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刻的自组织：民众如何重塑社会(三)

作者：栗子、几何、蜜糖子弹、百无一用、K、晤、Ноября 、水母

本文长约三万五千字，分为三部分，可收藏阅读。

目录如下：

（一）应急性自救：动脉破裂后的凝血因子

1、迟缓的与迅速的

2、被忽视的远方和人群

3、国家法团主义的溃败

4、自组织的困境

（二）国家主义之外：公民社会抑或市场力量

1、公民社会是解药吗？

2、“社会”在舆论中的挤出

3、再谈公民社会困境

（三）超越公民社会：寻求真正的民众自主方案

1、理论与实践：社会视角的替代方案

2、新兴互联网技术的历史与前景

3、展望：以此次自组织行动为基点

超越公民社会：寻求真正的民众自主方案

在上一部分我们谈到当前的“公民社会”理论实际上既无法有效应对国家与资本合谋的阶级团结给弱势民众所带来的威胁和伤害，无法动员和整合分化的民众力量以重建新社会，也难以提出弥合南北差距的国际方案，从而建立超越国界的全球性民主机构来应对人类危机。如果我们致力于寻求一个真正由民众自主进行决策和管理的替代性方案，我们就必须超越现有的“公民社会”构想。

理论与实践：社会视角的替代方案

鉴于国家与市场的确牢牢占据了政治与经济领域的控制权，且它们还在不断扩张，我们也许无法脱离三分法框架。但如果将三分法框架放置在变动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量，我们也许可以设想一个不断向“公民社会”赋权的斗争规划。这正是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真实乌托邦”理论构想的核心所在。

他提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基于“公民社会”的“社会主义”理解：“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讨论，如果不是置之于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而是将其与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同时进行比较，那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共同所有，因此出于各种社会目的而进行的资源分配和使用须通过社会权力的实施才能实现的经济结构。社会权力不同于国家权力，也不同于经济权力，它是植根于公民社会中动员人们参与各种合作性、志愿性的集体活动的力量。”

“对经济资源和活动进行使用与控制的社会赋权的形式越多、程度越大，我们就越有理由说这个经济体是社会主义的。”其语境中的“社会主义”强调：一个社会的投资和对生产的控制是通过社会赋权（social empowerment）的各种机制组织起来的。换言之，民众通过不断增加的“社会权力”来超越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管控模式。

这意味着公民社会既不能被看作是配合政治国家与资本社会来维系现有社会秩序的第三域，也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公共领域，它甚至不能简单地被视同于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存在。公民社会意味着不断趋向民众自主和解放的权力斗争，努力打破各种内部与外部的限制。在这一前提下，如果说“民主”理念指向国家权力从属于社会权力，“社会主义”理念指向经济权力从属于社会权力，那么“公民社会”则是这两者的合域。而“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涵义也因此获得了基于并超越历史经验和左右意识形态传统划分的延展和更新。我们如何可以说排斥了使经济权力从属于社会权力的斗争的“民主”就是完整的民主呢？又如何可以说排斥了使国家权力从属于社会权力的斗争的“社会主义”就是完整的社会主义呢？这正是我们认为赖特的理论不同于传统“公民社会”理论的地方，也将是下文中我们使用“公民社会”一词时所采用的涵义。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寻求超越资本主义公民社会的民众自主方案？赖特提出了对社会进行赋权的五种途径。以下将在引述赖特对这五种社会赋权途径的介绍的同时，对应地补充一些现实中存在的实践案例。引述这些内容并非试图证明它们十全十美，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正是对具体制度构想的选择、组合和创造可能推动我们朝更大的社会赋权的方向前进。

1 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statist socialism）

国家是将大众权力（popular power）——植根于公民社会中的结社活动（associational activity）的权力——转化为控制生产与分配的途径之一。

在这一经典模型中，行动者不是因为对资产的直接占有，而是因为他们在公民社会中的集体性政治组织及其对国家权力的运作才拥有组织生产的权力。历史上革命社会主义的纸面设想是，由于政党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有机联系，政党对国家的控制也就成为公民社会控制国家的一个机制。另外，通过参与式委员会（participatory council），工人组织直接参与到国家和生产中权力的运作当中。因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国家掌控的商品生产可以被置于一个民主赋权的公民社会的实际控制之下？如果参照我们在现实看到的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无疑可以判断由于公民社会的不复存在，民主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设想并没有兑现。当然，今天大部分国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医疗、教育和公共交通等公共物品，但相比于资本家经济权力对国家政策的强大影响，通过代议制民主制度来实施的社会权力的影响有限，从而使得公共物品提供往往服务于资本积累而不是社会需要。深化国家的民主特性因此成为核心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对商品和服务的提供才能成为社会赋权的真正途径。

