日拜訪索羅門群島的查爾斯親王（Charles, Prince of Wales），便高調拜訪了荷尼亞拉市中心的海岸巡守員紀念碑。這個紀念碑不只遙念當年聯軍在索羅門群島境內的軍事活動，也旨在強調索羅門本地人於二戰中的角色，恰恰是一個試圖將二戰歷史「在地化」、讓索羅門人和二戰歷史在心理上產生連結的具體符號。

上述的問題都不易回答，但可以確定的是，鱷魚溪遺址風波也折射出了一個尷尬的現象：索羅門群島在二戰期間作為美日兩國廝殺的戰場，現在卻又再次成了國際角力的場域——只不過參賽者從日本換成了中國，而昔日真槍實彈的血腥交手，今日則換成了歷史意義和勢力範圍的競逐。

由此來看，鱷魚溪遺址風波所反映的，也就不只是華商的角色與意圖、文化遺址被誰「控制」，以及遺址應不應該公共化的問題而已。就更寬闊的圖像而言，這起事件也標誌著太平洋兩岸角力再起、參賽者的更迭，因而在象徵意義上牽動了地緣政治的神經，指出了美國在太平洋島鏈上的又一道破口。

像鱷魚溪這樣的二戰遺址，對於今日再次捲入強權爭霸的索國人民來說，或許反倒是個尤其值得紀念反思的場所。

西方人的冷落，也是製造島鏈破口的元兇？

雖然中索建交的後續發展，在西方媒體的國際新聞版面中引起的關注有限，但經常自詡為南太區域霸主的澳洲，卻明顯是其中的例外。

索羅門群島和吉里巴斯與台灣斷交之後，澳洲新聞專題節目《60分鐘》便分別前往這兩個地方，以及巴紐正在進行獨立公投的布根維爾島進行了採訪。

在吉里巴斯，澳洲記者被政府人員跟蹤、軟禁，最後遭到遣返。在索羅門，他們前往今年九月（台索斷交前四天）才被中國中鐵買下的「金嶺礦坑」（Gold Ridge Mine），卻發現礦坑警衛早在半年前，就已經換上了中國保安穿的制服。在布根維爾，他們拜訪了曾在內戰中扮演關鍵因素的礦坑，討論萬一布根維爾真的獨立，是否也會投向中國懷抱，卻發現中國是目前唯一在當地完整提出基礎設施興建計畫的外資來源國。

這則報導，除了讓人看清九月台索斷交幾乎是無可抵擋的狂瀾之外，也反映出了幾個重點。

首先，中國政府正在世界各地以提供貸款的方式，興建當地人「根本用不到」的基礎設施（比如港口和鐵路）；一但借款國無法還債，便可能會將中國援建的基礎設施使用權抵押給中國，作為補償——最廣為人知的案例，就是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

透過這種方式，中國得以在外國領土上，巧妙地取得戰略據點和基礎設施的掌控權，而這種做法之所以能夠奏效，依靠的依然是人類追求「經濟發展」的迷思，以及「幫助經濟發展」這種論述能帶來的正當性。

順著這個邏輯談，對於中國而言，如何維持「中國模式」在經濟上的可行性、讓大家相信中國人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是有用的，便會是一個必須維持的關鍵。就此而言，美國的貿易戰策略，著眼的就不只是希望讓中國失去爭霸所需的力量，也是希望讓「中國模式」的經濟發展策略，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會在論述上失去吸引力。

此外，中國的擴張行動今日的確可以利用「全球化年代中的區域發展」來進行合理化。但我們在做這種指控時也必須釐清，中國的跨國發展倡議（比如一帶一路、太平洋地區的「藍色經濟通道」），和過去美國類似的區域發展計畫（比如馬歇爾計畫和其他各種美援）究竟有何不同？

最後，報導中出現的「金嶺礦坑」，其實也就是太平洋地區均勢消長的一個很好的寫照：原本經營礦坑的澳洲人因為居民抗議、不堪虧損，於是用象徵性的一百塊澳幣將礦坑賤賣掉；現在礦坑輾轉落入了中國人的手中，澳洲人才開始緊張跳腳。

