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合作主義：挑戰逐利的「共享經濟」
【本文是全球平台合作化運動靈魂人物Trebor Scholz的綱領性文件。英文原文在此。 中文稿由陳玉潔Julie Chen編譯，張家輝校隊。我再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少量潤色。發布此文是看到Matters這邊有不少朋友關心合作社，也有很多關注科技平台的社會公義問題。】
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出版，紐約辦事處，2016年1月
編輯：斯蒂芬妮·埃姆森（Stefanie Ehmsen）和阿爾伯特·雪倫貝格（Albert Scharenberg）
地址：紐約市麥迪森大道275號2114房間，郵編：紐約10016
Email: info@rosalux-nyc.org; 電話:+1 (917)409-1040
獲得了來自德國外交部的支持
羅莎·盧森堡基金會是致力於公民教育的國際化、進步性非營利性機構。與世界各地的組織合作，它旨在建設民主和社會參與、為弱勢群體賦權、尋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另類途徑、以及和平解決衝突。
紐約辦事處有兩個主要任務：解決聯合國關心的問題，與北美高校、工會、社會運動和政治界的進步人士對話。
建立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數位化經濟
“分享經濟”不該是這樣子。在微型電腦的協助下，我們中大多數人每天都會在閒暇時間通過出租閒置的物品賺錢，而無需為所有權煩惱。這——至少看起來像——是空想。進入幼稚園之前,每一個孩子就都懂得了分享的價值。矽谷慈善的力量為我們的團體團結帶來了新穎的工具，淘汰過時的經營方式，也許甚至能減少我們的碳足跡。
現實與之相去甚遠。當然，優步（Uber）及其同行提供了非凡的便利和不可思議的用戶體驗,但他們在創新開發新技術的同時也在想方設法逃避監管。應用程式（apps）的背後是一支沒有獲得與普通員工同等保護、更沒有工會支持的合同工隊伍。新經濟根本與分享無關。相反，正如Trebor Scholz在這項研究中的論述，它是一種隨選服務經濟（on-demand service），將市場關係蔓延並深入我們的生活。
有了這些新的中間商從非貨幣化交互中吸取利潤，創立新形式的超級剝削，將欠穩定的工作狀態推廣至整個勞動力市場，我們能做什麼? 肖爾茨（Scholz）堅稱，我們不僅需要抵抗，還要尋求其他積極的可能。他將這樣的可能稱為“平台合作化”（platform corporatism）,其中囊括互聯網所有權的新模式。平台合作化強調，解決分享經濟——即平台資本主義的各種弊病的唯一方法就是改變所有權，建立民主治理，重振團結。在這篇報告中，Scholz為這樣的思想注入了生命力，他不僅描述了現實存在和可能存在的平台合作社，同時也為互聯網平台經營如何實現勞工公平羅列了基本原則，並為將來提出了建議。
特雷伯爾·肖爾茨（Trebor Scholz）在合作社生活和工作了十多年。他的著作包括《互聯網是遊樂場也是工廠》(2013年)和《被優步和收入過低：工人是如何破壞數字經濟》(2016年,即將出版), Scholz是紐約新學院（The New School）的副教授,他教授有關互聯網和社會學的課程。與Nathan Schneider一起，他一直專注於策劃活動，挑戰依託價值榨取的“分享經濟”模式。2015年11月，新學院舉辦“平台合作化: 互聯網、所有權、民主”的會議，召集了一千多人為新型線上經濟集思廣益。本項研究反映了這次會議的成果。
平台合作化是可能且必要的,但它絕不會必然發生。當前線上平台的所有者似乎願意為我們提供一切，除了所有權。該是我們創建一個以民主和團結為基礎的網路經濟的時候了。
斯蒂芬妮·埃姆森和阿爾伯特·雪倫貝格
紐約辦公室聯合主任，2016年1月
平台合作主義：挑戰逐利的「共享經濟」
作者 特雷伯爾·肖爾茨（Trebor Scholz）
縱觀21世紀與工作相關的所有問題，像不斷膨脹的低端服務業、經濟不平等、搖搖欲墜的工人權利,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是備選方案少得可憐。關於工作的未來，諸多討論中缺乏的是如何讓人們真心擁護一種新的工作方法。這篇文章就是要探討這個新的替代方案。
首先,我會反思共享經濟的機會、缺陷和影響。 我用亞馬遜（Amazon.com）作為案例，因為它已經堅定地參與了“共享經濟”。 第二,我將描述平台合作化的崛起，並講述真實和想像的平台合作社的例子。平台合作化是關於民主所有權模式下的互聯網。第三,我將列出十項原則，為勞動者提供公平的工作機會。結尾處，我將思考這場運動的下一步可能的行動。
分享經濟的影響。他們稱之為零工經濟（gig economy）、對等經濟、共享經濟。一段時間後，人們才注意到，共享經濟其實是一個隨選服務型經濟（on-demand service economy），它將以前私下間的服務貨幣化了。無可否認，對於學生，受過教育的人士，還有任何擁有兩套房子的人來說，分享經濟確實提供了機會。現在，大學畢業生更容易地找到零工，組裝傢俱或翻新別人的房子。從來只對價格低廉和超級便利敏銳的消費者自然歡迎這樣橫空出世的經濟形式。但是我們應當把共享經濟看作指向更好的工作、更靈活的未來的預告牌嗎? 共享經濟給我們究竟帶來了什麼?
歡迎來到“分享經濟”中的波將金村莊。在那裏你終於可以把自家園子裏長的水果賣給鄰居，可以拼車, 在紅木森林租一間樹屋，或者在某家Kinkbnb裏暫住。你享受的友善和方便，對許多工人來說，是低工資和不穩定的陷阱。但另一方面，你可以在優步計程車上收聽自己的Spotify。再也不用遭受經濟學家喬治·阿克洛夫筆下的“檸檬市場。”[1] 這些新平台引入新的制衡。你晉升進入中層管理，有權解雇你的司機。公司甚至在你跟日常用品的交互中發現了一種新的吸金方法，把這些物品變成為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線人。
在像Handy、Postmates和優步這樣看上去很酷的勞務公司，慶祝自己像安迪·沃霍那樣身價高達150億美元的時刻，他們為自己沒有任何基礎設施卻實現平台壟斷而狂歡。就像美國線上(AOL)和AT&T沒有建立互聯網，像米特·羅姆尼並不是完全依賴自己一個人拓展業務，這些隨選經濟中的公司也不是自己建立的帝國。[2] 他們用的是你的車，你的公寓，你的勞動，你的情緒。更重要的是，你的時間。他們是物流公司，要求參與者成為中間人。我們變成了資產，這就是日常生活金融化3.0。在《你的就是我的》一書中，,加拿大研究者湯姆•斯利做出如下總結：“許多心懷善意之人錯誤地相信互聯網有促進公眾平等和信任的內在能力，他們因此陰差陽錯地助推了私人財富的積累，並幫助建設了新形式的被剝削式就業。”[3]
在平台合作化會議上，民主協助社的約翰•杜達聲明: [4]
我們賴以吃、住、工作的機構的所有權越來越集中。不實現民主化，就不會出現我們想要的，或聲稱想要的社會。我們不再是一個民主國家。互聯網無疑沒有任何助力；它在企業追逐短期利益中蓬勃發展。它掌控在風險投資家手中。而且它推波助瀾，令財富逐漸集中到越來越少的人手中。新興科技經濟蔓延到哪裏，哪裏就會買不起房。我們需要扭轉這一趨勢。[5]
不能被離岸外包的職業——遛狗或家庭清潔——正歸入被薩莎•羅博和馬丁•肯尼稱之為的平台資本主義。[6] 經濟中的各個領域，如交通、食品、以及其他部分中，嬰兒潮一代正在被千禧一代取代。而後者急於通過在基於應用的使用者交互系統表面裹上一層厚厚的商業糖衣，以達到控制需求、供應和利潤的目的。他們把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場延伸到原本歸於私人生活的領域。
“共享經濟”被描繪成後工作社會的先驅，似乎是一條通往生態可持續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那裏，谷歌將征服死亡，而你不用為任何事情擔心。“我的就是你的”這樣的口號，分享經濟像特洛伊木馬那樣使我們擺脫侏羅紀式的勞動，同時釋放出一個巨大的機器，它毀壞工會，對老年工人尤其不予理睬。德國作家Byung-Chul Han把當下描述為疲勞的社會。[7] 他寫道，我們生活在傳說是以自由、實際卻是以成功導向的社會，任何事情都由“是的，我們可以”這樣的號召決定。最初是一種自由的感覺，但很快它伴隨著焦慮,自我剝削和抑鬱。
關鍵是，我們必須首先承認“共享經濟”不是孤立在 “網路空間”裏的某種真空包裝的存在，否則討論無法繼續。共享經濟只是資本主義和大規模數字勞動版圖的另一重倒影。因此, 認識到這些平台依靠剝削全球供應鏈上的人類的生命才能發展，我們也才能討論這些勞動力平台。全球供應鏈從硬體開始，沒有硬體, 整個“無重量經濟”（weightless economy）都會沉入海底。
審視所有受人青睞的蘋果產品，我們必須首先提醒自己中國深圳工廠裏的勞動條件。安德魯•羅斯稱之為“富士康的自殺磨坊”。或者，再比如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稀土礦。我們應沿著催生那些表面上看上去乾淨而迷人的數位生活方式的供應鏈脈絡去進行觀察。
大量沒有名字的人群隱藏在螢幕的背後，遭受工作場所監控。大眾集體被敲詐、工資被剋扣，且受制於專有軟體。免費軟體活動家Micky Metts警告說: “在構建平台過程中，不能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奴役別人的基礎上。”[8]
一些學者對隨選經濟的政治批判態度是，好吧，資本主義不受約束造成的可怕結果，很好理解。那些馬克思的高談闊論就沒有必要重申了。 但也許, 像麥肯齊∙華克（McKenzie Wark) 宣稱的那樣：“這不是資本主義，這個更糟糕。”他認為，“我們正在進入的生產方式似乎並不像經典理論描述中的資本主義。”[9]
這不僅僅是我們所熟知的數碼時代之前的資本主義的延續，而是有明顯的分裂。其剝削程度更深、財富更集中。我稱之為宰割大眾（crowd fleecing）。宰割大眾是一種新形式的剝削，由四、五個初創公司實施，即時利用全球的數以百萬計的勞工儲備。
當前形勢下，我們需要討論互聯網上不斷加劇的剝削形式，還有舊經濟形式中的無償和無形的工作——想想席爾瓦·弗萊得裡希（Silva Frederici）、塞爾瑪·詹姆斯（Selma James）和瑪麗亞羅莎·達拉（Mariarosa Dalla）的“家務工資”的活動。再想想1980年代文化理論家當哪·哈拉維（Donna Harraway）討論過的，傳播技術使“家庭工作”滲透到全社會。目前的互聯網不是正在延續這些日益加劇的剝削嗎？
共享經濟的網站
二三十年後當我們可能面臨職業的終結時發現，越來越多的工作“被優步化”，我們很可能會幡然悔悟，為什麼我們沒有更有力地反抗這些變化。儘管“共享經濟”帶來所有令人垂涎的便利，但我們最終分享的可能只是廢品而不是經濟。我們可能因為沒有更早的去尋找其他方式而追悔莫及。不言而喻，我們無法改變自己不懂的東西。所以，我想知道，“共享經濟”代表什麼?
