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戰士口中的冬季戰爭
關於1939-1940年冬季戰爭人們已討論許多，但某些細節很少被提及，比如蘇聯公文所謂的“人員政治道德情況”。這個詞語是部隊各種報告、匯報之必備項目，通常寫做：“部隊政治道德情況優秀”。如果寫“健康”，意思是有所動搖，“基本令人滿意”暗示更糟了，萬一寫“政治道德情況受挫”，那就代表出了大麻煩。套話之後往往跟著具體事例，圓滑而刻板的提法叫：“與此相伴的是……”、“揭露出……事實”、“繼續發生……現象”，都屬於負面資訊。
這樣一來，戰爭期間НКВД特別處人員的匯報和特別報告（僅解密一小部分）其實無法全面展現紅軍戰士在前線的“政治道德情況”。
列寧格勒軍區特別處主任、國家安全少校阿列克謝·西德涅夫1939年12月1日報告稱，早在戰爭開始當天（11月30日）的一次進攻戰中，“第90步兵師非黨員戰士米哈伊洛夫拋棄步槍，企圖跑到敵人一方”。真不可思議，強大的炮火準備似乎摧毀一切，紅軍發起勝利衝鋒，“敵人撤退、撤退、再撤退”，而紅軍戰士米哈伊洛夫居然想投奔退卻之敵！毫無疑問，“米哈伊洛夫被捕。案件調查結束，移交軍事法庭”。該米哈伊洛夫還算幸運，雖然他“企圖投敵”，卻“僅”判十年監禁。戰爭初期“試圖組織一群戰士投降敵人”的另外兩名紅軍戰士都被槍斃了。
同一份報告還提到，90步兵師戰士伊萬諾夫因聲稱“蘇聯打不倒芬蘭”被送交軍事法庭。
所以從戰爭剛開始，特別處的密件就充滿了關於紅軍官兵從事“反革命活動”而被捕的報告。比如：
“今年12月24日第19步兵軍НКВД特別處逮捕了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獨立第1鐵道修理營營長К.（……）調查證實了К.的反革命活動（……）該人已於今年12月26日被19步兵軍法庭判處極刑”。
“逮捕了從事反革命煽動的：第123步兵師戰士庫茲涅佐夫，1907年出生；第24軍炮兵團戰士普茲京，1901年出生”。
“第10步兵軍НКВД特別處逮捕了在戰友中間進行反革命煽動的第113步兵師679步兵團戰士葉夫多基莫夫和同屬該師的伊萬諾夫，以及138步兵師295炮兵團希日尼亞克”。
“第43步兵師НКВД特別處逮捕了進行反革命煽動的第43步兵師181步兵團戰士努裡洛夫”。
“第7集團軍НКВД特別處結束了對第70步兵師戰士普羅霍洛夫案件的調查工作，他是從事反革命煽動的逃兵”。
“1910年出生的普列什科夫因進行反革命煽動被判決有罪”……
並且特別處人員報告顯示此類危險的“反革命煽動”快速增加，例如：
“第2防空軍189高炮師醫士福姆金對一群醫務工作者說：紅軍部隊越過芬蘭邊境，不就是咱國家往芬蘭派了一支討伐隊嘛”。
紅軍戰士基奇金“對一群戰士說：卡普別爾舍伊克的槍炮聲很可能不是芬蘭打的而是我們打的，從而引起戰爭。芬蘭不想打仗，我國政府要為戰爭負全責。芬蘭被迫採取防衛措施，我們則努力征服芬蘭”。
國家安全少校西德涅夫1939年12月9日的報告稱，第56步兵師184步兵團戰士庫拉科夫“對政治指導員利西奇金說：你吊死那麼多芬蘭農民，燒毀村莊，但現在無所謂了，芬蘭人會找你算帳的”。之後：“利西奇金派人送庫拉科夫去司令部，途中庫拉科夫企圖逃跑，被押送人員擊斃”。
報告接著寫道：“第142步兵師同樣存在類似言論，該師266榴彈炮團戰士瓦西里耶夫當眾表示：我們的部隊砸爛芬蘭人民的安寧，焚燒工廠和農舍。我們自己把戰爭強加給芬蘭，這將是世界大戰的開始。等著瞧我們的和平政策吧”。第46榴彈炮團戰士科瓦連科說：“我們跑來解放芬蘭人，人家生活比我們好啊”。
其他特別處工作人員也記錄了不少戰士的這種“個人宣言”：“我們嘴上說‘不要別人的土地’，可芬蘭沒攻擊我們，我們倒打過來了”；“錯的是我們不是芬蘭。我們為什麼來打他們，咱自己的土地夠多了。我們過了20年不擔驚受怕的日子，如今害怕了”。
