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智恩，#MeToo之后
一个女性，#MeToo之后，会遭遇什么，一直是我试图想象的。
太多太多的痛苦倏然消失，我还未来得及窥其全貌，她们的诉说就已经消失在了茫茫的网络空间。我找到并阅读过各种#MeToo文档，被打碎的痛苦散落于被遮蔽、被阻隔的角落里，它们还在，它们又不在，事件一次次来，一次次又被销声匿迹，间或被揉进各种“大”的叙事里，留下了关于名字的碎片，她们的整个痛苦消失了。
一个女性，#MeToo之后，会遭遇什么，《我是金智恩》告诉了我答案。权势性侵，求告无门，漫长的诉讼期，污名新闻，加害者妻子的污蔑发文，对陌生电话的惊恐，自残，自杀，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才敢出门，后悔，犹豫，对金智恩来说，“#MeToo是展开一场与深不可测的力量的抗争，就算能幸存，来日也将如行尸走肉的自杀行为。”
哪怕是这样，“金智恩”还是勇敢站出来说了，她的“自我”在想尽办法要活下去，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在应对性暴力的身心伤害以后，还要面对二次伤害人格和人生的催折。“我为了活下去而挣扎，这个世界却要我死。”这也是无数个女性#MeToo之后将要面对的现实。
我相信，很多人在#MeToo中汲取过力量，找到认同，或许也在受害者显露出犹豫时退场，在“权谋斗争”“大棋”的叙事里怀疑。“金智恩”的故事或许能帮我们带来一些思考和理解，她为我们揭露了#MeToo的全貌，她并不时时“强大”，也做不到，她也会显露出“脆弱”“犹疑”，她也能带来最有力的抗争。
2018年3月5日，金智恩在韩国JTBC《新闻室》晚间节目访谈中，揭露了韩国政治明星、下届总统热门候选人安熙正对她的九次性暴力侵犯。而也正是在这一日的上午，安熙正泰然自若地发表了支持#MeToo的立场，大言不惭地谈论民主、性别议题，以包装出来的正面形象拉选票。
此前的2月24日，正是安熙正对金智恩的最后一次性侵发生的日子，当金智恩在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时，被安熙正以急事叫往首尔麻浦区桃花洞的住商公寓。金智恩赶去之后，所谓的急事却是安熙正想要从金智恩口中得到“我不会参加#MeToo”的承诺。接着，性侵就发生了。安熙正在犯罪后超过凌晨2点的深夜时分，看着高尔夫球赛，赶正在收拾垃圾的金智恩走，金智恩只能将垃圾匆匆装进了自己的皮包。在这一次性侵开始前，安熙正对金智恩说：
“最近我看到#MeToo运动，明白自己伤害了你，还好吗？”
“对不起，你还好吗？”
“关于#MeToo，你有什么看法？”
金智恩回答：“我怎么敢参加#MeToo呢。”
一边利用#MeToo运动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形象，一边对自己的下属做出性暴力的犯罪行为，并且这些犯罪并不仅仅止步于安熙正一个人，在围绕他的竞选团队里，性暴力是“家常便饭”。金智恩刚进入道厅不久，安熙正的驾驶秘书就对她进行了性骚扰，金智恩向组织反映，但是所有人只把这件事当作耳旁风，并以“组织必须正常运作”“加害者已经道过歉”掩盖了过去。弥漫在安熙正竞选团队里的对女职员的性暴力，也不仅仅只发生在金智恩身上，她的前辈，后辈女职员也同样深受其害。
为什么没有离开呢？
这是很多人质疑权势性侵受害者的一个“漫不经心”的提问。