一些地方首先进行了民主制度的改革以提高公共物品提供的效率。在巴西的愉港市（Port Alegre），自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参与式编制预算制度吸引了大量普通公民和次级组织参与到城市预算的真正的决策中，尤其是对政府提供的地方性公共物品的预算。参与式预算引导当地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方向发生显著变化，使其更多地服务于穷人和工人阶级的需要。

金融危机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在2010年启动了一项“数字民主”实验——市民通过在线平台“我的邻居”来参与市政项目。超过750项提案通过该平台得到实施，如把旧发电站改造成青年中心、增加自行车道、中性厕所等一系列市政建设方案。网络平台也向公众公开政府预算的原始数据，对可能出现的腐败进行公众检查。市民还可通过众筹平台Karolina Fund参与土地和住房等公共计划。这套对“激进市政主义”的实践将民主权力下放到最低分母，从而使公共物品和基础设施的提供向特定群体倾斜。

另一个思路则是激进的国家权力去中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自治。最新的令人过目不忘的例子来自战火中的中东库尔德地区。2012年开始的叙利亚战争使得罗贾瓦（Rojava）的库尔德人有机会在本地区实现自治。根据2014年罗贾瓦自治政府颁布的《社会契约宪章》，罗贾瓦的自治建立在直接民主、生态保护和妇女解放三大基础上。公民在一般由300到400户家庭组成的“公社”中会面，集体决定涉及生活各方面的事务——从交通管理到应该开办的市属合作社。随后，公社派代表到社区或村委会，村委会又派代表到区或市一级，最后达到州级。而州与州之间只是产生协调机构，而不是凌驾于各州之上的中央权力机构。各州作为一个整体形成邦联，而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参见《民主联邦主义的雏形：北叙利亚-罗贾瓦联邦的政治体制》）

这套被称作“民主邦联主义”的政治蓝图，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美国社会生态主义思想家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1921～2006）提出的“自由意志城镇自治主义”（参见《访谈 | 戴比·布克钦：什么是“自由意志城邦自治主义”？》）。这一思想倡导把权力放到生活在城市和村镇中的普通人手上，在地方层面组织面对面的激进民主。 这一思想还被认为与更广大的议题有关，比如实现种族正义、遏制生态恶化和反对资本主义，但这一切都应该从社区开始。在这种思路之下，国家权力由于分配到地方有利于民众的民主参与，从而为一种赖特所说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赋权提供了更大空间，只是这本身形成我们对现有“国家”概念的挑战和更新——但这难道不正应被视为通向马克思所言及的国家的“自行消亡”的一个方案吗？

2社会民主主义的管制（social democratic regulation）

社会赋权的第二条可能途径与国家限制和规约经济权力的方式有关。即使在当今这样一个去管制化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大获全胜的时代，国家仍以冲击资本家经济权力的方式，深入影响对生产和分配的管制。如果这些积极的国家干预形式本身事实上从属于社会权力，那么这就是一条社会赋权的途径。

离我们最近的例子是韩国国民年金制度的改革。随着韩国国民年金公团（NPS）真正开始行使自己作为股东对财阀的投票权，政府响应民众在经济民主化方面的诉求算是开始进入落实阶段。韩国国民年金类似于韩国人的养老金，由独立法人国民年金公团（NPS）负责，NPS拥有的资金占韩国GDP比重五分之一以上，并且积极对韩国各大财阀企业入股。这使得国家成为韩国财阀企业的大股东。在过去，NPS只是从中获取收益，而不寻求通过行使投票权来影响财阀企业的决策。但现在这一改革可以实现国家对私企的经济干预。尽管这一举措被财阀视为破坏市场规则的行为，但它无疑响应了民众的声音。

另一个例子来自瑞典经济学家鲁道夫·梅德纳（Rudolf Meidner）。他在战后瑞典福利社会制度建设中提出“迈德纳计划”提案。提案要求瑞典公司将初始发行的20%股份给工会控制的工人基金，从而逐步把所有权转让给工人，达到瑞典公司的社会化。股份的移交为瑞典福利模式提供了关键支撑，也让工人基金在大公司的决策中能够发声和投票。假若计划实施成功，二三十年后，工人基金将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人。

3 结社民主（assosiative democracy）

赖特此处的“结社民主”意为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共同对经济权力施加影响。公民社会中的集体组织，通常与国家代理人一起，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直接参与各种类型的管理活动。

最让人熟悉的形式或许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中三方参与的新社团主义（neo-corporatist），也就是说，由被组织起来的劳工、雇主协会和国家三方聚在一起就经济管制进行谈判，尤其是影响到劳动力市场和雇佣方面的议题。国际劳工组织会议、欧盟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以及荷兰建立的波德模式（polder model）共识制度，或是爱尔兰的社群伙伴关系（Social Partnership）制度都是新社团主义的实例。