我在索羅門群島和立場親中的記者薩薩科（ Alfred Sasako） 面談時，他也曾比喻，索羅門群島就像「一顆漂在海上的椰子」，被西方人冷落無視，只能自生自滅。

終究，西方國家必須體認到，正是因為這種被西方人「冷落」的感覺，和該地區原本就存在的「反西方」、「反殖民」情緒匯流，最後才會在太平洋地區衝撞出一個個破口，讓中國得以趁虛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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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索羅門群島返台時，同樣是在巴紐航空的班機上，我再次遇上了中國人。

然而這次在島鏈破口上來回穿梭的不是科學家，而是五位漁工——確切來說，是一位船長、兩位大副、一位隨船廚師，以及一位機械動力人員。

座位緊挨著我的漁工李衛國（化名），在漁船上負責掌管動力設備。看我能用英語和空服員溝通，他從兜里拿出一張摺痕整齊的紙遞給我，上頭用英文印著他們的航班行程表，想請我幫他確認無誤。

他們的行程和科考團的科學家一樣，為了規避美簽，同樣繞了一大圈，只是方向顛倒了過來。李衛國一行人的啟程地是波納佩，先在巴紐轉機前往馬尼拉，接著再轉乘中國南方航空飛往廣州，最後才轉搭國內線前往大連。其他同行的漁工都是大連人，只有李衛國的老家在黑龍江的齊齊哈爾，飛到大連之後，他還得自己掏錢坐動車回家。

空服員送餐後，李衛國沒勁地扒了兩口便停手，於是我把自己餐盤上的義大利麵遞給了他。李衛國一邊收下義大利麵，一邊不好意思地笑說，「唉呀，我東北大米吃慣了，這個米飯我實在吃不下。」

西太平洋讓他無法習慣的除了米飯，還有悶熱黏膩的氣候。「我其實是提前解約，自己花機票錢回國的。」這次出海，李衛國在密克羅尼西亞的海面上只待了四個月，每天和另一位師傅輪班，一班長達六個小時，下了班就是鑽進被窩大睡。最近他感覺身體不堪負荷，決定跟著幾位已經約滿的船長、大副提前回國。

雖然嘴上說不能適應，但李衛國倒也不是第一次出海。2017年他透過同鄉介紹，就曾經從西印度洋上的塞昔爾（Seychelles）上過一艘台灣漁船，主要做大型鮪釣（亦即大型金槍魚海釣），「好多台灣老闆來大陸註冊漁船，聽說能領五、六百萬的油料補貼。」兩年的合同期間，他繞過好望角兩次，最西去過塞內加爾，最東邊則在韓國釜山登陸過。

「現在整個太平洋上，最多的就是我們中國漁船；上次在波納佩靠岸，都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回到了中國。」

雖然上次苦撐待滿了兩年，但這次他上的是「玻璃底」的小船，一艘船只能載十六位漁工，航行起來特別顛簸，「我就感覺自己年紀大了，再幹不了這個。」再說，一個月九千人民幣的工資，雖然已經比他在國內的收入高出不少，但算上健康成本、離鄉背井的心理煎熬，還是讓他越來越覺不值。 說著說著，他拿出手機給我看他剛上大學的女兒。「再過幾年她參加工作，我也用不著這麼辛苦了。」

講起女兒，李衛國順道向我交代了他的身世。一九八九年高中還沒畢業，李衛國就透過親屬介紹進入國營單位，在齊齊哈爾龍江縣一個水泥廠當保安，然而水泥廠當時在改革開放的浪潮裡早已不堪虧損，最後在一九九五年結業，被迫下崗的李衛國只能轉行。

在朋友介紹之下，李衛國先是在山東菏澤一個飯館幫廚，後來又參加一個糕點培訓課程，因而得以在某個超市找到工作，一做就是六年，終於在菏澤買房，還認識了現在的老婆。

問他以後不上漁船了有何打算。「重操舊業吧，回老家開餐館，至少餓不死。」於是我聊起了自己在索羅門群島吃過的華人餐館，又提到索羅門群島已經滿街都是中國商店了。沒想到他聽了之後居然眼睛一亮。

「是嘛？波納佩那兒也有幾家。如果以後真不上船，沒準兒我也去波納佩開餐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