金智恩是家里的长女，也曾是柔弱又胆小的孩子。家道中落，父亲生病，她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大学时主修文学，但就业市场给予她沉重一击。刚进入社会时，拿到的薪水连法定工资的1/3都达不到，进入政府机关任职以后，才拿到勉强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的工资，而这于她而言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非正职员工雇佣，一直难以转正，后来，安熙正的律师以此在诉讼中说金智恩是“高学历菁英女性”，“没有受害者的样子。”但实际是，#MeToo之后，金智恩很快失去了在竞选团队里的职位，诉讼期以及后来漫长的恢复期内，她难以维持生活，钱用完时只能喝水充饥。
金智恩用尽了全力想要保住工作，安熙正却会在每次犯罪后以上下级关系说出：
“很抱歉对年纪轻轻的你做出这种事，是我太孤单、太痛苦了。很抱歉对我的员工做出这种羞愧的行为，我把你当成信赖与依靠的可靠幕僚，再也不会那样做了，让我们拿出活力工作吧。”
第一次性侵就发生在去俄罗斯出差时，金智恩的父亲刚刚动了大手术，作为女儿她甚至无法去探望。她才刚刚接手随行秘书的职务，这趟出差途中高烧不断，在飞机上呕吐不止，打起精神认真执行工作时，被安熙正叫进了房间。
每一次，每一次，安熙正对金智恩实施性暴力以后，都会道歉：
“忘了吧，以后我再也不会那样了。”
“我太惭愧了，对不起，忘了吧。”
“只记住瑞士的美景吧，全忘了吧，忘了吧。”
“你该不会要参加#MeToo吧？”
金智恩在提起诉状时要解释这些，在后来次次的“告诉人调查”中要解释这些，在面对网络污名也要解释这些，她要解释太多次，但却很少有人去质问“安熙正为什么要利用权力性暴力金智恩”。加害者在加害一开始就会想尽办法将罪责推给受害者，他们以“道歉”“都是你的错”来操控处于权力下位的受害者，受害者在这种思维的误导里，难以挣脱。在应对内心的巨大挣扎的时候，她们还要面对外界环境的压力。
权力，不只在犯罪时在场
会发生权势性侵的职场，存在的权力运作，同你我大多数人所工作的场合区别并不大，显性、隐性的压榨处处都存在。正如书中所言：“无数劳工、垂直关系中的弱者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威权，不只是肉眼可见的施暴与胁迫，而是仅用沉默与眼神就能压制对方，在工作场合上被迫喝酒，忍受不喜欢的玩笑，必须在聚餐时替长官斟酒，都是多数劳工经历的权力问题。”
金智恩作为安熙正的首位女性随行秘书，24小时都要在线，在金智恩和前任匆匆离任的秘书交接时，安熙正对她说道：“你不能有话直说，当所有人都说NO时，你必须说YES。你只要当我的辅助记忆装置就行了。你是映照我的一面镜子，是我的影子。看我的眼睛，我会用双眼说话，你必须守护我。”
正是将成为“映照的影子”的要求内化，金智恩主动走进了深渊。安熙正所有的电话都会事先转接到她手上，半夜来的电话与讯息，也不能漏接；下班后也要随传随到，公事私事都要包办，节假日也不例外；安熙正和家人休假时，需要提前预定住宿、餐厅、体验活动，明确熟人的地址，给安熙正的妻子代驾；私下被叫去跑腿，代买香烟、打火机、啤酒、咖啡、杯面、泡菜等等一系列的私人生活用品，而这些竟还需要她自掏腰包；为安熙正夫妻处理保险合约；即便是生病了也无法休息，也无法去医院看病。