然而，全球化引发的资本和劳工流动已经导致工会力量的长期削弱，当资本方与政府的力量过于强大时，代表工人利益和弱势群体的第三方往往十分被动，远没有协商的机会。而在某些情况下，当政府与资本达成合谋，民众甚至不享有获知信息的权利。比如在香港，对土地问题进行独立研究的民间团体就发现地产商对土地的侵占实际上也有政府的许可和参与。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赖特意义上的“结社民主”来参与社会赋权的空间被挤压。（详见自组织本土研究社发布的报告）

实际上在赖特的概念之外，存在关于“结社民主”的更激进的构想。公民社会可能完全替代国家权力吗？英国经济学家和计算机专家威廉·保罗·科克肖特（William Paul Cockshott）曾在其著作《走向新社会主义》中证明经济系统的可计算性，并认为可以建立无政府民主委员会来进行公共物品的管理。委员会由普通公民通过抽签组成，其功能类似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的自治机关——独立的中央银行，广播机构，艺术委员会，研究机构等，让公共事务脱离政府的控制。同时，委员会遵循可供公众修正的章程并完全公开审议过程，设立代表全体人民的监事会进行监督，确保自治的合理性。

理论家迈克尔·阿尔伯特（Michael Albert）和激进经济学家罗宾·汉内尔（Robin Hahnel）也在90年代提出过一套参与式经济学（Parecon）治理方法来代替资本主义。参与式经济学拒绝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私有财产，公司专制决策以及中央计划等经济管理形式，倡导团结、多元和公民的自我管理。其意在取代主流经济思想中的经济自由概念，强调人在社会经济决定过程中应该有个自己受影响成正比的发言决策权。

4 社会资本主义（social capitalism）

社会资本主义指的是公民社会中的次级组织，可以通过各种机制来直接影响经济权力使用的方式。在这一语境中，经济权力指基于私有产权对各种类型资本的分配、组织和控制使用。

例如通常控制着大笔养老金的工会，其可以通过改变管理这些养老金的方式而对企业施加影响。罗宾布莱克本曾提出，让企业分摊工人的养老金，这一更具野心的计划意在让公民社会中的次级组织对资本积累的模式产生显著影响。而在加拿大魁北克，一种由工人控制，旨在为刚起步的、满足一定社会标准的企业提供本金的风险投资基金FTQ（Fonds de solidarité，团结基金）已经成功运行三十多年。

同时，社会资本主义并不限于由公民社会中的组织来控制资本基金这一种方式。公民社会中的组织也可以通过加强自身的权力来限制经济权力，主要体现于工人集体参与对工作场所的管理。

德国的共同决策制度是一个有限的例子，它规定工人代表必须在企业的董事会中占据一定的席位；更激进的做法是，直接让利益相关者大会来取代股东大会控制企业的董事会。同时，还可以赋予工作场所的工人委员会以监督卫生和安全条件的权力来加强社会权力对经济权力的的管理。此外，消费者主导的反血汗工厂运动和劳动规范运动也是一种方案，这些运动以大学校园为主要基地，有组织地抵制企业销售不合符社会规范的产品，从而将消费者主导的压力施加于企业。

5 社会经济（the social economy）

社会赋权的最后一个途径是让公民社会中的次级团体直接参与各种层面经济活动的组织工作，而不仅仅是施加影响力。

社会经济是一种直接组织经济活动的生产方式，其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生产、国家组织的生产，也不同于家庭生产。其特点是集体组织生产，直接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服从于利润最大化或国家—技术官僚的理性逻辑。它包括社区自己组织的诊所和托儿所，以及通过减少剥削性的中间商环节以推动与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公平贸易的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土地信托，它们将土地从市场上收回来，以供应普通人买得起的住房。

首位获得诺尔贝经济学奖的女性学者奥斯特罗姆已经作出了研究贡献。她在代表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提到：无论国家还是市场，在使个人以长期的、建设性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系统方面，都未取得成功；而通过对5000多个公地治理案例的考察与分析，奥斯特罗姆发现许多社群的人们借助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却在较长的时间内，对某些资源系统成功地实行了适度治理。这也许是超越国家与市场的第三条道路。大卫·哈维评价奥斯特罗姆的个案研究“粉碎了许多政策分析家们的论断，他们认为解决共同财产资源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依靠外在权威实行完全的私有财产权利或者集中管理”。

近年来，为了在政府、大公司主导经济权力面前争取自身的权力，不少工人、农民群体已开始尝试向社会经济过渡的方案。2004年，全世界已有超过10亿个棚户区（七分之一）。占屋运动通常发生在大城市边缘，人们在未经许可的土地上而自建房屋。这项运动可以被视作保护建筑物或抗议活动的一种手段，比如在法国，旨在阻碍发展项目的激进占领防御区（ZAD）成功阻止了拟议机场的修建。另一种可能是，这些定居点随着时间增长而合法化，成为居民区的一部分。