列寧格勒軍區НКВД特別處人員1940年1月7日的報告記載：
“蘇聯攻打芬蘭的目的是吞併芬蘭，藉此實現自己的侵略政策”（第52步兵師戰士托奇洛夫）；
“芬蘭人民不願意得解放，所以芬蘭人跟隨本國軍隊撤走了”（第52步兵師戰士扎列茨基）；
“我國政府想著解放芬蘭人，但這些人不要我們解放，走一路燒一路”（第14步兵師35步兵團1營副參謀長基里爾洛夫）；
“我們為何來這裡受凍？我們為什麼需要森林和沼澤，難道自己土地不夠多？保護芬蘭人，自家的田還沒耕種呢！我們扔下那麼多沒收割的糧食，讓全家挨餓”（第650步兵團戰士索費爾京）；
“我們最先攻進芬蘭。我不想作戰，打起來我就把槍扔掉”（第52步兵師112步兵團戰士塔拉岑科夫）
“我們為什麼而戰？據說是為了解放芬蘭人民，可打了這麼多仗，一個芬蘭人都沒見到。我認為我國政府才是修茨科爾，因為它嘲弄人民”（138步兵師768步兵團機槍手西羅諾夫）；
（譯註：“修茨科爾”指的是1917-1944年芬蘭的資產階級和富農武裝組織）
但意見最尖銳的要數第43步兵師162炮兵團1營戰士尼科年科，他說：“跟芬蘭開戰之前就應該槍斃蘇聯政府，因為它正在把蘇聯人民帶上絕路”。
毫無疑問，立即“命令第7集團軍НКВД特別處馬上逮捕西羅諾夫和尼科年科”。
繼續看士兵們的怨言：
“為什麼要打芬蘭，為什麼我們必須控制卡累利阿地峽……”（100步兵師某無名戰士）；
“芬蘭人有什麼可指責的，我們攻打他們。如果我參加了什麼隊伍就要被打，那我加入芬蘭好了，他們是自衛啊……”（戰士阿爾謝尼耶夫，“非黨員、集體農民出身”）
“我不想給侵略軍當兵，希望早點放我回家。只要春天一到，咱們都走不出芬蘭沼澤地，全完蛋”（第90步兵師301榴彈炮團戰士彼得連科當眾發言）；
235榴彈炮團戰士斯捷潘諾夫“看見陣亡的紅軍戰士屍體後”，當眾說：“我不能像這些人一樣被殺掉。寧肯跑去芬蘭那邊”。早先他當眾表示：“我們現在為什麼還打仗，想要的已經拿到手了，沒必要繼續打下去了”。
對此，列寧格勒軍區特別處主任老生常談寫道：“作戰部隊政治道德情況總體令人滿意，但也在分隊和個別戰士身上發現了反蘇表現的事實”。比如列寧格勒州內務人民委員局局長、2級國家安全政委戈格利澤引用第2探照燈團戰士普羅斯庫林的言論：“咱這樣吃敗仗，紅軍戰士們將來會把自己的長官全殺光，就跟二月革命一樣”。
國家安全局斯捷潘采夫上尉1940年1月24日報告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特別處第7科：
“個別紅軍戰士存在反蘇言論和威脅傷害指揮人員的情況。例如戰士西多連科、卡舍夫斯基和布貞科在戰友中說：黨領導了一通，國家缺糧、少肉甚至沒火柴。波蘭以前的日子比被蘇維埃政權解放之後更好。西烏克蘭剛脫下枷鎖，又被套上了。黨喊口號講什麼‘消除戰爭’，自己卻發動戰爭奪取土地。莫上前線，走到自己國境線就停步吧。不要相信政治指導員和指揮員說咱國家很富裕，他們都是騙子”。
戰士波熱格·斯捷潘扎維利說：“攆我們去送死，我們不需要保衛蘇維埃政權”。戰士切爾尼亞克·尼古拉耶夫說：“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戰。我在蘇維埃政權下活得很慘，我來解放的那些人卻比我過得好，所以何必解放他們”。排長梅利尼科夫命令切爾尼亞克停止發表反蘇言論，切爾尼亞克說：“下次再打仗我就切開你喉嚨，找樹林藏起來”。戰士梅利尼克說：“家裡餓死人，我們在這裡保衛誰啊”？農民出身的殘疾逃兵博雅爾斯基說：“我們從波蘭來芬蘭打仗，這邊人很多，所以驅趕我們殺他們”。排長提出批評，博雅爾斯基說：“上了戰場你第一個挨子彈”。
報告強調：“其他一些紅軍戰士亦有類似反蘇言論”。
西德涅夫少校1940年1月24日另一份報告稱：“我們注意到工農紅軍部隊中反蘇分子的反革命性質言論，以及對上級提出人身威脅、不願在工農紅軍服役。第50步兵師獨立偵察營戰士謝爾巴科夫說：我想殺死發動戰爭的人……等到了春天，會再次向某人伸出援手，所以我們要一直戰鬥”。“伴隨著部隊軍人政治道德情況健康的同時，已經注意到工農紅軍個別部隊的不穩定分子反蘇和恐怖言論的罕見案例”。