每個優步背後都有一個“劣”步
共享經濟就是一場有利於“數字架橋人”的全球推廣運動，橋樑兩端是那些提供服務和尋求服務的人，架橋人借此在社會交往中抽取利益。隨選經濟告訴我們電子勞工並非小眾現象。UpWork (以前ODesk和Elance)聲稱有1000萬名工人；Crowdwork 有800萬；CrowdFlower有500萬。2015年, 如果優步的資料可信，那麼有16萬名優步司機在路上。[10]Lyft稱有5萬名司機。TaskRabbit申明它有3萬名工人。[11]
在德國,像德國服務行業工會（Ver.di）那樣的工會，集中力量維護員工的權利。我覺得美國的臨時工部門想恢復每週40小時工時的機會渺茫。問題在於，我們怎樣才能改善佔勞動力三分之一的非傳統崗位員工的處境。
跟當今這些以平台為基石榨取利益的商業模式相比，早期通過互聯網賺錢的手段看起來像社會主義實驗。 《拷問谷歌》的作者道格拉斯•洛西克夫指出：“沒能創造真正的分配型商業，我們只是給工業經濟注射了興奮劑，造成更極端的財富分化和剝削形式。我們造出所有這些新技術，像比特幣或區塊鏈（blockchain），但是從沒有人質疑創造這些程式的目的。”[12] 平台資本主義為消費者、所有者和股東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但是附加給弱勢工人的價值和對消費者的長遠利益充其量是不清不楚。
新從屬和新指揮
一周工作40小時、使用W-2報稅表的員工轉變為臨時員工[13]、自由職業者或獨立承包商，他們有時也被稱為1099工人[14]或零工。[15] 在此過程中，勞動者失去最低工資保障和加班費，也失去了反歧視就業法的保護。雇主再不必支付員工的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勞工賠償，或社會保障金。“傳統的就業就像婚姻，”法律學者弗蘭克·帕斯誇裡寫道，“雙方致力於一些長期的共同項目。數位化勞動大軍則像不斷尋求一夜情。”[16] 就業預測的謎思，普遍認為員工的工作沒有任何靈活性，而獨立承包商的工作莫名地具有內在彈性。但是，我們應當質疑低收入自由職業者的這種“內在靈活性”，因為勞動者不在真空裏工作，他們同樣需要依循虛擬老闆的日程。
使用創業、靈活性、自主、和自由選擇這樣的字眼，人生中最大的風險和負擔，如失業、疾病和衰老已經被轉嫁到工人身上。平台所有者將勞動者稱為兔子、零工和提供者！我想知道如果有人叫TaskRabbit 的首席執行官Leah Busque她兔子，她會否覺得受辱。她是一名首腦。問題在於，她有思想而且平台也歸她所有。
誰會願意為自由職業者、臨時工、合同工提供類似員工的權利？維吉尼亞參議員馬克•華納[17]和普林斯頓大學著名經濟學家艾倫•克魯格，同其他人一起，建議在職員和獨立承包商的基礎上，創建第三種職業類別：獨立的工人。[18] 這一類的勞動者將獲得很多賦予職員的就業保護。
電腦程式員和作家史蒂夫·蘭迪·沃爾德曼對於勞工在隨選經濟中喪失談判的議價能力有另一種看法。他表明，獨立承包人的劃分需滿足“多宿主”的要求，即勞工同時使用多個平台，這樣勞工們就可以擺脫單一平台的主宰。沃爾德曼認為就“多宿主”就是談判的資本，能抑制壟斷者的權力。[19]
共享經濟是另類雷根主義。退一步想想，我認為“共享經濟”跟2008年金融危機後人為的經濟緊縮所造成的衝擊有關。科技億萬富翁迫不及待地在拼命找工作的人身上趁火打劫，不僅加劇了不平等, 而且調整了經濟結構，把剝奪所有工人的權利變成了宜居、可生存，或者，用他們的話說是“可持續”的新工作方式。
“共享經濟”具有雷根和柴契爾的血統。他們在1980年代不僅打擊礦工和交通管制員的罷工，毀壞工人對保護自己的工會的信任，削弱團結的信念，而且創建了一個框架重組職業，使削減福利支出、收入和生產率脫鉤看起來更加合理。
對資歷的要求越來越高。焦慮、擔心失業和貧困已經成為今天許多年輕人的生活主題。這一切的一切對於千禧一代來說，世界末日似乎比資本主義的終結更可信。他們的職業路線，就像道路上自動行駛的汽車，正指向世界末日。
這是伊利亞卡贊導演的《碼頭風雲》（On the Waterfront, 又譯《岸上風雲》、《在江邊》）的全速版：電子勞工每天早上起床只能臨時拍賣自己的勞力。經濟學家茱麗葉·肖爾指出，共享經濟使越來越多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能從事低技術的工作，如開計程車和在別人家組裝傢俱，同時取代原來從事這些職業的低收入工人。[20]
現在，三分之一的美國勞動者是獨立的承包商、散工、臨時工、或是自由職業者。他們是否願意回到有穩定收入、每週40小時工時、有些許社會保障的狀態？這目前還猶未可知。
為少數人生利
推動共享經濟的套裝軟體裹在令人沉迷的介面內。看著螢幕上螞蟻般大小的計程車圖示逐漸靠近你所在的地點，這種感覺誘人且危險，就像引誘奧德修斯的海妖塞壬。這是規模設計。商業領域裏，企業家和軟體工程師開拓了新市場。但這是創新，還是遊樂場後面的工廠？創新難道就是為少數人生利，而拋下絕大多數缺乏社會保障的勞動大軍？創新是為了攫取價值和經濟增長，還是為了讓價值在人與人之間迴圈流轉？
同樣，如果只為股東和平台擁有者生利，那麼高效就不是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講，像亞馬遜, CrowdSpring, 和Taskrabbit這樣的公司，從普通大眾那裏榨取勞動價值，它既不有效也沒有革新。迄今為止，平台資本主義在解決公共福利方面乏善可陳。它的最初像是創新，最終卻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在1099經濟創造新職業的同時，像Intuit這樣的公司開始蓬勃發展，因為他們的軟體説明自由職業者報稅。
違法成為一種途徑
在美國, 非法是“共享經濟”的途徑，而不是缺陷。至少在目前，聯邦政府不干預（只是希望）整個行業能實現自我監管。分享經濟中“無效的聯邦法律”令工人失去尊嚴，消解工人權利、問責和大眾認同等民主觀念，常受人詬病。[21] 分享經濟公司不納稅，違反聯邦法律。其做法遵循同一套路。
首先，像優步這樣的公司先違反各種法律法規，比如反歧視法，然後指著攀升的消費者人數，要求更改法律。Airbnb公司花了800萬美元遊說阻止三藩市居民投票表決規範他們的運營。優步花在遊說上的錢甚至比沃爾瑪還多。值得注意的是, 優步和Airbnb
把他們的應用程式作為政治平台，用來鼓動他們的客戶反對監管。
在你發現，洛杉磯的優步司機工資低於最低工資；當你知道，CrowdFlower 和 Mechanical Turk的工人每小時才掙2、3美元；當你明白，紐約市許多（甚至是大多數） Airbnb的收入來自那些出租整個公寓且不到三十天的房東；[22] 當你瞭解，創業公司玩轉就業這個概念，重構工作的涵義，把為他們工作的人歸類為獨立承包商，而非雇員；當你明白，獨立承包人無法享受《公平勞動標準法案》的保護；當優步、Lyft、Airbnb在城市禁止他們經營的情況下，依然能繼續經營；然後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政府和/或市政當局必須採取行動對抗這種“無效的聯邦法律”。[23]
2015年，普林斯頓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 20個城市的優步司機每小時大約掙17.50美元。據司機介紹，減去汽油、保險、汽車支付，和汽車維護後剩下10到13美元每小時不等。[24] 洛杉磯批准了每小時15美元的最低工資。一旦實施，優步就違反這項法律了。現在，任何初步瞭解1938年《公平勞動標準法案》的人都知道這樣低的工資水準是非法的，不符合最低工資標準。
Mechanical Turk和優步人員的高流失率，[25] 也清楚地表明目前的商業形式不可持續。優步旗下有一半司機平均工作時間不超過一年。
在美國，不為工人謀利的業主不需承擔什麼法律風險。由於頗具策略意味的人手不足，美國勞工部基本上無法追究違反聯邦勞工法的公司的責任。即便在小概率事件中被查到，這些企業也只需支付拖欠的工資。
然而，希望依舊存在。比如近期有這樣的案例：一位聯邦法官認為一名優步司機是雇員，而非獨立承包商。[26] 也有Lyft甚至是Yelp的工作人員提起訴訟，要求被裁定為雇員。[27] 2015年的秋天，西雅圖市為優步司機成立工會打開了方便之門。大約同一時間，初創公司和勞工組織締結為不太可能的聯盟，並公佈了一份檔，論證需要為勞工提供必要社會保障，以促進數字經濟發展。[28] 聯邦政府是否有政治意願引入新的工人保護條款？這也還有待觀察。
地方和州府也正在實施一些監管。例如，在馬里蘭州蒙哥馬利郡，州議會決定規範優步和Lyft這些公司的管理，每個旅程收取0.25美元。收入將用在為老年人和低收入居民提供更便利的計程車服務。[29] 紐約市長白思豪（de Blasio）正努力控制紐約街道上優步車的數量。
亞馬遜正在進入共享經濟
亞馬遜的年齡勉強超出21歲的法定飲酒年齡。在這個數字經濟年代，它卻是最古老的互聯網公司之一。亞馬遜的網上書店1994年開張，它也在加入“共享經濟”。跟優步不同，今天無數企業都照著亞馬遜的藍本發家。殘酷的精靈已被放出，以亞馬遜Michanical Turk為代表的眾包理念，正在被CrowdFlower和 99Designs等成百上千個公司爭相模仿。
通過像Flex這樣一家眾包的快遞公司，亞馬遜介入共享經濟。Flex選擇用普通人送快遞，而非傳統快遞員。[30] 亞馬遜也推出了名為上門服務的公司，為你找電工或水暖工時解急。它還有“亞馬遜手工製造”這樣直接跟Esty競爭的營生。
2005年以來，亞馬遜網的勞務經紀——亞馬遜Michanical Turk開始運營。工人們可以登錄到平台上，從長長的列表中挑選任務。類似於傳統服裝行業中的散工工作，Michanical Turk可將一個專案分解為成千上萬的小步驟，然後分配給所謂眾包工人。在這裏，受過良好教育的新手一個小時掙2、3美元。跟速食行業的農民工或臨時工一樣，他們長時間工作，收入過低。他們的虛擬老闆很苛刻。他們也很少或沒有任何福利。