而1984年以来，巴西无地工人运动（葡萄牙语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简称MST）已领导逾2,500宗的土地占领，约37万农户受惠。在占领土地之后，MST组织农民改善民生，进行了盖学校和诊所，争取农业贷款，促进农业生产，建立合作社，举办文化活动等一系列实践。同样，在2001年金融危机后的阿根廷，许多工人接管了破产的企业。例如在一家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鲍恩酒店宣布破产后，员工占领了这家酒店，控制了运营权，并对其他工人接管破产企业的类似行动提供帮助。占领破产公司不仅是对经济危机的回应，也预示着向可持续商业模式合作社运动转型的可能。目前，阿根廷首都的合作社经营日趋多样，业务范围已包括餐厅经营、垃圾收集、建筑、卫生、教育等领域，这无疑是通向社会经济的成功尝试。

事实上，当代合作社不仅遍布于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角落，世界上最大的300家合作社营业额已达到2.2 万亿美元，而且在美国克利夫兰市、杰克逊市，英国普雷斯顿、墨西哥恰帕斯州、韩国首尔市、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以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等地，形成了聚集和联结的合作社网络。

以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 ）为例，这一合作社网络位于意大利最发达的大区之一，人口接近450万人，每3个公民中就有近2个是合作社成员，合作社占该地区GDP的40％以上。到20世纪初，合作社已经遍布该地区的生产、农业、住房、银行和保险等各个领域。在公共工程和建筑项目领域，合作社还组成了集团，竞标更大的项目，并在财团成员之间分享工作成果。更进一步，特定行业和合作社团体都建立了金融机构和融资池来为彼此之间提供股本和债务资本。许多二级合作社组成了借贷圈子，彼此担保贷款，并成立非营利性合作银行。而为了开发会员资本，消费者合作社提供了开设储蓄账户服务，储蓄账户支付利率高于本地银行，这让北方联盟消费者合作社（ the Lega Consumer Cooperatives ）成为意大利最大的食品零售商。

回到社会赋权的根本目的——提供对当下社会的替代性方案，在现有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真实乌托邦的构想和设计并不会自动实现。作为诸多方案，它们构成了可欲、可行的替代选择，但其可实现性却要取决于社会行动者的权力及其所处的环境。

值得不断探索的命题是：植根于社会中的权力如何才能被组织起来，从而控制、安排资源的生产与分配？此外，也有两个问题必须直面。第一，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恰好由各种异质性的组织、网络和社区组成，它们本是基于根据不同的目标得以建立，那么，如何达成统一的权力基础？这正是控制复杂经济体系所需要的。第二，组成社会的志愿组织，有很多是基于一定的排他性利益以及对特权的保护，那么如何协调志愿组织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都将在下一节得到更多探讨。

新兴互联网技术的历史与前景

自1960年代以来，有关控制论的跨学科应用、计算机性能的极大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明和实验，使得对人类经济社会开展大规模的计算和规划的可能性讨论屡见不鲜。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后，加密货币、区块链及链上社区的诞生和发展又使得人们陆续看到了社会生产生活及社群组织方式的更多可能。

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应该看到也正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普及使得诸多自组织的运作得以实现。在十多年前这还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此次疫情之外，这些技术不仅持续地拓展了“公民社会”的空间，而且使得“公民社会”的能力与潜力都得到深度的挖掘和提升。

实际上，在一个系统当中，决策的制定依据与决策的执行方式，一直是关涉到系统内权力结构及权力关系的关键问题。新的理论和技术的出现，的确往往让人们看到系统内结构性变革的曙光。但理想主义的开阔前景仍然由于权力中心化的现实规制而受到诸多阻碍。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看到一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运用互联网技术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历史尝试，但没有以此促进“公民社会”成长并延续至今的成功案例。我们也看到在互联网技术得到大规模运用的资本主义社会，当初抱持改造世界初心的技术骇客们如何失望于当前互联网资本寡头的数据和技术垄断，更不用提越来越多人对可能到来的国家数字极权的恐惧。因而，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也许可以为实现新兴技术真正服务于民众并由民众自主控制的愿景打下基础。

以苏联的红色互联网与智利的阿连德实验为例。尽管二者都是发起自顶层设计，以新技术（控制论）为基础，对中心与基层的关系产生结构性变革（去中心化）的实践，苏联的红色互联网却由于根深蒂固的集权官僚体制而被搁置，基本停留在一纸计划书的阶段。而智利的控制论实验则终结于国内残酷的军事政变，在得以充分实践并取得成效前就夭折了。