“非黨員、集體農民出身”的第90步兵師173步兵團4連戰士托爾連科在戰士謝爾蓋耶夫面前針對即將攻擊敵人築壘地域一事表示：“只要芬蘭兵不朝我開槍，我也不朝他們開槍”。謝爾蓋耶夫反駁說即使芬蘭兵不開槍軍官也會開槍，所以要打敗他們，托爾連科答：“怎麼樣都沒用，反正我們都得完蛋。芬蘭方面的傷亡比我們少，打起來的時候最好躺倒裝死”。謝爾蓋耶夫繼續解釋說我們應該把芬蘭人民從白色芬蘭匪幫手裡解放出來，因此要服從指揮員命令，托爾連科說：“輪不到咱們解放他們，讓他們打死我好了，我不會射擊的。但是子彈也可能擊中發號施令的指揮員”。
該團7連“非黨員”戰士沃羅比約夫在戰士馬斯洛夫面前表示：“只要我還活著，我就非得殺掉某個指揮員不可”。沃羅比約夫同班長祖耶夫發生爭論，說：“很快你們都要參加戰鬥，親愛的，到時候你們就活不長啦”。
調動部隊支援芬蘭前線的一些軍區同樣形勢不好。1939年12月基輔特別軍區特別處主任米赫耶夫向上級報告：“某些部隊存在不良情緒的事實”。之後米赫耶夫再次報告稱派往芬蘭前線的部隊“反蘇言論、擅自脫隊、違反紀律的情況急劇增加”。在另一份報告中米赫耶夫指出：“存在個別軍人發表負面言論、怯懦畏縮、臨陣脫逃、自傷自殘的情況，以及滲透進工農紅軍的反蘇分子的活動表現”。例如第11騎兵團低級指揮員阿達緬科聲稱：“喝吧，同志們，伏特加喝到醉，就不派我們去芬蘭啦”。該團戰士奧斯特洛夫斯基說：“……我想被軍事法庭審判，那就不用去芬蘭送命了”。
第96步兵團戰士康斯坦丁·馬丁紐克說：“為了解放事業打下西烏克蘭，過狗日子，如今又讓我們去芬蘭，不戰死不算完啊”。又說：“誰要保衛你們的蘇維埃政權，這個蘇維埃政權如今比尼古拉年間差遠了。資產階級制度下士兵甚至農民的生活好得多，現在不是在軍隊服役，是在監獄服刑。我們解放了烏克蘭人民，卻沒讓他們過上好日子，生不如死，自己為了這個解放活的像狗，等解放了芬蘭啊，還不如狗呢……”
米赫耶夫報告：“馬丁紐克的反蘇言論已記錄在案。第87步兵師特別處正向軍事檢察機關提出將馬丁紐克送交軍事法庭的問題”。
即使冬季戰爭停火後，此類“行伍怪話”仍未噤聲。1940年3月22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特別處向伏羅希洛夫、梅利尼克匯報：“在個別軍人中間存在不健康的反蘇言論”。戰士多夫加利說：“戰爭結束是好事，在這場戰爭中蘇聯是侵略者，它奉行的是侵略性政策。咱國家人多，一個紅軍戰士的命只值30戈比，所以我們被趕來送死”。
第150步兵師108汽車大隊電影放映員加夫里洛夫說：“最後我們放棄了戰鬥，因為發動戰爭的是蘇聯不是芬蘭。我國政府開戰是個錯誤，他們失算了”。
第17摩步師戰士費多托夫說：“芬蘭人民抗擊紅軍是他們的權利，是為了保衛自家財產。我們去打芬蘭人，等於剝奪人家權利”。
241炮兵團戰士涅米羅夫說：“蘇聯的政策就是：一隻手簽協議、另一隻手撕爛，對芬蘭即是如此”。
最後，1940年3月16日第7集團軍НКВД特別處報告的一句話簡直神來之筆：“蘇聯和芬蘭簽署和平協議後，前線個別地段出現兩軍拜把子、搞聯歡的情況”。
官方數據顯示冬季戰爭期間有843名軍職人員被依據《俄羅斯聯邦刑法典》58-10條定罪。正如歷史學家基里爾·亞歷山德羅夫指出：此數字既不包括1940年3月13日之前立案、戰爭結束後判決的人員，也未包括紅海軍人員，更沒包括依據《刑法典》第58條其他款定罪的軍人。亞歷山德羅夫估計，在105天戰爭中有不少於1100名紅軍戰士基於政治原因被定罪，僅因“反革命煽動”和各種“反革命活動”受懲罰的軍職人員總數可能高達1500名。雄辯地說明相當一部分紅軍戰士對這場戰爭和史達林政府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