有人可能覺得，在一個像美國這樣富有的民主國家，工人會受到法律保護免遭如此虐待。像優步這樣的公司會被立即叫停。我們見證了巴黎官員起訴優步的兩名高管，[31] 也看到里約熱內盧等城市禁止該公司運營並執行此裁決。[32] 在美國，面對這些公司無視聯邦法律和市政法規的行徑，卻沒有任何舉措。
例如，工資盜竊在亞馬遜Michanical Turk平台上每天都會發生，而平台卻明目張膽地允許這種做法。委託人可以拒絕準確完工的工作，然後不付款。該平台的目的已透過其系統邏輯、結構和設計得到完整表達。工資盜竊是特色，而非漏洞。
亞馬遜的確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它代表著大型上市公司追逐利潤最大化、只為股東謀回報的企業文化。這些公司的公共受託責任就是創造更大的股東價值，為平台所有者服務，壯大發展平台。
亞馬遜的整體主導地位為我們帶來的超級便利、快捷和低價，使得我們對事實視而不見。我們享受著便利，對勞動者而言，揮之不去的陰影則是巨額社會成本。
例如，在德國的某個亞馬遜的倉庫，公司跟蹤物流工人，哪怕他們很短時間內不活動，都會遭到訓斥，並且會收到所謂的不活動報告。監控技術和主管甚至會記錄工人間兩到三分鐘的閒談和長時間去洗手間。[33] 兩次違反後，工人一旦休息時長超過九分鐘就會被解雇。當然，這些情況不僅發生在德國亞馬遜的“完成中心”。 這種泰勒邏輯的終極版，甚至沒有任何商業意義。勞工學者烏蘇拉稱，這是工作的絕對密實化。[34] 此外，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強制安檢的工人離開這些倉庫不需要補償加班費，儘管工人每一天要花30到40分鐘排隊。[35] 立法公開倒向上市公司。
痛苦並不限於倉庫工人和眾包勞工。亞馬遜的白領們也沒能豁免。在亞馬遜的首席執行官跟出版商們的殘酷對峙中，我們可更清楚地瞭解傑夫·貝佐斯的精神。他說：“亞馬遜應該用獵豹追逐體弱多病的小羚羊的方式解決出版商。”[36]公司把這種精神傳遞給它的白領、會計、市場行銷人員和工程師們。《紐約時報》題為“亞馬遜內幕”的爆料，引用一位行銷部門高管的話說：“幾乎每個與我工作過的人，我都看到過他們在辦公桌前哭泣。”[37]
亞馬遜不公平對待勞工的行徑已眾所周知。但它絕不是共享經濟中的例外，也不是現行經濟中的例外。沒有人保護工人。每一個被虐待的工人身後，有更多的人正在推動一個以人為中心的互聯網。
經濟臨時部門的發展已持續增長了幾十年，但“共享經濟”為其在2008注入強心劑，因為有大量尋找其他收入來源的失業人員。
這就是為什麼，在本文的第二部分, 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是否要繼續單純依賴現有的數字基礎設施？這些被設計為極少數的平台業主和股東提取利潤的基礎設施？我的意思是：擺脫優步、Facebook以及CrowdFlower這類公司，是不是真的難以想像?
一個為全民服務的互聯網是可能的！設計師、工人、藝術家、合作社、軟體發展人員、創新工會、勞工宣導者聯合在一起，就可以改變結構。每個人因此都能收穫自己的勞動成果。
矽谷熱衷於建設性破壞。所以讓我們也回敬他們一個。因此，我們號召：把民眾放到虛擬招聘大廳的中心，把利潤轉為社會福利。我們號召市政廳考慮像Airbnb一樣運行。歷史上有些美國城市就擁有且經營自己的酒店和醫院。有的現在還在經營。現在是重歸這段歷史的時刻。
在1960年代中期的紐約，浪漫派藝術家喬治·馬丘納斯鑒於自己顛沛流離的狀態，開始宣導建立藝術家合作社。今天的紐約，藝術家卡洛琳·伍拉德用藝術邏輯改變自己和他人的生存境況。[38]
擺脫Facebook、CrowdFlower和谷歌是可以做到的。企業增長和利潤最大化並非唯一選擇。
對自己沒有所有權的東西，我們很難改變。但是，合作制所有權的模式將解決諸多重要問題，比方說爭取隱私和為工人爭取更高工資。
平台合作化的崛起
我們需要建設一個服務於所有人的經濟和互聯網。從合作社的漫長而精彩的歷史中，我們能吸取怎樣的教訓並將其帶入數位時代？[39]
你或大家該從哪開始？51%的美國人年收入不到3萬美元，[40] 76%的人沒有任何儲蓄。[41]從2000年到2010年, 經通脹調整後的美國平均收入下降了7%。[42] 就社會福祉和環境可持續性方面而言，資本主義對越來越多的人而言，沒有發揮作用。因此，讓我們設想一下，怎樣用不同的方式擁有和治理互聯網，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加強團結？我的合作者Nathan Schneider發問：“矽巷會比矽谷更民主嗎?”
無論你是否在想穩定的工作、最低工資、保障、健康保險、養老金，所有這些問題只能從重組職業結構，才得到根本解決。要想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重振團結，改變所有權，引入民主治理。
“老牌”公司通常竭盡所能地少為員工謀福利。對所有者和股東為勞工謀福利的不信任、 對過時的榨取式經營模式的不信任、對監控經濟和壟斷的不信任，以及工作場合無邊界的擴散，讓很多人重新喚醒合作化精神。平台合作社的長期發展前景如何？合作社組織工作模式是否過時？任何一個這樣想的人，首先應該考慮到在世界範圍內，互助經濟正在增長；合作社雇傭的人數超過所有跨國公司的雇傭總數。[43]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提出，工會所有權是可行的方案。[44] 美國有90萬人受雇於合作社。[45]
在《集體的勇氣》一書中，潔西嘉·戈登·能巴哈德把美國黑人經營合作社的經歷描述成一種行動，根植於爭取人權鬥爭的經驗。日本消費者合作社聯盟為全國31%的家庭提供服務。西班牙第七大企業蒙德拉貢也是一個合作社網路。2013年它的從業人員有74061人。義大利的艾米利亞·羅馬涅鼓勵員工持股，成立消費合作社和農業合作社。這裏的失業率比義大利其他地區都低。[46] 據凱利稱，巴西40%的農業、丹麥36%的零售市場都是由合作社組成的。肯亞45%、紐西蘭22%的國內生產總值都來自合作社。儘管有很多挫折，要論證合作模式已死卻很難。
比如，英國目前有20萬人在400多家合作社工作。在柏林，市民們目前形成公共事業合作社來購買和運營城市電網。[47] 德國的舒納則由消費者合作社管理和經營城市電網與天然氣。
2016年，紐約市議員瑪麗亞·卡門·阿羅約（Maria del Carmen Arroyo）稱，紐約市批准了一項210萬美元的職工合作經營城市發展倡議。[48] 2015年，紐約24個工人聯盟合作社幾乎全由女性經營。在過去兩年中，加入這些合作社的低收入員工發現他們的時薪從10美元漲到25美元。
毫無疑問，所有合作社都面臨巨大挑戰。想想沃爾瑪，它是僅次於美國國防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之後的全球第三大組織。[49] 合作社跟這樣的巨頭競爭無異於以卵擊石。但是，在這場定義未來工作的鬥爭中，誰應該成為推動變革的動力？平台所有者、股東、首席執行官、風險投資人，亦或是我們關注的勞動者集體、宣導的公民運動？答案是：以上所有選項。
但對我來說，問題在於，尋求變化的舉措大部分發生在矽谷董事會的會議室裏。比如，2015年11月，提姆·奧萊理（Tim O'Reilly）召集的“未來經濟會議”幾乎完全以矽谷商業領袖為主。[50] 再者，如果受邀演講嘉賓，主要是企業領導中，僅有三兩個勞工擁護者，就不能明確說明會議認定誰是變化的代言人。3500美元的會議註冊費已將他們的理念詮釋得明明白白。
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指出，為了“安定資本主義”，勞動者必須要有最低社會保障，否則會鬧叛亂。ZipCar的創始人之一羅賓·蔡斯（Robin Chase）回應羅伯特·賴克的觀點：當然，如果你想維護社會和平，你必須給工人回報。你可以向企業領導呼籲，如同提姆·奧萊理那樣。你也許能指望他們的善意，但問題在於，這樣的呼籲能否改變這些企業的核心使命。的確，工人需要可靠的保障和真正關心他們長期福利的人。“認清現實”意味著切實評估平台擁有者是否對員工做小讓步。“認清現實”還意味著看清歷史上榨取型“共濟經濟”的是非成敗。
你不能依靠老闆的仁慈對抗經濟不平等；我們必須重新設計以民主為核心的基礎設施。
新設計中，需要重新審視美國合作化和互利共生的歷史。精神上的社群主義和協作運動發揮著核心作用。德國門諾派教徒，包括阿米什人，早在1684年就來到美國。在1825的春天，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在印第安娜開闢了新和諧村。在20世紀30年代，伊斯蘭和天主教勞動者運動建立了數百個公共項目。天主教分產主義（distributism）的社會教義在此背景下很有影響。它要求社群共同擁有財產和工具。三十年後，印度教Kripalu瑜伽修行中心與佛教噶美邱林（Karme-Choling）中心在美國成立。宗教意味的社區及其合作社比世俗的協作經營企業更有生存力。
從1844年蘇格蘭羅奇代爾出現第一個現代合作社至今，我們已有足夠時間進行討論。批評者認為，有證據表明該模型已經失效。他們部分觀點是正確的，因為美國多數工人合作社都失敗了。但也需銘記，像作家約翰·科爾（John Curl）所觀察到的：
合作社的存在本身就對企業和資本主義構成了挑戰。公司一直努力削弱、抹黑、消滅合作社。它們發動價格戰、立法打擊合作社、在媒體中給合作社貼上破壞分子和失敗者的標籤，還有其他諸多手段。[51]
同時，羅薩·盧森堡對把合作社作為完全替代資本主義的看法持謹慎態度：
在生產領域組建合作社的工人必須面臨一個必然矛盾的狀況：用絕對專制主義統治自己。他們不得不承擔資本主義企業家的角色——這一矛盾致使生產合作社變成純資本主義企業。否則如果工人利益繼續佔主導地位，另一結果就是解體。[52]