苏联对互联网的构想，实际上早于美国。早在1958年，苏联军事工程师基托夫就提出了一项名为“红书”的构想，希望建立国家统一的计算机中心网络，将军队和国民经济的管理合而为一。“红书”最终因军方不愿与国家计划共享资源而遭腰斩。1970年代，为了应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迟滞，苏联开始建设OGAS——国家计算和信息处理自动化系统。该系统意在将计划经济与控制论（cybernetics）相结合，通过大型机网络实现全国各地信息、数据、行业标准的同步，将计划经济交由计算机控制。整个项目将在1990年代前夕完成，届时将连接至少5万家工业企业，以及同等数量的大型农业生产企业。项目总指挥、控制论专家格卢什科夫认为，相较于人为管理，计算机既能保持全国信息的同步，又能保证效率与准确，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带来新的一次升级。他还断言，如果没有自动化，到1980年，苏联成年人口将不足以有效管理苏联经济。“随着计划经济的增长，它的技术秩序的日益复杂，为了做出有效决策，将需要100亿个管理员。”唯一能够拯救计划经济的，是将这项工作委托给机器——这也曾被另一位控制论专家基托夫视为杜绝斯大林式独裁的方式。因而这是一次通过计算机中心系统实现去中心化的尝试，意在以数据的交换和计算替代人为垂直设计，作为国家经济决策的基础。但这些设想遭到了苏联政治局不同部门的阻挠，最终官僚们出于各自的利益而没有给予这一项目必要的资金。（参见公众号“苏俄转播”的编译文章《苏联互联网之死：数字共产主义夭折史》）

而在70年代的南美洲，向社会主义转型的智利也开始了自己的互联网尝试。第一位民选社会主义总统阿连德邀请英国控制论学者斯塔福德·比尔到智利建设“赛博协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王洪喆在《阿连德的大数据乌托邦》 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智利控制论互联网革命的始末。相较于苏联“红色互联网”构想中基层自主性的模糊乃至缺位，赛博协同工程不仅希望管理者根据国家经济活动的实时指数和宏观视图做出快速决策，还考虑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生活的民主管理的可能性。

王洪喆认为智利的赛博协同系统与苏联红色网络最显著的区别在于：苏联试图构建的是全国经济控制论系统，通过对各项经济指标的穷尽达到模型的精准模拟和生产调节的全知全能。而智利的赛博协同限制了系统收集的生产指标数量，以防止国家事无巨细的微观干预，并在反馈设计中寻找基层自主性（分散权力）与“全国一盘棋”之间（中央决策）的平衡点。比如，在系统检测到异常时，中央操作室会向计划部门与基层同时发出预警，政府会提供一个有限的时间窗口让基层查找和解决问题，基层无法解决时，政府再介入干预。王洪喆认为，赛博协同的中央操作室的设计，十分重视数据展示与交流的平等，是将政治观念嵌入技术物的典范，赛博协同的设定区分了苏联与智利的互联网社会主义。

实际上，这种“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实践，正与阿连德在全国开展的工人自我管理运动（Worker Self-management Movement）相呼应。智利的社会主义者显然意识到如果仅仅是对经济单位进行国有化，结果仍然可能是压抑工人的自主性。赛博协同项目作为一个与工人自治运动互为表里的控制论系统，自然不会见容于之后的军事独裁政权。因此，1973年的这场政变终结了阿连德的生命，也为智利的大数据乌托邦画上了句号。

今天自由主义者通常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IT 产业与美国竞争失败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缺少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市场竞争、私有制和创业热情。姑且不论这一论断是否成立，诸多技术黑客正在抱怨和批判互联网寡头们失去了从业的初心：开放、自由与合作。

以发端于1980年代的自由软件运动（free/open source software movement）为例，运动的成员相信所有电脑用户都享有使用、复制、研究、修改和分发软件的自由。因而这些身为程序开发者的运动人士积极地进行自由软件的开发，并致力于反对从垄断、封闭中获利的专有软件。一些仅仅看到市场交易的经济学家绝对感到诧异，这些程序员在没有相应经济补偿的情况下拥有强烈的志愿工作意愿，并通常会产生比商业程序员更高的开发质量。这一事业塑造了诸如Linux、Firefox这样知名的自由软件。而他们的敌人恰恰是微软这样的垄断资本寡头。

而在当下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当大数据资源集中于中心化的资本平台（如Google、Facebook，以及国内的BAT），数据垄断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继自然、行政、技术垄断之后的第四大垄断现象。在《互联网巨头因数据垄断正在失去初心》一文中，学者钟伟介绍了数据垄断形成的过程及其危害。由于适当的数据分享行为准则的缺乏，大的互联网公司（超级平台）在各个领域形成了数据孤岛，使其本身蜕变为数据寡头。数据垄断同时还伴随着对隐私数据的过量提取，威胁到个体安全，而数据寡头反过来以数据安全为由，偷换概念，将数据保护变为数据独占。尽管世界各地政府对互联网寡头的数据索取能力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许多公民数据仍然被强制提供给政府以用于维护“国家安全”，个别政府本身也通过国家权力的扩张而建立了惊人的数据搜集和处理能力，从而造成数字极权的隐忧和现实。例如在2013年，美国政府的大规模监控行为就被爱德华·斯诺登曝光。阿桑奇也由于所创立的维基解密屡屡发布国家权力机构的黑幕而四处流亡并最终在2019年被捕。如今，部分国家随意介入智能手机进行监听和聊天记录搜集的事实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人们正进入一个越来越严密的监控社会。

