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属于自己的子宫：电影中的堕胎简史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有胎动之前选择堕胎不是一种犯罪，而是一种决定。在古代世界的各种遗迹中都可以找到对堕胎的描述：吴哥窟的浮雕；阿里斯托芬的《利西西拉塔》中也提到了一种能让人流产的薄荷植物；埃及、印度和中国的医学文献也有很多。不同的终止妊娠的方法都是女性之间口口相传的；当19世纪西方医学开始进步并在法律上规范化时，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很快就和助产术一起成为牺牲品。
塞琳·西卡玛（Céline Sciamma）的《燃烧女人的肖像》（Portrait of a Lady on Fire）展现了前现代状态下的堕胎，比起我们当下的时代，那时的堕胎更自由、更不精确、更危险。女仆苏菲通过剧烈运动和自制堕胎茶都无法诱导流产后，她和画家玛丽安以及玛丽安受命画像的年轻女子赫洛伊斯一起拜访了一位堕胎医生——她很可能也是一位助产士。苏菲躺在床上，她的脸被壁炉和阳光同时照亮，对比鲜明的色温表达了她内心的不确定。赫洛伊斯鼓励玛丽安看着堕胎师工作，堕胎师的孩子们一直在苏菲身旁跳动。孩子们的出现并不是毫无缘由的，而是肯定了生育和繁殖的周期性——苏菲决定终止妊娠并不意味着她永远不会有孩子，而只是她此时不会有孩子。
当天晚上，苏菲康复时，赫洛伊斯重新上演了昨天堕胎的那幕，然后让玛丽安画下来。赫洛伊斯要求她的爱人既是目击者又是记录者，这表明她明白这两种角色的重要性和特权——她委托玛丽安去描绘一个罕见的女性自主做决定的主题。比起正式的肖像画让他们第一次走到一起，画家玛丽安和模特赫洛伊斯之间的合作才是他们关系的真正本质。
▍男性视角下的堕胎：恐惧和逃避
这一幕以女性为中心的创作，可以作为赛亚玛电影本身的隐喻，电影经常忽视堕胎过程或将其写成致命，而上述场景则是一个罕见的、复杂的对堕胎的描述。为了避免你给我贴上愤怒的女权主义者的标签，这里是一些基本事实：一项对1916年至2013年美国电影和电视中与堕胎有关的情节的调查发现，大约13%的曾经堕胎甚至考虑过堕胎的女性角色都死了；而大约5%的意外怀孕在电影叙事结束时仍未解决。好莱坞电影如1951年的《郎心似铁》（A Place in the Sun）和1963年的《陌生人之恋》（Love with the Proper Stranger）等，都浮现了一种观点：将婚姻作为出路。2007年上映的《一夜大肚》（Knocked Up），时隔四十多年，沿用同样的“赢得孕妇的心”情节，却连“堕胎”二字都没来得及提。
《燃烧女人的肖像》对堕胎的处理方式很不寻常，尤其是在法国的背景下，该国在2015年才取消了从申请堕胎到手术本身之间的7天强制性冷静期。克劳德·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的《女人韵事》（Story of Women ，1988）也涉及到了这个主题，描绘了一个不完美的、普通的女人——由惊艳的、绝对不普通的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扮演——她开始在维希法国提供非法堕胎。夏布洛尔只通过钥匙孔和完事后的血腥场面来展示堕胎过程——一个偷窥的小男孩成为了观众和导演的替代者——一个满头大汗的女人在痛苦中挣扎着排出胎儿。尽管后一种美学选择可以理解为夏布洛尔对安全、合法堕胎的呼吁，但从钥匙孔窥视这个拍摄手法很大程度上把堕胎的实际过程给被动化、客体化了，因此把银幕上的堕胎重新神秘化了——因为堕胎是男性凝视永远无法理解的女性之间的事情。