盧森堡寫道：企業在市場上無所不用其極地反抗競爭對手。[53]
然而，合作社對身在其中的勞動者有毋庸置疑的重要影響。現有的合作社與傳統榨取型模式相比，可以為員工提供更穩定的工作和更可靠的社會保障。將合作社看作是美好的替代是無益的。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它們被迫參與市場競爭。像Mondragon公司那樣的合作社網路無法完全脫離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剝削的供應鏈。
反對合作社的一個普遍聲音是，它們和其他資本主義企業一樣，受制於市場壓力，從而導致不可避免的自我剝削。事實上，合作社也依靠無薪實習生和無償志願者。合作社面臨無情的市場競爭。但鑒於像優步這樣的公司純利潤在20%至30%之間，平台合作社以較低的價格提供服務也不失為一種途徑。它們可靠10%的利潤率維持營生，然後部分轉化為員工社會福利。以低收入客戶及消費者為目標群體，平台合作社也能在小眾市場中蓬勃發展。
合作社對被邊緣化的社群而言是建設經濟實力的重要工具。卡拉莫拉萊斯來自一所名叫超越護理（beyond care）的育兒合作社。她講述了自己的基本福利：“我現在的工作有病假、帶薪假和就業津貼。”[54] 舉個例子，農業合作社在美國南部各州有悠久歷史。它增強了非裔美國人的社群建設和經濟、社會自主。合作社偶爾也會加劇種族和性別等級結構，複製而非挑戰社會主流做法。茱麗葉·肖爾（Juliet Schor）說：
如果你在意社會公義，那麼你應該要瞭解，在非營利組織中，對種族、階級和性別的排斥很厲害。人們行為的方式加固了自己的階級或種族地位。從種族、階級和社會的角度來看，這些地方往往比盈利機構更有問題。因此，如果你想建立一個吸引人的平台，跨越階級、種族和性別，你一開始就要把這樣的人吸引到你的平台。[55]
懷疑論者哀歎：信用合作社並未真正改變整個經濟體，工人擁有的合作社為社會主義打頭陣也失敗了。無可爭辯的是，這些企業中，工人獲得了長期保障，難道這點不算成就麼？工人掌控自己的工作，為自己的安康著想。無論多小的合作社，在道德和自我管理層面呈現了一種不依賴剝削勞工的商業模式。合作社不僅帶來有創意的消費，而且能對工作進行重組。
最近有人頻繁引用阿倫特的著名觀點：有名字的流浪狗更易生存下來。所以，讓我們歡迎平台合作化。
我們一起會變老的
我們將抱緊
彼此，更深地靠近
我們抱緊彼此
隨著國家的變化;
我們彼此將抱緊
隨著世界的變化。
佚名[56]
平台合作化的概念由三部分組成：
⇒首先，它要複製優步、Task Rabbit、Airbnb 或UpWork的核心技術。它使用同樣技術，但依循民主價值觀，用不同的所有制模式運用這些技術。這樣才能破解只為少數人服務的共享經濟。正因如此，平台合作化尋求的是結構性變化，是所有權的改變。
⇒其次是平台合作化的團結精神。現在的經濟主要靠分散甚至是無名的勞動大軍，團結精神匱乏。平台可以由創造性的工會、城市和各種其他形式的合作社擁有並運作，例如多利益相關者參與模式，或者是職工持股的合作社，又或是生產商合作平台等形式。
⇒第三，平台合作化是建立在重構創新和效率這些概念之上的。其目的是惠及大家，而非為少數人謀利。針對當下數字經濟面臨的關鍵問題，我提出平台合作化十項原則，因為平台資本主義完全做不到為人民服務。
平台合作化的概念，其中至少某些部分，有點令人費解。人們明白什麼是合作社，但“平台”那部分依然難解。如何去形容，開啟手機後，你整天花時間待在裏面、經常為他們創造價值的地方？在本文中，平台描述環境的術語，在此環境裏，中間商以榨取價值或合作的方式為你提供服務和內容。
從一開始，我必須澄清平台合作化的概念。它跟技術的終極無關；平台合作化跟西方世界癡迷於技術進步無關。它是一種心態。Evgeny Morozov 和 Siva Vaidhyanathan反對凡事都“技術解決”和互聯網中心主義的立場完全正確。
平台合作化一詞描述的是技術、文化、政治、社會的變化。平台合作化包含希望。它不是具體的烏托邦，而是新興的經濟體。一些我將描述的模型，有的現在有兩、三年了，而其他的只是想像。有些是原型，有些是實驗。它們都引入了替代性價值觀體系。
下面，我將向你介紹各種類型的平台合作化及其原則。隨後是我針對合作社生態、反對意見及挑戰的反思。
平台合作社的類型學
平台合作社的例子早就存在，但它們仍然方興未艾。下面將其中部分列舉出來，但還有其他重要專案值得關注。我們必須強調具體實踐，否則平台合作化就只是空中樓閣。
合作擁有的線上勞務經紀與市場
很有可能，你對線上勞務經紀的模型已不陌生。就像TaskRabbit公司，你通過它們聯絡找到幫手，能在20分鐘內為你組裝好宜家傢俱。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在你和工人之間成為仲介。每筆交易TaskRabbit抽取20%到30％傭金。
“共享經濟”律師和漫畫家詹妮爾∙奧爾西 (Janelle Orsi) 注意到，大眾對合作社的興趣有明顯飆升趨勢。她說，有十幾家科技初創企業和花店或園藝那樣的傳統商家聯絡了她的可持續經濟法律中心（Sustainable Economies Law Center）。[57] 他們對“群體飛躍”現象興趣濃厚，即它們希望改為採用合作社商業模式。
在三藩市，Loconomics是一家由自由職業者擁有的合作社，目前仍在試運營。[58] 自由職業者會員持股、分紅，並對該公司如何運行有發言權。會員之間不用競標，也沒有漲價。Loconomics在本地提供按摩等服務，其會費為每月29.95美元。創始人2016年1月在灣區開始測試該應用程式，並逐步向其它城市推出。
Ali Alkhatib是斯坦福大學電腦專業博士生。他與微軟未來社會化體驗實驗室（Future Social Experience Labs ，簡稱FUSE）合作設計了一個“以工人為中心、可推廣的對等經濟平台。”該平台允許勞動者擁有、操作和控制軟體。[59] 該專案目前還處早期階段。
德國的Fairmondo發家於由用戶擁有的散離式線上市場，採取有別於亞馬遜和ebay的合作社模式。它旗下2000名成員致力於發展替代電子商務大玩家的平台，同時堅守自己理念。該網站鼓勵公司參與公平貿易且只從社會責任信譽良好的商家進貨。在從德國推廣至全球的過程中，他們的目標是發展一個離散型全球線上市場，由當地合作社集體所有。
由學生建立的Coopify現金支付服務平台，[60] 很快將為低收入零工勞動者提供服務。它由CornellTech的工商管理碩士（MBA）項目創立，贊助資金來自紐約的羅賓漢基金會。使用Coopify的勞工包括就業不足或失業的低收入紐約人，他們因為沒有足夠的信用評級或文書檔案而不能參與到現有的線上市場。該平台有自己的推薦系統，支援多語言，能為工人提供稅收支持並允許他們接受現金支付。坐落在紐約日落公園的家庭生活中心(Center for Family Life)，是一個社會支援機構。他們正嘗試使用Coopify。從2006年 開始，家庭生活中心就逐漸發展了一些工人合作社，為低收入移民提供最低工資和體面工作條件。該中心幫助了九個合作社，一個合作社網，包括180名工人業主，其中多數是拉丁裔婦女。Coopify將幫助這九個合作社更好地與Handy和亞馬遜Flex這樣的公司競爭。
市屬平台合作社
介紹完文化生產者，現在我要跳到公有制這個話題去了，儘管公有制在美國形象欠佳。
政治經濟學家和民主合作創始人Gar Alperovitz寫道，美國有2000多家公有電力公司。連同合作社一起，它們的供電量超過全國用電的25%。[61] Alperovitz指出，比如在達拉斯這樣的城市，市屬酒店和市屬醫院在美國都有悠久歷史。跟公眾想像不同的是，該模式一直運作得相當不錯。
珍妮∙奧爾西對所有權和互聯網的問題有詳盡的想法。跟我建議使用民主理念複製和重建共享經濟技術類似，奧爾西提出，由城市設計軟體/企業，類似於Airbnb，只不過這個網路市場歸出租房間給旅行者的屋主所有，並由他們民主管理。韓國首爾已經推出這樣的項目了。他們提議創建一個平台經濟的城市聯盟 （Cities Alliance for Platform Economy，簡稱CAPE），目的是要把不同的城市組織起來，支援新的平台理念。這個被稱為Munibnb的平台，可以促進大規模城際合作，讓城市集中資源打造短期租賃的軟體平台。這些城市可以規定，如需在他們城市短租，必須通過這個門戶網站。租金所得可以大部分留給屋主，或者部分撥給市政府，然後政府可將這筆錢用來服務老人或修理街道。奧爾西問道：
如果通過Munibnb那樣的軟體運營短租並非難事，那麼，為什麼數百萬來自旅行者的租金會從我們的城市流入富有的公司股東手裏？[62]
奧爾西還建議開發另一個叫Allbnb的應用程式，把租賃平台的利潤以股息形式發給城市居民。這種形式跟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會（Alaska Permanent Fund）相似。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會每年從阿拉斯加出售石油的利潤中，抽取固定比例的資金，支付給該州居民。三個應用程式表明，這樣的做法最終具有可行性。它們不僅允許城市在隨選經濟中發揮調控作用，甚至城市也可積極地對其進行塑造。
用戶生產者所有（Produser-owned）平台
我使用的用戶生產者(produser)這個詞沒有拼寫錯誤，它是使用者（user）和生產者（producer）兩個詞的混合。[63] 用戶生產者所有平台跟Facebook和谷歌的壟斷平台相反，後者用提供“免費服務”的承諾吸引使用者而後通過使用者的內容和資料賺錢。如果我們擁有屬於自己的Facebook、Spotify、或者Netflix的平台，會是什麼樣子？如果在Shutterstock.com上的攝影師擁有出售他們攝影作品的平台，會怎樣?
