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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賓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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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晉三國葬負評如潮,日本的「弔唁外交」為何難以如願?

祁賓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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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日本政府將為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國葬額外撥款14億日圓,其中將有8億日圓用於安保,6億日圓用於迎接來自約50個國家的外國政要。此前日本政府公布的國葬費約為2.5億日圓,加上此次額外撥款後,預算將暴增至16億日圓以上。可想而知,此一消息引發日本社會不少質疑。

首先,日本民間本就對「編列預算辦國葬」一事頗有微詞。根據日媒《讀賣新聞》9月初公布的民調顯示,56%的受訪者反對舉行國葬,贊成的比例為38%;9月6日宣佈國葬預算突破16億日圓後,民眾更是劣評如潮,根據日本Yahoo新聞的網路投票數據,有高達76%的人反對舉行國葬,22%的人贊成,其他人則表示沒有意見。贊成與反對的比例同前述數據相較,有逐漸懸殊的趨勢。

此外,在野黨議員們更是炮聲隆隆。立憲民主黨國會對策委員長安住淳便表示,政府原本還堅稱只花2.5億日圓,如今卻一口氣暴增到6.6倍之多,「6.6倍也好、16億日圓也好,坦白說我不認為這會是最後的答案」;日本共產黨委員長志位和夫亦抨擊,國葬經費一路暴增,卻又無法保證就此結束,「這種違憲又無法源依據的國葬,一塊錢都不該用到人民血汗錢,更別提要花用16億日圓」,其同時在網上呼籲「停辦違憲國葬」。

除此之外,社民黨黨魁福島瑞穗亦表示反對舉辦安倍國葬,「國葬有可能於法無據也違憲」,故其與社民黨都將缺席國葬。其餘諸如日本共產黨、令和新選組等在野黨,也已表明將原則上缺席國葬。

但最讓日本政府臉上無光的,或許是「弔唁外交」的功敗垂成。根據規劃,安倍國葬將於9月27日在東京武道館舉行,但截至當下,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又譯作馬克宏)、德國前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又譯作梅克爾)、德國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又譯作蕭茲)、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或蒲亭)皆已表示不會出席。放眼七國集團(G7),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又譯作特魯道)是唯一會參與的現任G7領袖,但各國政要與領導人雲集的場景,已確定會大打折扣。

而「弔唁外交」的落空,反映了世界對日本與安倍的真實認知。

日本的「真實地位」

首先,之所以用「弔唁外交」來形容安倍國葬,是因這場活動本就是岸田文雄內閣在政治考量下,刻意做出的特殊安排。

回顧過往,戰後日本廢除了舊憲法,「國葬令」亦遭取消,在皇室典範規定下,僅有天皇駕崩才能舉行大喪(意即國葬)。唯一首相舉行國葬的孤例,是1967年的吉田茂國葬,彼時日本政壇為標舉吉田茂帶領國家走出戰後困境、確立發展方向、奠定經濟基礎的政治建樹,破天荒給予其國葬殊榮。當然從政治視角觀之,吉田茂卸任首相後仍長年掌控日本政治、擔任操控首相的「影武者」,也是其能獲此禮遇的原因之一。

1975年前首相佐藤榮作逝世,日本曾為其舉行戰後唯一一次「國民葬」,也就是由國家支付一部分葬費,再由政府及政黨等團體支付餘下費用。但排除吉田茂與佐藤榮作,歷任戰後首相逝世,舉行的均是「合同葬」,即由內閣、國會或所屬黨派與遺族等共同操辦,費用不牽涉國家公帑。如今安倍忽被提升至國葬等級,岸田的用意昭然若揭:希望凝聚右翼與修憲派的政治團結,同時吸納安倍留下的政治能量,並借國葬場合邀請G7等多國領導人前來,營造自己善於外交、充盈日本「大國面子」的形象。

但從全球權力分配結構來看,如今的日本已非1980年代的巔峰狀態。在經濟場域上,日本的經濟奇蹟早在喪失第二大經濟體身分時終結;錯過網路產業後,日本只能持續仰仗汽車、鋼鐵、機械製造、光學、旅遊業的剩餘紅利,其汽車產業更被中韓持續超趕,難回過往榮光。

而在政治場域,日本的尷尬身分更是一言難盡。國家的全球地位與其經濟狀態緊密相連,經濟衰退的日本,自然不可能再享有過去的「大國榮光」;近年之所以頻繁躍上國際新聞版面,還是因為中美博弈加劇下,日本選擇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動員,頻繁炒作「安保體制介入台海」、擴軍修憲等議題,彷彿自己又回到了「失落的20年」前,甚至帶點「脱亞入歐」的明治情結。