金智恩想尽办法做好了这一切，迎来的却是安熙正犯下的一次又一次的性暴力罪行，推荐序《能动者的动弹不得——这时代必须聆听的声音》中说：“许多人就像金智恩女士一样，生命中总会遇到类似的寻偶不顺、父亲倒下等不幸，当有机会从约聘职转入充满政治前景的团队，被特别拔擢到充满权力与魅力的老板旁工作，势必会竭尽所能符合其要求，以便于实现自我，这叫做‘能动性（agency）’。...于是，认真工作的员工把自己当成未经雕琢的木头，刻划成老板的样子，说出老板的想法，这是能动者的努力，最后却变成掌权者的影子，动弹不得。身为受害者，作者准确地捕捉到，自身对于遭受这样一个被全世界肯定的老板性侵时，如何难以自处，投射出必须顺从而丧失灵魂的幽微心理。”
在权力运作的紧密结构中，任何人都有可能动弹不得，即便是拥有“能动性”，“能动性”也可能会推受害者陷入泥潭难以自拔。这个权力结构并不仅仅是一对一，正如前文所言，安熙正包括围绕在他身边的整个竞选团队在联合围剿女性职员，在“告诉人调查”中，出现了A女士，在后来的诉讼中，自发支持金智恩的组织《与金智恩同行之人》发表了“与安熙正相关的其他受害者（两人）”的内容。这些只是浮出水面的，水面下还有更多的隐秘的权力凌虐。金智恩的自述里写道：“威权始终存在于你我的日常中。面对这种威权，经常只能莫可奈何地顺从与忍耐。尽管如此，个人仍会留在原处，毫不停歇地继续完成自己的工作或学业。我们并不会因为威权存在，就立即中止学业或辞掉工作。这是威权的实际情形，也是生活的现实。”
金智恩在第一次性侵以后，也曾想要求助，但，“忠南道厅负责性别问题的是六级的主管，安熙正随时都在和忠南警察厅长及地区检调长官通话，我究竟能向谁检举？我想不到。”
当她鼓起勇气求助于周围的人，大家给出：“你要小心”的建言，让金智恩这个24小时随行秘书想办法避开安熙正。
大部分人进入安熙正的团队是怀抱着“带来改变的小小希望。”却在各种各样的性骚扰和暴力行为发生以后，一再听到“政治圈本来就是这样”“就算碰到不合理也不能说出来，只能服从”的敷衍。金智恩也曾抱着这样的愿望，讽刺的是，她成了想要让世界变好的愿望的囚徒。
进入了司法程序后
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错觉，当女性#MeToo之后，只要顺利进入司法程序，它就成功了。但实际上，这只是大幕开启，号角刚刚吹响，受害者至少需要面临一审二审三审的法律程序，性暴力案件取证艰难，采用自诉手段的也居多，还有大量模糊地带，法意矛盾和量刑问题，这不仅仅是在韩国，在其他国家也不遑多让。
弦子、伊藤诗织、Liu Jingyao、林奕含等等一系列案件，司法程序一方面在维持正义，另一方面也往往充斥着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金智恩的两次“告诉人调查”中，第一次，安熙正突然现身检调单位，金智恩马上进行回避，后又继续进行陈述，调查总共持续了二十三小时半，熬了一整夜，调查过程中不仅是陈述事实，也要不断回应尖锐的质疑；第二次调查，是从晚上8点熬到凌晨6点。安熙正的突然出现，给金智恩带来了极大的惊恐，虽然她因之前作为随行秘书的工作习惯，最终能够做完调查，但是这种在法律程序中，对受害者的带着“恐吓”式的“袭击”时有发生。
金智恩在3月5日通过电视节目曝光了安熙正的性暴力，次日，便向首尔西部地检提出诉状，直到333天后的二审，才得到了判处安熙正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的有罪判决。整个案件从2018年3月5日揭发到2019年9月9日三审判决才终于定论，耗时一年多，而更多的案件，持续的时间更长，对受害者生活的摧毁得更加彻底。
一审经历了7次公判，最终判决安熙正无罪；二审经历了3次公判，宣告有罪；三审维持有罪定论。两次检方拘票被法院驳回，还在第一次驳回期间出现了重要的手机证据毁坏的事实。几度更换审理部门，先是单独审理，后更改至专门负责性暴力案件的审判刑事协议十二部，十二部的部长法官以与安熙正有间接“关系”为由，又转交给了刑事协议十一部。
