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下岗潮的一点回忆

20190131

这几天看了好多豆友回忆自己经历的下岗，或者对下岗这件事发表意见，于是也想写写我经历的父母下岗。我所在的城市是天津，九十年代确实有一批人下岗，但应该没有形成全市普遍的规模。这些印象都是非常个人化（故此视野非常有限）的，但那段经历给我和家人留下的痕迹，应该并非孤例，至少我在很多友邻那里看到了很多相类的感受。写下来，也算是给这个事件的回忆之海添一滴水吧。

小时候爷爷奶奶跟我们一起生活（老人的观念就是不能跟儿子分开），也就是说，五口人三个有收入：爷爷厂子的退休金，我父母的工资。家里说不上宽裕，但也跟周围小伙伴家境差不多，那时候街坊邻居都很熟悉，彼此生活状况都了解，不觉得相互有落差。九十年代的第一个转折是我爷爷去世，家里少了一个收入来源，而且后来我才明白，我爸作为“儿子”在办丧事的时候出钱最多，消耗了家里的积蓄。爷爷没了，家里变成四口人二个有收入，而支出则增加了：奶奶上了年纪，但没有医保；我上了中学，无论学校的费用还是吃穿的基本需要都比从前多。

初二临近寒假，我爸非常沮丧地回到家里：他们那个集体经营的厂子“黄了”。接下来很长时间家里都愁云惨雾，每个人都很沉默，家人不断托亲戚朋友帮我爸找打工的地方，对于我那很不会“来事儿”的父母，求人送礼这种事应该很难办吧，所以也难怪他们在家总不开心。我爸作为钳工技术据说不错，但他的性格比较糟糕，几番折腾，赋闲半年多后才找到一份工作，比原来的工厂辛苦，但总算有了收入；后来又换了几次地方，逐渐稳定一点。高一还是高二的时候，我妈的厂子也不行了，四十五岁以上的职工一律走人。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几年前他们那个国企工厂还在扩展规模。据我妈说，因为效益在整个系统算好的，所以被“上边”要求合并了几个效益不好的工厂，没几年就拖垮了。有什么办法呢？我妈开始了新一轮的打听和求人。她原先的车间主任早些年就离职自己开了私人公司，也是同一行业；这个主任好像对我妈的为人和技术都印象不错，所以她托人去问是不是需要人时，很痛快地接收了我妈，于是我妈就在这家私企继续干了十几年。我奶奶比较要强，她知道自己“没劳保”，又爱买东西，于是有好几年都帮街道里一家民办工厂加工女装，锁眼儿、钉扣儿、上衣领，不同种类按件计价，工钱很低，但总算有点进项。我妈自然有空就帮忙，我不忙考试的时候，也跟着钉过扣子。

回顾整个中学时代，家里都紧紧巴巴的，每到过年这种紧巴就集中体现，感觉父母总要算很久的帐，家里气氛压抑。某个暑假，我找我爸要五十块学杂费，他烦躁地说“没有！找你妈要去！”我恐惧了很久，无比担心自己要失学了。我考上的中学算是市里比较好的，也是很少有的要求学生住校，只周末回家的学校。十几岁的孩子，朝夕相处，每个人的吃穿用度都一清二楚，于是很快就明白有些同学的家境好得令我难以想象。很多场合就很尴尬，比如要好的同学过生日（尤其人家给我送过生日礼物），宿舍的小伙伴提议一起溜到校外吃小馆子或者路边摊（显然比食堂贵，我不想去又不想太不合群）。那时候我要求自己“懂事”，除了特别想要的书，没有跟家里提出过什么要求，经常捡亲戚们的旧衣服。在学校吃饭也总是有预算，每天不能超过多少钱。这个习惯保持了多年，直到工作后还渐渐改过来，不会每次去食堂都下意识地心算了。零食当然不吃。记得某个周末回家，发现我妈破天荒地买了几样零食，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那天路过某店，忽然想起很久没给我买过零食了，觉得挺对不住孩子，所以买了些。当时真是快哭了还要做出很开心的样子，然后非常节省地吃了很久。那几年，有几个亲戚总会逢年过节给我塞点小钱；考上大学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拉住我妈询问：“你有钱吗？学费够吗？不够我们帮忙。”

这些事情当然给我的性格留下极深的影响，而我当时只是偶尔从同学的反应里才意识到：一是小学同学的聚会中，大家认为从前那个外向自信、爱发表意见、爱热闹的我，变得很少说话、很少表达了。二是某次跟中学几个好友互看小时候的照片，她们都惊叹说“原来你小时候跟我们一样，也挺爱打扮的，过年你也戴了满头的花儿”。

凭良心说，那几年虽然难，但比起农村，比起整体大规模下岗地方的人，我家还不算特别特别糟糕。可能痛苦很大程度上来自与周围的落差，因为我家这种二人都下岗的情况，当时并不普遍。亲朋中有些行业效益很好，在九十年代那些年，可以眼见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进入这些行业的人原先也并没有特别优秀或者特别努力，似乎只是“运气好”。所以我父母一方面觉得自己“没本事”，另一方面也感叹社会不公平。他们也不止一次说起，年轻时是真的相信，工人阶级最先进，产业工人是主人翁，万万没想到技术成熟工作认真的自己会被赶回家。所以，下岗的打击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上的，是前半生所有笃信的东西的崩塌。然后该怎么办？他们也想不明白。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好像一直没缓过来。

对于我来说，虽然阴影显而易见，但作为一个孩子，还是被保护得比较好，压力大部分被大人挡住了。那时候虽然已经有各种补习班和课外资料，仅靠课堂和教科书还是足够的，我比较幸运地遇到了不错的老师，不错的同学，也考上了向往的大学。大一的时候，一个来自安徽农村的女孩问我“是不是家里有弟弟妹妹”，我说自己是独生女，她说“不像”；后来听说我父母下岗，才表示理解了。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判断逻辑是什么，但我在她的建议下去当时团委的一个什么中心登了记，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家教：帮一个北医子弟补英语。那份工作一周去两个小时，每小时二十五块钱—这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价格，所以每个周末，我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地踩着自行车去北医。这种打工赚钱的生活持续了本科和硕士的七年，从大三开始，我就不要家里的钱了，申请出国也坚持用我自己攒下的钱，这当然让我的选择大大减少，甚至GRE考试失利也为了省钱没有重考；但好处是对家里能少很多愧疚，让我能心安理得执拗地继续读书而且读一个不好找工作的专业。

就我个人见闻来说，东北人一直在我印象里“很有钱”。这种印象一是来自我家在东北的亲戚，他们大多供职于大型国企，家境普遍比天津的亲戚好。大学的时候，隔壁有两个东北的女孩，都出手阔绰，她们一件内衣的价格比我全身衣服都要高。所以后来听说东北有“下岗潮”，看到那些艰难生活的描述，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讶。这也说明，个人的印象和见闻，实在是太狭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