像媒體成員（Member’s Media）、Stocksy、共鳴（Resonate）等網站朝著解答這些問題的方向邁出了一步。用戶生產者（produsers）有機會共同擁有這些分銷他們藝術作品的網站。用戶生產者擁有平台，這使藝術家能在共有的平台上出售作品、發展事業。
總部位於柏林的“共鳴”是一個用戶所有的流媒體音樂系統合作社。[64] 共鳴的使用者使用音樂流媒體收聽歌曲，直到獲得所有權。收聽歌曲，第一次需付費0.002美分，第二次需0.004美分，到第四、五次收聽，用戶開始喜歡上這首歌曲，最終他們會獲得所有權。
Stocksy是一家攝影庫存圖片合作社。它歸藝術家們所有。[65] 合作社理念基於利潤分享，為網站提供照片的藝術家共同擁有網站所有權。藝術家可以申請成為會員。一旦成功，他們會得到銷售圖片50%的傭金，年底還有利潤分紅。合作社的目的是為了説明會員創造可持續發展的事業。2014年底，他們的銷售利潤達到了370萬美元。從成立至今，他們付給會員藝術家們數百萬美元的盈餘。
“媒體成員”是一個為獨立、敘事電影製片人和影迷服務的共用媒體平台。[66] 使用並為這個網站製作電影的用戶，即用戶生產者，跟創始人和投資者一起持有絕大多數的平台股份。
工會支持的勞工平台
從丹佛到紐華克有許多例子表明，計程車司機和工會一起合作、寫應用程式，組織聯合計程車行業。明智的公司應當歡迎工會，因為研究表明，參加工會的工人留任率更高，且其工作效率與不參加工會的人相比至少旗鼓相當。[67]
在新澤西的紐華克，超級聯盟汽車（Trans Union Car）服務最初是個非營利組織。它的計程車司機有的屬於新澤西聯合運輸聯盟（United Transportation Alliance of New Jersey）有的屬於美國通信工作者地方1039分支（CWA local 1039）。司機受益於工會的許多保障，如信用社、移民支援、醫療保健、養老金。該公司計畫擴展到大西洋城、伊莉莎白市、霍博肯市。
早在2007年，丹佛的計程車司機已經加入了美國通信工作者地方7777機構（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n local 7777）。 兩年後，他們開始了計程車聯盟，在丹佛成立首個駕駛員所有的合作社。他們也獲得了來自1worker1vote.org的幫助，後者通過為合作社謀劃如何爭取高工資、獲取福利和培訓計畫，幫助合作社工會化。合作社面臨的一大挑戰是前期資金投入。現在這不再是問題，因為司機擁有自己的車輛。
加州應用司機協會（California App-based Drivers Association, 簡稱CADA）是一個非盈利會員制組織。[68] 它聯合了來自優步、Lyft、Sidecar和其他基於應用程式的司機。參加該協會的司機不是雇員，因此他們不能成為工會成員。然而，加州的卡車司機工會Teamster 986遊說當權者批准有利於司機的調控政策。他們使Lyft和優步的司機能統一發聲。
由內而生的合作社
另一個誘人、甚至是異想天開的想法是，自共享經濟內部形成工人合作社。優步的司機能利用公司的技術基礎，運行自己的營生。微軟推出IE流覽器後便遭遇了反壟斷訴訟，有這樣的前車之鑒，由工人接管平台的舉措恐怕也不難想像。
平台的協定
這樣的話，即使平台都由合作社經營，未來的工作或許也不會被集中化平台把持。也許，點對點的交互可以完全通過協定來實現。例如，在以色列， La'Zooz 是一個分散式點對點的計程車網路。[69]
假如“媒體成員”希望你將其看作用戶生產者所擁有的Netflix，為拍片人及影迷服務，那麼La'Zooz就是騎行者的BT共用。任何在城市裏穿梭的人，都能通過搭載同行者賺取加密的替代幣。跟之前描述的系統不同，該平台完全是一對一的。它沒有中心，也沒有總部。[70]
平台合作化的10項原則
對平台公司的價值觀、規則和指導原則的技術性討論，無疑是針對已有興趣瞭解平台合作化的人。首先必須激發對合作協助式解決方案的渴望。雅特∙泰勒堅信來自黑豹黨的前任領袖伊蓮∙布朗的智慧：“你無法圍繞抽象的原則組織或動員。”[71] 另一方面，一旦決定獻身此業，平台合作化的原則和價值觀十分重要。
茱麗葉·肖爾對參與分享經濟的工人進行了200多次採訪。她的建議是:
確保別人理解你的價值。你需要對你想要吸引的人說明你的經濟價值。在非盈利機構中，這點經常缺失。盈利機構在此經常做得更好。
在肖爾提出的觀點之上，受到德國服務行業工會（ver.di）的啟發，[72] 我提出以下平台合作原則:
1) 所有權：關於共享經濟的眾多描述中，主要一條是拒絕所有權。它們說：千禧一代對實際所有不感興趣。他們對東西的使用權感興趣。他們不下載音樂；他們線上收聽。他們不買車，卻是共乘的粉絲。與之相反，我們的敘述關注的是以人為中心的互聯網。
1969年，互聯網是一個軍事科學網路。但在九十年代初，國家科學基金把這個網路轉化成了私有制。自此之後，互聯網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變化，幾乎涉及每個領域。共同所有權的問題卻懸而未決。
跟Reddit上可愛的貓咪無關；這關乎互聯網所有制。集體制平台合作社歸創造大部分平台價值的人所有。它可以從外部重塑互聯網早期公眾意識的這段歷史。平台合作主義可以改變普通人對自己與網路之間關係的認知。
2) 體面的工資和收入保障。在2015年，像亞馬遜Michanical Turk那樣的眾包系統中，新手——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工人，時薪是2 - 3美元。對於美國這樣富有的國家，這是一種恥辱。像家政工消失在主人的房子裏一樣，電子勞工依舊是隱形人，消失在電腦的演算法之間。家政工人聯盟（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在反擊。在白宮工人之聲活動中，他們提出"好工作準則"（Good Work Code）。其要求再簡單不過：“每個人都需要公平的工資和保障維持生計。”[73]
3) 公開和資料的轉移：公開不單指運作需要透明。例如，合作社擁有的線上市場fairmondo，強調公開合作社的整個預算。但公開也包括對資料處理過程的透明，特別是客戶資料。收集哪些資料、如何收集、如何使用、向誰出售，這些都應該公開透明。
4) 賞識和認可：良好的工作氛圍應是我們這次討論的應有之義。職工理應得到業主和經營者的認可和賞識。在這種情況下，工人與平台運營商或業主的溝通至關重要。假如工人被拖欠工資、補償沒有及時到位[74]、或被解雇，他們必須有權獲得解釋。
5) 工作共同決定：從平台程式設計的一刻起，勞工就應該在使用過程中參與設計。這樣，運營商也會更瞭解工人的工作流程。像茱麗葉·肖爾所說，“從第一天開始，你就要讓目標平台使用者參與進來。”
6) 法律保障的框架：平台合作社需要法律保障，因為它們不尋常。我們也需要幫助保衛合作社不遭受不利的法律攻擊。企業股東的制勝法寶是去控制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美國的司法系統把補貼公司置於公共利益之上。比方說，合作社可能需要適合的當地監管以維護公平競爭環境，但聯邦監管機構可能先發制人阻止此類監管出臺。已經立足的平台公司可能千方百計阻止工人“多宿主”。律師們可以對此發起挑戰或遊說州政府將其非法化。
最後，如法蘭克∙帕斯誇萊所言，就壟斷與合作社之間的差異而言，美國的反壟斷法奇異地前後矛盾。[75] 只要壟斷出現地“自然”（管他是怎麼個“自然”法），壟斷公司可以在美國暢通無阻。而反壟斷法規定，一旦合作社聯合會試圖定價或者設定行為準則，挑戰現行佔據統治地位的公司，那麼合作社聯合會將負法律責任。美國對遵守遊戲規則的壟斷企業容忍度非常高，而對合作社聯合企業卻不能接受。政府權力助長了企業統治的制度化和中產階級的邊緣化。
7) 隨身的工人保障和福利: 臨時工與傳統工人一視同仁，在變更工作的情況下，他們應當依然能享受福利和保障。社會保障不應綁定在某一特定工作場所。法國政府正在考察這種做法。在美國，來自三藩市的作家史蒂文∙希爾在他的新作《原始交易：“優步經濟” 和失控的資本主義怎樣壓榨美國工人？》一書中提出了這個建議：每名工人應該獲得一個的保障帳戶，他們的每個雇主，應當按雇傭勞動時間的比例，往帳號裏存一小筆“社會安全網費。” 這筆資金用於支付每個工人的安全網費，引導基金流入已具規模的基本保障社施，如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工傷職工和失業補償基金、或通過奧巴馬醫改獲取醫療保健。此外，該建議為每個員工提供至少5天的帶薪病假和帶薪假期。[76]
這條建議對幾乎所有的工人一視同仁，大大減少了誘發雇主雇傭臨時工，免付福利保障的可能。這些改變在地方或州一級就能執行。美國人不必等不作為的國會來推進。具體結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相關項目的“附加細則”，因為這些細則很容易成為解除管制的掩護。
8) 保護免受霸淩：優步以任意制裁和解雇司機而聞名。沒有任何警告，司機也許就沒了收入。[77] 司機被炒魷魚的原因往往不明，對於司機要求解釋的問題，公司拒絕回應。這種情況其他平台上的勞工也遇到過。[78] 在Lyft，司機沒有得到4.5顆星以上可以被踢出平台。消費者握有掌管工人生計的大權。
雪上加霜的是，優步的信譽系統對司機不利。乘客對司機進行評估時，不小心按錯按鈕，也會威脅到司機的生計。
優步工人的信譽系統託管在“雲”上，在公司的專用伺服器裏。跟共享經濟的其它新貴無異，勞工無法利用他們的聲譽進一步實現自我發展。當轉到另一個平台時，他們要從頭開始。因此，勞工們有必要建立屬於自己的、分散的聲譽和身份系統。Traity[79]和Crypto Swartz[80]正朝著此方向努力。
9) 拒絕工作場所過度監視：應該拒絕工作場所的過度監視，反對例如oDesk（現更名為Upwork）的“工人日記”或Taskrabbit連續不斷的審核。[81]
在此類系統中，工作的尊嚴在哪裏？你想每天早上起床，只為了爭奪你今天不得不做的那些工作？在你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每四個小時被人評估一次，你會怎樣想？這種監督讓勞動者太沒有尊嚴。
10) 註銷權：工人也需要有登出、下線的權利。體面的數字勞工要有明確界限。平台合作社需要留出時間讓勞動者放鬆、終身學習和自願參與政治活動。