克里斯蒂安·蒙吉（Cristian Mungiu）的《四月三周两天》（4 Months, 3 Weeks and 2 Days，2007），又是一部戛纳电影节上备受瞩目的由男性作者创作的电影，讲述了以罗马尼亚过去为背景的非法堕胎，那是将堕胎手术归入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侵袭性、全方位控制之中的年代。影片中的堕胎手术由一个绝对的卑鄙小人实施，画面中他的双手在年轻主人公Gabita（劳拉·瓦西里Laura Vasiliu饰）脆弱、惊恐的身体上扫过，为了医学检查，但同时也带着猥琐的爱抚之意，而这一段也是以用来定义罗马尼亚新浪潮的近距离手持长镜头来拍摄的。影片中的背景是一个法律上要求所有45岁以下的女性都要为了国家成为生育机器的社会制度，这部电影与其说是对这种制度的反对和对自我的坚持，不如说仅仅展现了Gabita和她的好朋友Otilia（安娜玛丽亚·玛琳卡Anamaria Marinca饰）所要面对的一个又一个冷酷无情的束缚。两个女人都因这段经历而伤痕累累；她们的友谊很可能无法继续。因此，没有任何空间给予哪怕是最小的解脱感——尽管怀孕的结束会带来很多感受，即使它们是矛盾的，也都是真实存在的的，但最后一幕的悲惨性占据了主导地位。
▍女性视角：选择和复杂性
由女性执导的关于堕胎的电影往往会接受堕胎可能带来的矛盾情绪，或者至少为更复杂的情感和情节发展留出空间。吉利安·阿姆斯特朗（Gillian Armstrong）在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和广播学院电影专业最后一年拍摄的8分钟电影《一天一百》（One Hundred a Day ，1973），同样聚焦于朋友陪伴下的堕胎故事——20世纪30年代的年轻女工Leilia（Rosalie Fletcher饰）在两个朋友的陪同下去找一位年长的堕胎医生。与《四月三周两天》中的Otilia不同，这些女性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提醒她这是常见的、安全的，她不应该认为这是失去了一个孩子。
同期由女性拍摄的关于堕胎的非虚构短片，如Amalie Rothschild的《发生在我们身上》（It Happens to Us ，1972）和Martha Stuart的《堕胎的女人》（Women Who Have an Abortion ，1972）强调了所有种族的妇女寻求堕胎的物质条件，让拍摄对象有机会坦率地谈论怀孕和养育孩子对妇女的身体和情感伤害，以及身体自主权带来的解脱感。
同样，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的激进女权主义音乐剧《一个唱，另一个不唱》（One Sings, The Other Doesn’t ，1977），讲述了两个女人Pomme和Suzanne在若干年内的故事，颂扬了身体自主权的两面性：一个女人可以选择生孩子，而另一个女人可以选择不怀孕。虽然影片中Pomme以前进步的伊朗丈夫变成了最糟糕夸张的东方超传统男人——但它确实说明了婴儿可能带来的关系变化，这些变化大多是母亲的负担，而不是父亲的负担。
吉利安·罗伯斯皮尔（Gillian Robespierre）的作品《平淡无奇的孩子》（Obvious Child，2014）展现了导演对堕胎选择的全力支持，电影讲述的是纽约喜剧演员唐娜·斯特恩与男友分手，醉酒后发生一夜情，然后几周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像瓦尔达一样，导演用幽默来平衡这些策略。在影片中的许多希望迹象中，罗伯斯皮尔选择让唐娜的一夜情变得让人喜爱（他与迈克这样的角色完全相反，迈克是1982年艾米·赫克林作品《开放的美国学府》Fast Times at Ridgemont High中那个让人怀孕后又在史黛西·汉密尔顿去堕胎时消失不见的卑鄙小人）。唐娜的母亲也做过堕胎，而且被当作唯一的选择。虽然有些人会把这写成纽约市某类居民的典型特权，但《燃烧女子的肖像》却提醒人们，无愧于心的选择自由一直都是如此，而且还可能再次出现。
｜作者：VIOLET LUCCA：美国《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网络编辑和播客主持人，作品曾出现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视与听》(SIGHT & SOUND)、《电影评论》（FILM COMMENT）等杂志上。
｜原文发布于BFI网站｜翻译：小双，业余迷影人，自由译者，翻译电影文章数十万字
｜中译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壹影誌”（ID:iCine_Magaz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