我们在写作这篇采用大量超链接以便信息自由流通的文章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些阻碍。由于本文的一个版本选择在微信平台发布，我们不被允许外链发表于非微信平台的文章，因而只能将部分原链接附在标题之后，读者如果想要阅读不得不采取更繁琐的操作。由于许多文章在此文发布时已经被审查机构删除，我们也不得不换用别的替代链接，而这些链接中的一部分必须穿墙抵达。这些无疑都严重地违背了互联网的精神。

其实早在1980年代，已有一群站在技术前沿的人们意识到了密码技术给普通个体的隐私与自由所能带来的改观，这一群人后来自称密码朋克（Cypherpunk），并发布了“密码朋克宣言”，表达了对政府、企业等权威组织的不信任，并宣布要以密码技术为开端，捍卫个体的隐私与自由。但本来用以保护普通人隐私的密码技术，之后同样被政府与大企业用以建立起互联网时代新的权威：认证中心。

而到了2008年，一位Cypherpunk 以“中本聪”之名在网络上贴出论文，宣布自己完成了一种名为比特币（Bitcoin）的彻底点对点（去中心化）的现金网络，将货币的定义从政府的掌控中解放出来，一种彻底的去中心化电子货币也就此诞生。这意味着人们的信任模式从信任一个中介（政府、银行、机构）转变为信任一个数学算法（点对点的网络），密码技术的可靠性是这一信任模式的基础（有趣的是，追溯回苏联的红色互联网尝试，其本质追求也是将信任模式由信任人为决策，转变为信任数学算法）。随之而来的区块链（Blockchain）试图建立一个真正去中心化、公开透明、全程留痕的分布式共享账本数据库。

然而与密码技术一样，区块链同样面临着一经公开，便被强大的国家机构及企业迅速改造、化为己用的命运。面对政府机构与资本寡头这两座大山，正在区块链社区开展的多元自治实验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理论资源和社会前景呢？其中许多实验无疑是颇富新意且饶有趣味的，尽管它们不意味着就完美到可以立刻成为替代方案。

美国学者Zoe Hitzig和Glen Weyl最早在《激进市场》（Radical Markets）中提出一系列试图战胜当前不平等与经济停滞困境的制度设计，包括：

• 公有制自评税（common ownership self-assessed tax，COST）：利用激进的市场拍卖形式让产权总是可以转移给最能利用它并投资于它的人，从而实现资源的完全配置效率。这被作者认为既打破了私有产权垄断，又克服了传统公有制的低效率问题。
• 二阶投票（quadratic voting，QV）：允许选民对自己特别在意的议题投票上花费更多的发言权积分以加倍施加少数人的影响。这被作者认为避免了一人一票制下的“多数人的暴政”。
• 数据作为劳动成果：用户产生数据的过程应视为一种有尊严的工作，并得到来自数字资本平台的补偿。
• ……

随后，区块链社区以太坊的创始人之一Vitalik Buterin与两位作者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提出一种基于QV的筹款机制Quadratic Funding (QF)，试图使筹款的公益项目可以提供最多的公共物品并获得适当数量的资源。而区块链社区正是这种机制的实验场所。在这种机制中，每个人都可以发起众筹以从事公共物品的提供，也可以通过捐款来支持别的公益项目。而总资金的分配将根据民众对不同项目捐赠的比例来进行匹配。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是在当下的区块链社区，公益项目资金的来源将主要是对此实验感兴趣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很可能主要来源仍然是政府和企业，但这批资金只是对民众捐赠的配捐，因而不对资金的分配产生影响。那么，如果将所有公共物品的分配都转化为此种方式，社会上物资的分配就将由不同社群之间竞争性的动员和捐赠来决定。我们甚至可以进而将资源分配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商品的生产计划和分配，那么这无疑是一种激进的“公民社会”实验，届时可能不再有当下意义的“政府”和“企业”存在，而“总资金”将仅仅是数字化的社会总产出。

也许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解本书作者为何有理由将自己宣称为一个激进市场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当然，我们可以对这些构想提出足够多的批评和质疑，例如从现实考虑我们仍然要面临政府和公司对资源的垄断，以及社群之间的竞争性分配如何避免不同社群的分裂，就像今天某些极端的身份政治那样？但毫无疑问的是，构想和质疑将一起给我们提供越来越多有关社会革新的思路。