然光憑印太戰略與台海話題,根本無助革新其老化的產業結構、刺激放緩的發展速度,更無法有效提升日本的實質地位。此次安倍國葬的「弔唁外交」能否風光,就與日本在印太戰略中的實質處境類似:美國的動態堪為關鍵。如若拜登帶頭出席,其餘的G7國家領導人應有高概率「共襄盛舉」,其主要目的自然不是悼念安倍,或是承認日本的「大國地位」,而是要將安倍國葬辦成另一場G7峰會,以維繫國家集團間的戰略默契與互動,或許再通過發表演說與聲明,增加政治精英的個人曝光。然在發現拜登無意出席後,其餘G7領導人的前述政治目的便無法達成,參與安倍國葬的意願自然下降不少。

此外,當今國際政治的主要話題,還是俄烏衝突以及受其連動的歐亞地緣政治、能源安全與糧食危機等議題;與之相較,一個衰弱的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要為前首相舉行國葬,似乎是相對無足輕重的政治事件。

爭議漩渦中的安倍晉三

而在日本的國際地位下降外,安倍的爭議形象同樣會降低他國領導人的出席意願。

首先,雖說安倍任內曾對中日關係的穩定做出貢獻,但其立場確是戰後首相中「右翼」色彩最濃後者;而與德國相較,日本在回應戰爭責任上又不如前者徹底,故此次國葬活動,不免要染上二戰軍國主義的色彩。

戰後初期,日本確實曾深切反省侵略罪行,並對身為「加害者」一事後悔萬分,1947年更將「和平」作為理念載入憲法,奠定了今日的《和平憲法》體制;但廣島和長崎遭遇核爆、盟軍佔領日本(1945-1952)等歷史事實,又讓日本民間生出「受害者」意識,使其對戰爭的解讀日趨複雜。1989年日本戰時天皇裕仁去世,日本社會漸有輿論認為「要建構戰爭責任的新話語」,年輕人更對「反省歷史責任」一事感到冷漠,種種脈絡交織作用下,右翼政客開始了圍繞歷史問題的禁忌挑戰。

例如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便於近年的日本政壇上反覆出現,反駁慰安婦存在的矯飾之詞更是層出不窮,頗具「修辭性」的戰爭論述亦是不遑多讓,上世紀90年代的官方道歉也被保守的自民黨領導人持續規避。而如此操作的直接結果,便是助長日本「迴避二戰責任」的國家形象。在此狀況下,外國領導人或會擔憂,有鑑於安倍的「右翼」色彩,若在國葬上出現軍國主義相關團體或元素,對與其同框的自己應是有弊無利,尤其德國曾竭力擺脱納粹陰影,應會更想避免沾染二戰軸心國的不堪過往。

此外,安倍與「統一教」的醜聞同樣令其國葬蒙塵。7月8日安倍在奈良遇刺身亡後,槍手山上徹也供稱因其母沉迷「統一教」導致全家受苦,故在無法接近教派領袖的情況下,決定刺殺與「統一教」關係密切的安倍。如此案情引發輿論風暴,岸田文雄因此在8月10日宣佈提早改組內閣,希望撇清自民黨高官與「統一教」的關係。但根據《每日新聞》揭露,外相林芳正、經濟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地方創生大臣岡田直樹、環境大臣西村明宏、厚生大臣加藤勝信、總務大臣寺田稔、經濟再生大臣山際大志郎等,皆與「統一教」有所往來,且岸田也早已知情。

此後人數一路累積,據日媒最後更新數據,當今議會中共有106名國會議員與「統一教」有關,其中自民黨佔了8成,岸田文雄新內閣中更有高達30人與統一教有聯繫。如此結果引爆了沖天民怨,自民黨遂於8月26日表示,將積極調查黨內人員與「統一教」的關係,且預計最快於9月6日公布調查結果,顯然有意挽救低迷的支持度。在此境況下,外國領導人或會擔憂,此時前往日本參與安倍國葬,等於在政治的風口浪尖上,主動捲入自民黨與「統一教」的爭議中。

綜上所述,在日本國際地位輝煌不再、美國無意參與的情況下,各國領導人出席安倍國葬的意願本就不高,安倍自身的右翼、「統一教」色彩更令這場國葬深陷爭議。岸田文雄原想借此進行的「弔唁外交」,也在國際時局變化、政治爭議並行下,走入無法風光如願的意難平。

原文發表網址:

20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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