遵循上述崇高原則，來表達願景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接近此願景，但我們仍需要將其明確表達出來。如果我們無法想像不同的生活，那將是資本的最終勝利。
我說平台合作化也面臨巨大挑戰，這並不奇怪。從組織工會和管理工人，到技術、用戶體驗設計、教育、長期融資、規模控制、工資標準，這些都是挑戰。其他還包括合作社核心成員的篩選、保險、與跨國公司巨頭競爭。公眾意識也很重要。天真和熱情地揮舞手臂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思考清楚問題的實質和可以落實的解決方案。喬迪∙迪安說的很有道理，她說：“高盛根本不在乎你是否去養雞。”但如果養雞合作社在全北美發展壯大，而且還是通過的互聯網市場達致繁榮的，那所有企業主聽說了都會產生興趣。要想讓數字勞工成為現實，志同道合的人必須組織起來，為民主的所有權和權利而鬥爭。
另一個挑戰關乎勞工動員：所謂的1099工人跟他們的同事在午餐休息時間根本見不著。他們也不待在工會大廳。相反，多數時候他們彼此分離。“這些人想取得所有權和決策權，計畫的一部分必須是增強他們的社會網路，”經濟學家寶拉∙特巴羅在強調平台合作化思想時，如是說。[82] 目前，有些人嘗試新形式增強工人團結，包括像turkopticon那樣的設計。[83] 它是亞馬遜Michanical Turk平台工人所使用的雇主信譽系統。還有Dynamo是基於請願的Michanical Turk工人的社群。[84] 但這一切對傳統的工人組織看似無用，組織平台合作社的任務也沒有變得更容易。面臨的挑戰仍舊是：首先，如何組織分散的工人？
合作化的生態系統
平台合作社不是自給自主的孤島。每個合作社都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尼爾∙戈倫夫洛寫道:
高科技初創公司的法寶是創業者善於利用熟悉的組織結構、融資方式和發展路徑。換言之，他們有一個範本。平台合作社也需要範本，但是那些範本要能支援多種不同形式的組織模式。 我們需要少量分佈在全球不同城市的孵化器幫助第一波平台合作社誕生。其中的竅門是，讓最初幾個平台合作社起航，然後發展一套全球生態系統，鼓勵跨行業和跨地域地複製這種模式。[85]
平台合作社也得依靠其他合作社、融資方案、軟體工程師、律師、工人和設計師。合作社之間必須結成聯盟。他們的聯盟需要基於標準，一同致力於開放、共用的策略、目標和價值觀：在政治平台支援下，我們的心態需要由安∙蘭德轉向羅伯特∙歐文。
融資：總而言之，平台合作化和合作社呼籲與傳統企業不同的融資方案。許多傳統的融資管道對合作社不開放，監管者又迫切地提防融資試驗。什麼樣的融資方案能拓寬大家的財力？
一方面，對合作社來說，前期的資本費用往往是最大挑戰，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卻不是最大障礙。無論如何，試想一下在交通系統平台上，司機們已經擁有他們的主要資產。在西班牙的蒙德拉貢，有家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合作社，它的經營方式像發展銀行。在德國，銀行在小企業的發展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小企業佔該國經濟的大頭。
像Seed.coop專案正在幫助合作社啟動。[86] 眾籌也可以很成功。值得特別指出的是，西班牙眾籌網站GOTEO，它只允許遵循共用價值觀的項目籌募資金。[87]
在他的文章《擁有是新分享》中，[88] 南森∙施耐德（Nathan Schneider）報導了世界上首次“加密股權”的實驗，被稱為群（Swarm）。[89] 群是個眾籌網站，是採用區塊鏈界的Kickstarter。它依靠一“群”小投資人的而不是資金雄厚的風投。網站使用的不是美元而是加密的貨幣。其首次活動籌集資金超過一百萬美元。
但監管機構沒有聽之任之。2011年archive.org的創始人布魯斯特·卡利（Brewster Kahle）希望啟動一個信用社，但遭遇了一系列監管審計和官僚機構的阻撓，最終放棄。[90] 矽谷建立在投機、短期回報上，首次公開募股之後投資就會轉移。這種融資方式不適合合作社。合作社要慢慢發展，以可持續發展為目的。
慈善事業平台“外部收入服務（Ex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目的是説明非盈利組織。後者不可能用所有時間去籌錢。通過外部收入服務平台，使用者承諾每月支出特定金額，劃分給他們喜歡的組織。[91] “外部收入服務”的馬克斯∙達納（Max Dana）寫道：
為了得到別人的擔保捐贈，一個人必須首先從自己的年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作為捐贈，並分給至少一人。[…] “外部服務收入”不歸任何人所有。它是一個分散式網路，由捐助者和使用者共同投資，維護和發展這個系統。[92]
英國的羅賓漢小資產管理（Robin Hood Minor Asset Management）是一家對沖基金合作社。它通過資料採擷，模仿華爾街頂級投資者，在股票市場從事比較保守的投資，然後把利潤投資到合作社。他們發問：“如果資本都是點對點對等的，會怎樣?”[93]
在美國，全國性非營利組織“慢錢（Slow Money）”脫穎而出。它尤其注重投資可持續食品和農場。它採用Fairshares支持農業合作社。它的工人實驗室（The Workers Lab）是美國的首個工會支持的創新加速器實驗室。機構投資者坎意∙馬克貝拉（Kanyi Maqubela）坦言，合作社運動最重要是擴展。就職於合作基金（Collaborative Fund）的馬克貝拉致力於為平台合作社提供足夠的流動資金，幫助他們吸引大量資本以擴大平台合作社規模。馬克貝拉說，“我們需要齊心協力，讓投資者加入，共同創造一個合作型的世界。”[94]
公共產品的平台合作化：從理查∙巴布魯克（Richard Barbrook）的《高科技的禮品經濟》，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的《網路的財富》到 大衛∙伯利爾（David Bollier） 的《螺旋式病毒傳播》，再到德米特裡∙克萊納（Dmytri Kleiner）的《風險共產主義》[95]以及蜜雪兒∙博旺（Michel Bauwens）在P2P的工作，無不印證互聯網常跟公共產品和非市場交易產生聯繫。十年前, 德米特裡∙克萊納創造了風險共產主義一詞，來闡述合作社聯合創建溝通平台的可能。這樣的溝通平台可以戰勝近期出現的某些採用集中式、資本為先的，極度控制又侵犯隱私的平台。他呼籲我們研究互聯網如何由開始時的分散和合作的網路轉變為集權和私有制的網路。[96]
平台合作建立在公共產品之上，依靠開放設計和3D列印的開源硬體許可；它們促進合作化生態系統。蜜雪兒∙博旺目前正在研究基於共用的互惠許可。[97] 比方說，允許合作社在共用空間分享代碼片段。合作社可以免費使用他人必須付費的代碼。
平台合作社的免費軟體：平台合作社的後台操作需要免費軟體。勞動者不僅要能存取碼，以便他們理解支配他們工作環境的參數和模式。軟體發展也需要從一開始就跟工人共同商定。
例如，在交通運輸部門，至少有四個應用程式：一個乘客應用程式和一個司機應用程式，且分別能在安卓和蘋果平台上運行。它們還必須不斷更新，原因是作業系統和手機在不斷變化。這也意味著，必須要有持續的資金供給開發人員。平台合作社不可能建立在一次性眾籌活動所得之上。
免費軟體發展者可以發佈核心協議，允許獨立的開源項目創建自己的後端和前端元件。這將適用於各個服務部門，從眾包、非法移民、到家庭清潔工和保姆。
把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當演算法監管？合作社一旦開始參與線上勞動力市場，他們就會變得更分散，更國際化。地方組織成員之間的信任將不復存在。區塊鏈技術是解決信任問題的一種方法。
區塊鏈是虛擬貨幣比特幣的底層協定。但平台合作社最關鍵的發展不僅是比特幣；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已經遠遠超出了現金和貨幣。“比特幣分散式挖掘由區塊鏈控制，”愛爾蘭研究員瑞秋∙奧德懷爾（Rachel O’Dywer）解釋道。區塊鏈技術包含一個公共資料庫，用於各種保密的事物。例如，政府可用區塊鏈技術開發投票應用程式。再如，洪都拉斯房地產研究所（Honduran Property Institute）讓美國的創業公司Factom提供基於區塊鏈技術的土地登記應用程式原型。[98]
奧德懷爾提醒說，雖然有很多積極的潛力，目前區塊鏈技術的應用更貼近風險資本主義而不是風險共產主義，其目標恐怕是私人銀行和“改良”的數字版權管理之間更便利的分享。
但是，這項技術也預示著無中間人、對等網路交易市場的可能。試想一下，“分散自治組織”和虛擬企業，只不過是在遵循點到點之間進行交易的規則而已。[99] 當然，如果出現什麼問題，你會向誰求助？基於區塊鏈的程式也成為實現“共識機制”的平台與工具，促進合作社民主決策。這裏可以存儲章程、會員資料、股份和投票記錄，而且不可撤銷。
另一方面，“區塊鏈技術的宗旨是，把我們給予集中化機構的信任，如國家、也包括社會團體，變成技術架構。有些人稱之為信任代碼，但這種信任同時也假定我們不再信任彼此。相反，它要求你相信某種演算法。奧德懷爾說，已有人稱之為演算法監管（algorithmic regulation）的一種形式。[100] 此外，還有人擔憂，基於區塊鏈的交易市場使人們更容易逃稅。
一個專注創建合作社界WordPress的基金會：我們努力連接那些對合作社和互聯網感興趣的人。經驗告訴我們，各地的開發人員都在做類似的專案。
在西海岸，資金不足的系統設計師會建立一個線上勞動力市場。在東海岸也有人在做類似項目，但是他們都沒考慮過合作。
我建議，全世界的開發者，在平台合作化共同體(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的支持下工作。平台合作化共同體將為正在開發的免費軟體核心技術籌集資金。跟傑瑞米∙裡夫金（Jeremy Rifkin）提出的零邊際成本社會的設想相反，開發一個線上的勞動力市場程式，並保持更新，是非常昂貴的。平台合作化共同體能為此幫上忙。