除此以外，即便将当下的公益与慈善项目放到区块链上而不考虑其它制度革命，我们也将收获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正如公众号“BlockMania”在《激进市场与慈善》一文中提到的，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公开透明、信息可追溯、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四大优势。慈善公益项目相关的信息可以分布在区块链网络各个节点上，在链上我们对每一笔交易都可以查询和追溯。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知道所捐助的每一笔款项的对应接收人是谁、是如何使用的、一共发放了几次、救助效果如何等等。这样就杜绝了某一个组织或个人操控一个慈善公益项目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情况。

这里要介绍的另一个构想则基于数字货币。来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反资本主义者恩里克·杜兰（Enric Duran）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与伙伴们创建了“整体合作社”（Integral Cooperative）。不同于传统合作社通常从某一行业的商品或服务开始提供业务，整体合作社寻求不同行业和不同岗位劳动者的联合，实际上形成了不同劳动者的生活和工作网络。合作社中既包括研发和制造机械的工作车间，生产粮食的农庄，也包括公共运输车队，线上交易网络，民主委员会以及基金会。合作社还希望建立起更完备的合作公共系统，包括教育、住房、医疗部门等等。通过互相的需求，成员使用同一种数字货币，并与利益相关方共同决策合作社事务。而这种数字货币以及便捷的网络通讯工具可以使得整体合作社的跨地域协作变得更具有可行性。合作社的成员还认为，随着视频会议和远程办公的普及，就业的进一步分散化已经在发生。因而在组建零工和自由职业者工会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争取劳动权益的同时，促进跨行业和跨车间的替代性社会网络尤其重要，而这将成为发展未来公平和可持续经济形式的主要工具。（参见《资本主义消亡后，合作社将主导世界吗？③》）

展望：以此次自组织行动为基点

让我们在最后回到此次疫情的自组织行动中来。尽管我们已在前文提到这些行动不可避免的脆弱性，但存在以此为基点促使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可能吗？至少我们希望探讨，从这些特殊时刻的行动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民众在日常没能展示出来的自发潜力，这些潜力又如何可能在疫情之后继续生长，崭露头角，以至于革新整个社会生态的构造？或者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这些自组织行动实际上已经对当下的社会秩序提出了怎样的质询和挑战？面对疫情所带来的困境，这些行动又能给未来带来哪些启发，是否它们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变革奠定了某些基本路径？

我们注意到此次疫情中劳动者通过线上平台组织起来要求延迟复工的行动，在社交媒体上则充斥着企业员工对未来复工后工作场所防疫状况的担忧，基于他们从来就对自己所处单位的大小事务缺乏话语权。如果我们承认不同经济部门、不同行业乃至不同企业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延迟复工与居家工作的具体安排应该在企业与员工之间做出，国家的普遍性强制规定无法取代这个步骤。工作安排应当通过企业与员工的谈判来决定，但显然我们的员工缺乏谈判权，只是被迫接受这一切。员工也本应参与到工作场所防疫的监督中去，就像他们本应参与到一切工作场所的劳动安全防护监督中去一样。但现在这些都缺失了。

我们也注意到另一面，中小企业主的哀鸿遍野。延迟复工以及业务萧条使得这些企业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为此大多数地方政府出台了面向这些企业暂缓社保缴费的规定。但我们仍然看到许多企业采取对员工强制降薪或裁员的办法来度过危机，一些企业甚至在员工全勤的情况下实行50%的降薪幅度。（参见公众号“新媒体管家”文章《降薪是福报啊，傻瓜！》）即便员工们一直处在缺乏企业民主的劳动环境当中，他们仍然忍不住表达愤慨。事实上，强制降薪和裁员两件事本来有望得以避免。许多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时实现零裁员，这得益于所有员工都是合作社所有者的制度设计。通过民主决策，社员们集体决定合适的降薪幅度以度过财政危机，而所有财务都是公开透明的。如果说要求企业主立刻将企业转型为合作社是勉为其难的，至少应该尝试向员工出让股权以真正体现“共克时艰”的诚意。而对于那些真正破产的工厂和公司来说，劳动者本来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进行接管并转型为合作社。对于面临倒闭的实体书店或零售超市，不仅限于员工，消费者也完全可以参与到众筹中来，以将之转型为合作社。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惊人地匮乏，因而可能性被关闭了，但这不应该持续下去。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远程办公的普及。尽管一些企业主和管理层认为这种方式效率低下，但许多员工指出他们遭受了比集中办公更严重的剥削。无论这次疫情的大规模实验是否意味着办公分散化的趋势将得到加快，毫无疑问的是，远程办公将重塑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但它真的如零工经济在最开始所宣扬的那样，将使每个人成为拥有体面收入的自由职业者，并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工作计划吗？还是说它正如来自左翼的批判者所指出的那样，可能使工作充斥日常生活，两者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劳动者在面临超时劳动的同时，还失去了传统的社会保障？在缺乏劳权的情况下，现实可能正向后一种情况滑落。而互联网通讯技术成为了新时代的包工头，想一想那些定时打卡软件（比如钉钉），它们从事人身监视的前景无比广阔。