民主治理：合作化結構要求集體決策、解決爭端、達成共識、以透明的方式管理股票和基金。然後，還有職工的全面管理。本文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抑制權力濫用。這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治理。平台何以能實現分散式的、真正的民主管理？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有力的工具：如Loomio、Backfeed、D-CENT、還有Consensys。
Loomio，又名“公民網路的Facebook”是一個工人擁有的合作社，其總部在紐西蘭的威靈頓和紐約市。[101] 它開發開源軟體，深受“佔領運動”精神感召。它是一個網路應用程式，以通信和投票工具見長，能促進團體的民主發展。[102] 在西班牙，2萬7千人使用Loomio連接全國基層網路使政黨Podemos迅速成長。總共有來自93個國家的10萬人已經在使用Loomio。
Backfeed.cc是基於區塊鏈技術分散式的協同組織。它有助於自組織網路內的協調。[103]
D-CENT始於近期活躍在冰島、加泰羅尼亞和希臘的社會運動。他們正在創建一整套工具，幫助快速實施民主，而且運用在其他合作式平台。他們的目標是賦予人民政治權力，使人民能夠提出政策建議和議題、起草和審議建議、投票並作裁決。[104]
ConsenSys創業工作室為各種開發人員和終端使用者提供區塊鏈生態系統中使用的分散管理工具。它們的焦點主要在Ethereum上。[105]
為便於團結而設計：很多時候，技術專家貶低前端設計的重要性。很遺憾，因為就使用者體驗而言，免費軟體平台必須跟培養使用者習慣的公司競爭：想想手機螢幕上逐漸靠近的優步計程車，多麼有誘惑性。或者，設計師至少需要決定他們要融入多少消費者心理。 卡內基梅隆大學設計研究所主任，卡梅倫∙佟基偉思（Cameron Tonkinwise）提醒說：
許多這些平台使人與人之間能夠互動。在軟體設計和在介面設計層面都涉及政治決策，那些做出決定的人是設計師。他們對自己決策將帶來的政治後果很不瞭解。政治正在微觀的相互作用中產生。設計師們應瞭解他們工作裏的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這非常重要。[106]
什麼可以讓平台合作社的設計有所不同？ 佟基偉思呼籲“便於團結”的設計，一種使共同支持更容易和更無縫的設計。[107] 例如，他提出，設計應該激發工人團結。例如我看到工人A有三個孩子，工資比工人B更高，而且她即將被TaskRabbit或優步終止合同，我需要決定要不要支援她。在讓團結互助更加方便的同時，這種做法明顯會帶來隱私問題。
平台合作社的良好設計開始於發展設計師與其客戶之間的關係。
UX Design為平台合作社提供了很好的機會。這些平台的介面，讓使用者瞭解合作社的公平勞動標準，並將之與共享經濟中缺乏社會保障進行對比。換言之， 這樣的平台讓隨選經濟中的不公平形象化。
我也建議使用Mozilla的徽章技術，為遵循前述原則的平台做認證。[108] 與咖啡的公平貿易大同小異，儘管仍有不足，但公平貿易咖啡已經佔據了部分市場。這些徽章可以證明螢幕後的勞動合乎道德標準。
規模: 為了建設一個社會公平和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平台合作社必須走出以增長為中心的思維。合作社不一定非要擴大規模。民主經營的企業，如工人合作社，可以針對更小的、局部的小眾市場，而無需專注於擴大規模。可以從巴黎、柏林、里約熱內盧和其他已經禁止優步的城市開始。如果你的首要任務是照顧好員工，那麼擴大規模就不是當務之急。與初創公司不同，我們的目標不是收購終結，而是發展能持續幾十年的企業。
學習和教育: 西班牙公司Mondragon如此成功的秘訣之一是，他們有一所合作性大學，直接為他們的商業網絡輸送人才。在美國，各大高校也設立中心，為那些準備到合作社工作的學生服務：威斯康辛大學(1962)、堪薩斯州立大學(1984)、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1987)、和北達科塔州立大學(1994)。在紐約, 紐約市立大學的勞動研究專案開設了工人合作社的研究生課程。[109] 2016年，在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莎莎∙科斯坦薩-丘克（Sasha Costanza-Chock）跟工人合作社一同講授了一門基於專案的協同設計課程。[110] 教授合作式設計和價值觀只是方法之一。 還有一種是設計和建立一個以合作原則為基礎的大學，一所黑山學院2.0。
另類學習機構如何能幫助青年更好應對當今協同式工作和生活？詹妮爾∙奧爾西著作再一次涉及精髓。在她合著的書《共用方案》中，奧爾西以親身實踐的方式，演示了分享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各種方式：共用住房、一切生活用品、空間、任務、育兒、運輸、甚至工作。《共用方案》勾畫出切實可行的基本規則，指導大學生以更互助合作的方式來生活。奧爾西的書讀起來像是分享版的《全球目錄》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致所有人
我們必須創造一個新網路服務於可行的宏觀經濟模型，而不是發展具有徹底毀滅性的資料經濟。[111]
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現在，矽谷自上而下的決策定義了平台資本主義，由黑盒子演算法執行。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敘述，一個我們堅信的，關於分享、聚合、開放、合作的敘述。
合作化運動需要認真對待21世紀的技術。要將線上合作社的概念推廣得像美國派一樣家喻戶曉，這仍需很多努力。它還需要在不同國家和不同背景下進行討論，從秘魯、德國和以色列，到中國、印度和紐西蘭。
平台合作主義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可以“摧毀死亡之星平台。”[112] 它的重要性並非體現在摧毀像優步一樣的暗黑霸主，而在於改變人們的思維，融入不同的所有制模式，然後把它們植回主流文化。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反文化主義組成烏托邦社區。他們離開城市，在山裏生活，把自己對未來的想法強加己身。這些嘗試往往以失敗告終。
要想成功開發平台合作社，它需要的就不僅是務實的智慧和超炫的熱情。反理論的立場，拒絕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會成為障礙，就像當年的美國反文化運動那樣。我們需要研究過去的成敗得失。我們需要確定在哪些領域平台合作最有可能取得成功。我們需要傳播互利共生、社區共用理想與合作的理念，使這一切成為可能。平台合作化能促進真正意義上的共享經濟。它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腐蝕，但它彰顯工作可以昇華而不是貶低人類的經驗。
平台合作化不是下一個設備或“平台”。它構想了不以股東為中心的生活。改變並不總是請客吃飯，也不一定要寫文章或召集會議。改變很麻煩：平台合作化也關乎反抗。
志趣相投的人要組織起來加強和擴建平台合作社。尤查∙本科勒宣導這種做法：”如果你敢想像，並及時出手抓住市場，它就會實現。”[113]
我們不能再浪費時間了。政客和平台所有人一直承諾提供社會保障、訪問權和隱私權，但現在我們要求所有權。是時候明白，他們永遠都不會兌現承諾。他們沒法兌現。但是我們必須提出訴求。通過共同努力，我們將積攢社會運動的政治力量，讓這些想法變成現實。
[1] George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 no. 3 (1970): 488–500, doi:10.2307/1879431.
[2] “Review & Outlook: ‘You Didn’t Build Th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9, 2012, www.wsj.com.
[3] Tom Slee, What’s Yours Is Mine. New York City: OR Books, 2015.
[4] Platformcoop.net
[5] vimeo.com/149401422.
[6] Sascha Lobo, “Sascha Lobo: Sharing Economy wie bei Uber ist Plattform-Kapitalismus,” Spiegel Online, March
9, 2014, www.spiegel.de.
[7] Byung-Chul Han, Müdigkeitsgesellschaft. Berlin: Matthes & Seitz Berlin, 2010.
[8] Livestream.com/internetsociety/platformcoop/videos/105663835.
[9] McKenzie Wark, “Digital Labor and the Anthropocene,”DIS Magazine, accessed November 24, 2015, dismagazine.com.
[10] Rebecca Smith and Sarah Leberstein, Rights on Demand:Ensuring Workplace Standards and Worker Security
In the On-Demand Economy, September 2015,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11]同上。
[12] Vimeo.com/149979122
[13] W-2表是指每年年底前雇主必須寄給雇員和稅務局的表格。
[14] 工人通過1099表填報一年內除雇主發放工資外的其他各種收入。沒有固定雇主的臨時工人使用1099表向稅務局報稅。
[15] MBA一年級的學生都懂得，職業不是一個單純的概念。它描述的是一系列權利，其中核心的勞工權受到了威脅。
[16] Frank Pasquale, “Banana Republic.com” Jotwell: Cyberlaw, February 11, 2011, cyber.jotwell.com.