但也不全是坏消息。正如我们在谈论“整体合作社”时所谈到的那样，互联网也给跨地域的自组织协作带来了便利。例如在这次疫情中，一些湖北省以外的志愿者医生试图通过线上问诊以及心理辅导来缓解湖北本省的资源压力，并减少病人在医院的聚集，隔断感染风险。（参见财新网《超万名医生线上问诊 ，补充湖北医疗资源》）而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那些拥有中高收入的劳动者而言，他们更有可能通过远程办公来参与非雇佣的志愿劳动，形成自组织以实现改造社会的抱负，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那些技术骇客，他们创造了维基百科与Github。必须考虑到在此次疫情当中，是春节假期加上延迟复工所产生的充裕时间使得更多人可以投入到自组织的协作中去，而这一特殊情势在日常996的工作生活中难以得到重建。某种程度上，延迟复工期间的正常工资待遇也无意中造就了一场类似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短暂实验。我们看到一旦民众拥有自发性，这一方案就完全变得可行。届时，劳动者无疑将用脚投票，在更大的空间中去探索民主的经济模式，从而促使人类对现有公司专制主义的抛弃。跨地域的自组织协作也将可能塑造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欧洲P2P基金会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全球设计，本地制造”（Design Global，Manufacture Local）的设想：所有知识设计将成为全球共有、共享和共治的数字公地，与此同时，物质产品的制造生产却是发生于本地的。届时，自组织有望绕过寡头自行开展全球性的生产，而跨国资本公司将更难通过国际间的产业转移来压低劳工薪酬，从而使不同国家之间的工人进行逐底的竞价竞争。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也许将不再是空话，而有了实践的物质基础。但毫无疑问，这一设想的实现程度仍然取决于社会赋权的进展。

此外我们还关注来自武汉的志愿者车队这一案例。从中我们看到民众的自组织可以取代政府或市场提供公共服务。这样的案例不仅在疫情中的武汉，而且在全世界许多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例如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美国的波特兰、丹佛和麦迪逊，加拿大蒙特利尔以及韩国首尔、香港和台湾地区等地都出现了出租车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和滴滴一样运用手机互联网平台来便捷用户与客户，但这些平台均为用户/司机共同所有，采取民主决策和公平分配的方式运行。一些平台还运用区块链来实现去中心化的管理。除去公共运输，这种将互联网平台技术与合作社模式相结合的平台合作主义还可以运用到许多其它领域，例如线上交易、家政清洁、创意行业、新闻媒体等等。

最后我们关心的是地租。从租房行业非强制性的免租倡议当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房地产资本与传统的食租阶层对中小企业主有限的让利。但房租对劳动者个体收入的剥夺问题仍然被忽略了。正是在疫情期间，蛋壳等长租公寓平台采取一系列手段试图将成本转嫁给租客。而对于那些被排斥在都市消费体制之外的结构性弃民，情况可能更加糟糕。他们的未来难道是重复上演一幕幕现实版的《寄生虫》＋《小偷家族》吗？——疫情期间，一名男子由于失去收入、生活拮据，且没有居所，不得不寄居于闭门的零售超市中长达半个月（参见报道）。如果说“公有制自评税”有其合理之处，那么恰恰在于它在物质供给的匹配上立足于每个人对某一物质的实际需要。只是将对这种实际需要的评估依托于自评税的数字化显示，在操作上确有诸多难点。然而，将某一私有产权物品在空闲使用期交由自组织例如社区委员会来进行公共化管理，也许是一个相关的替代性方案。例如，可以将空置的房屋信息放在在线平台上，由本地的自组织通过QF的机制进行竞争分配，从而将它们转化为暂时性的公共物品，这是某种非市场化并促进公共福利的Airbnb方案。地租在另一方面的启示是，即便无条件基本收入在将来成为现实，我们也需要像大卫·哈维那样去思考，发现社区中的冲突与工作场所的冲突所具有的一致性，并从中找到界定客观阶级的线索。换句话说，社区的自组织将有助于劳动者将更多的工资留在自己手里。如果建立起社区托儿所和医院，居民将节省一大笔开销。而以互助团购为基点形成的消费合作社，也将可能成为健康和低能耗生活方式普及的路径。如果将社区再生产领域的公共积累投入到就近生产当中去，例如社区新能源、废物回收利用以及旧房改造甚至新房建造，一个崭新的替代性小社会就建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