[17] “U.S. Senator Mark Warner on Why We Need a New Class of Worker (Q&A), Re/code,” accessed November
29, 2015, recode.net.
[18] Seth D. Harris and Alan B. Krueger, “A Proposal for Modernizing Labor Laws for Twenty-First-Century Work: The ‘Independent Worker,’” The Hamilton Project, December 2015, www.hamiltonproject.org.
[19] Steve Waldman, “1099 as Antitrust,” interfluidity, accessed November 29, 2015, www.interfluidity.com.
[20] livestream.com/internetsociety/platformcoop/videos/105162259.
[21] Frank Pasquale and Siva Vaidhyanathan, “Uber and the Lawlessness of ‘Sharing Economy’ Corporates,” The Guardian, July 28, 2015.
[22] Tom Slee. What’s Yours Is Mine. New York City: OR Books, 2015.
[23] Pasquale, Frank, and Siva Vaidhyanathan. “Uber and the Lawlessness of ‘Sharing Economy’ Corporates.” The Guardian, July 28, 2015.
[24] Harris and Krueger, “A Proposal for Modernizing Labor Laws for Twenty-First-Century Work: The ‘Independent Worker.’”
[25] 2015年，超過半數的優步司機為公司工作的時間不超過12個月。詳情參見Steven Hill’s Raw Deal. How the “Uber Economy”and Runaway Capitalism Are Screwing American Workers.
[26] Mike Isaac and Natasha Singer, “California Says Uber Driver Is Employee, Not a Contractor,”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7, 2015.
[27] “Judge Not At All Impressed By Class Action Lawsuit Claiming Yelp Reviewers Are Really Employees,” accessed November 24, 2015, www.techdirt.com.
[28] “Coalition of Start-Ups and Labor Call for Rethinking of Worker Policies,” The New York Times Blog, November 9, 2015.
[29] “Taxi Regulations, E-Hail App Targeted By Montgomery County Council,” WAMU 88.5, June 8, 2015, wamu.org.
[30] flex.amazon.com
[31] Sam Schechner, “Two Uber Executives Indicted in Franc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30, 2015, www.wsj.com.
[32] “Rio de Janeiro Becomes First City in Brazil to Ban Uber,”The Guardian, September 2015.
[33] “Amazon′s ′inactivity Protocols′ under Fire,” Deutsche Welle, March 13, 2015, www.dw.com.
[34] Ursula Huws, Labor in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The Cybertariat Comes of 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4.
[35] Alison Griswold, “Supreme Court Decides Amazon Workers Don’t Need to Be Paid While Waiting for Mandatory Security Screenings,” Slate, December 9, 2014, www.slate.com.
[36] David Streitfeld, “A New Book Portrays Amazon as Bully,” The New York Times Blog, October 22, 2013.
[37] Jodi Kantor and David Streitfeld, “Inside Amazon: Wrestling
Big Ideas in a Bruising Workplac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5, 2015.
[38] carolinewoolard.com.
[39] John Duda at “Platform Cooperativism: The Internet, Ownership, Democracy,” vimeo.com/149401422.
[40] “Goodbye Middle Class: 51 Percent Of All American Workers Make Less Than 30,000 Dollars A Year,” Washington’s Blog, October 21, 2015, www.washingtonsblog.com.
[41] Angela Johnson, “76% of Americans Are Living Paycheck- to-Paycheck,” CNNMoney, June 24, 2013, money.cnn.com.
[42] Angela Johnson, “76% of Americans Are Living Paycheck-to-Paycheck,”CNNMoney, June 24, 2013, money.cnn.com.
[43] 本段出現的資料來自：Marjorie Kelly’s Owning Our Future: The Emerging Ownership Revolution.
[44] Dave Johnson, “Bernie Sanders Proposes To Boost Worker-Ownership Of Companies,” Common Dreams, August 18, 2015.
[45] E. G. Nadeau, The Cooperative Solution, 37.
[46] dept.kent.edu/oeoc/oeoclibrary/emiliaromagnalong.htm.
[47] www.buerger-energie-berlin.de/das-ziel.
[48] fpwa.org.
[49] Daniel Schlademan of OurWalmart at Platform Cooperativism: The Internet, Ownership, Democracy.
[50] conferences.oreilly.com/nextcon/economy-us-2015/public/content/speakers.
[51] “Ver.di. Innovation Und Gute Arbeit - Digitale Arbeit,” accessed December 5, 2015, innovation-gute-arbeit.verdi.de/themen/digitale-arbeit.
[52] Phil Gasper, “Are Workers’ Cooperatives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ISR, 2014.
[53] 同上。
[54] vimeo.com/149516216.
[55] vimeo.com/149540417
[56] John Curl and Ishmael Reed, For All the People: Uncovering the Hidden History of Cooperation, Cooperative Movements, and Communalism in America, Oakland, CA: PM Press, 2012, 378.
[57] www.theselc.org.
[58] loconomics.com.
[59] ali-alkhatib.com/media/presentations/PlatformCooperativism.pdf.
[60] seed.coop/p/V1RtF0JQe/more?wrap=true.
[61] “Socialism, American-Style,” The New York Times, accessed July 26, 2015.
[62] Nathan Schneider, “5 Ways to Take Back Tech,” The Nation, May 27, 2015.
[63] 用戶生產（produsage）一詞由 Axel Bruns 提出。參見 Blogs, Wikipedia, Second Life, 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usage,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8..
[64] resonate.io/2016/.
[65] www.stocksy.com.
[66] membersmedia.net
[67] Jack Triplett, The Measurement of Labor Cos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101. And for a more recent discussion by the Economist: www.economist.com.
[68] cadateamsters.org.
[69] lazooz.org.
[70] 同樣在以色列，谷歌推出了Waze應用，連接通勤的上班族和去往近似目的地的司機，但是Waze卻不是一個平台合作社。司機的工資取決於駕駛距離的長短，但是Waze的系統設計讓司機無法將其發展成業務。
[71] livestream.com/internetsociety/platformcoop/videos/104571608.
[72] “Ver.di, Innovation Und Gute Arbeit - Digitale Arbeit.”
[73] goodworkcode.org.
[74] 在美國，70%以上的自由擇業者稱他們常常遭遇拖延支付工資。
[75] Frank Pasquale at “Making It Work - Platform Coop 2015: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ference,” Internet Archive, November 2015, archive.org. Also see: Ramsi Woodcock, “Inconsistency in Antitrust,” SSRN, December 3, 2013.
[76] 目前，美國私營企業裡的6000萬員工沒有帶薪病假。
[77] Ellen Huet, “How Uber’s Shady Firing Policy Could Backfire On The Company,” Forbes, accessed December 4, 2015.
[78] Lilly Irany討論了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的情況，參見Lilly Irany, “Difference and Dependence
among Digital Workers: The Case of Amazon Mechanical Turk,”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January 2015.
[79] traity.com.
[80] Galt. J. “Crypto Swartz Will Get You Paid for Your Great Content.” The CoinFront, June 23, 2014. www.disruptek.info.
[81] oDesk（現在更名為Upwork）的“工人日記”記錄的是工人的工作流程。其中包括利用工人電腦裡的攝像頭不停地拍攝工人的照片和衡量工作進度的截屏。
[82] Tubaro, “Discussing Platform Cooperativism,” Data Big and Small, accessed December 9, 2015, databigandsmall.com.
[83] Turkopticon是一個網頁流覽器的擴展。它讓基本上不聯絡的工人們可以一起評價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平台上的雇主。Turkopticon.ucsd.edu.
[84] wiki.wearedynamo.org.
[85] “How Platform co-ops Can Beat Death Star Platforms to Create a Real Sharing Economy,” Shareable, accessed
November 4, 2015, www.shareable.net.
[86] seed.coop.
[87] goteo.org.
[88] “How Platform co-ops Can Beat Death Star Platforms to Create a Real Sharing Economy,” Shareable, accessed November 4, 2015, www.shareable.net.
[89] Swarm.co.
[90] Nathaniel Popper, “Dream of New Kind of Credit Union Is Extinguished by Bureaucracy,”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4, 2015.
[91] slack.externalrevenue.us.
[92] 這段話最初引自馬克思·達納在2015年平台合作化會議上的發言，見Max Dana’s talk at Platform Cooperativism in November 2015.
[93] robinhoodcoop.org.
[94] vimeo.com/149532379.
[95] “Venture Communism,” P2P Foundation, accessed December 11, 2015, p2pfoundation.net.
[96] vimeo.com/149381439.
[97] “Commons-Based Reciprocity Licenses,” P2P Foundation, accessed November 8, 2015, p2pfoundation.net.
[98]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Sure about Things,” The Economist, October 31, 2015, www.economist.com.; 也可參見瑞秋•奧德懷爾在平台合作化會議上的發言。event: livestream.com.
[99] 非盈利組織Ethereum 正在説明這類公司。見100 vimeo.com/150040123.
[101] 維琪百科基金會的總部把電子郵件系統轉移到Loomio上，讓180個員工實現協作式決策。
[102] loomio.org.
[103] 對區塊鏈技術的討論參見：Nathan Schneider, Trebor Scholz “The Internet Needs a New Economy” The Next System Project, November 8, 2015, www.thenextsystem.org.
[104] dcentproject.eu.
[105] consensys.net.
[106] vimeo.com/149541466.
[107] 卡梅倫•佟基偉思在平台合作化會議上的發言。見Cameron Tonkinwise speaking at Platform Cooperativism: The Internet, Ownership, Democracy, platformcoop.net.
[108] “Badges,” MozillaWiki, May 22, 2012, wiki.mozilla.org.
[109] murphyinstituteblog.org.
[110] Codesign.mit.edu.
[111] “Stiegler on Daesh and ‘The Age of Disruption,” accessed November 29, 2015, www.samkinsley.com.
[112] “How Platform co-ops Can Beat Death Star Platforms to Create a Real Sharing Economy,” Shareable.
[113] “Making It Work—Platform Coop 2015: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