这还仅仅是司法程序里的无数次折腾，更微末的“袭击”发生在每一场审判前、审判中、审判后。
比如：“公开与不公开审理”，涉及性暴力的案件，原则上以“不公开”审理为主，金智恩的案子却在公开与不公开之间反复摇摆，一审七次公审，第一次、第四次、第五次是公开的；第二次、第六次是不公开的；第三次是部分不公开的。金智恩自述：“审判开始后，一审法庭表示会保护性暴力受害者，让受害者走其他通道，避免在人群前曝光，但也仅此而已。当检察官担心受害者被二度伤害，要求开庭不公开时，法庭拒绝了。虽然允诺让受害者在陈述时和被告分开，但被告表示听不到声音，接著在未经我同意下就带我进入法庭。虽然设置了薄遮板，却连对方的呼吸声都听得一清二楚。我太过害怕，甚至不敢望向那个方向。这等于是让被告坐在受害者旁边，太恐怖了。”
“判决书的公开与不公开”，检察官一开始申请审判不公开，但审判过程已经搞得人尽皆知，直到金智恩受尽各种言语暴力后，法庭才匆匆来迟似的决定判决书不公开。每次公审过程都会诉诸媒体，宣告文也在法庭上仔细朗读，审判过程、细节、结果都会经由媒体大肆添油加醋后散播出去，“判决不公开”形同虚设。
“金智恩小姐不是受害者。她既不是儿童，也不是身障人士，而是高学历女性菁英。她有婚姻纪录，也有离职经验。”“是双方协议的关系。”这是安熙正律师向金智恩抛出的问题。
在法庭上，法官甚至还问金智恩，对她来说，“比贞操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伪证：
有证人说，金智恩在第一次受害后去买嫩豆腐，进入过安熙正夫妇的房间，还在最后一次受害后，同他们见过面；
有证人说，安熙正对金智恩施加性暴力后，金智恩在首尔与他见了面，实际上那天金智恩在忠南道厅上班，他们编造出金智恩“不像受害者”的各种事实；
有证人说，金智恩作为随行秘书预约饭店的行为是为了发生关系；
有证人说，金智恩进入过安熙正夫妇的寝室，并在他们夫妻熟睡时盯着看；
.....
无数匪夷所思的伪证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发生在法庭的审理中，而且被请来的部分证人，在金智恩的描述中，有人在审判过程中成了与安熙正交情匪浅的国会议员秘书官，有人成了自治团体长官的咨询委员......
#MeToo中的猎巫与保护
二审有罪判决出来，金智恩刚刚能够稍微感觉到一点儿快乐和幸福，安熙正的妻子就发文污蔑，到三审定论，前后总共三次发文，每次都会给金智恩带来更大的伤害，获得公正审判的喜悦每每都会被发文搞得紧张、痛苦，在还未参加#MeToo时，金智恩同样也作为安熙正妻子的后勤，包办一切相关事务。安熙正夫妻的朋友聚会、社团聚会、亲戚聚会等各种公私交织的行程，都要求金智恩随行。某次，金智恩在车外等待时，身上起了红疹，上车时，安熙正妻子看着金智恩脸上因为红疹泛起的红晕，叫出了金智恩平生未闻的“小媳妇秘书”的称呼。金智恩分析了这个现象：“这并不是单一加害者特有的防御策略，加害者的家人——尤其是配偶，都积极参与了二度加害。韩国社会认为只要和家庭有关就必须有情有义，女性名声依旧取决于家庭的维持，使得生母出面要求遭受亲族性暴力的受害者保持沉默的事例屡见不鲜。不仅是对奉献光阴、要将被告打造成总统的人，对被告的家人来说，我也是他们的死对头。”
这在东亚社会并不鲜见，当男博主在网上“丢人露丑”时，都会第一时间拉出妻子的原谅他了来挡枪，阿里巴巴事件里也是如此，好似只要自己的妻子不在乎，他们就不丢人了，负罪感和耻感都能因此消失一样。
#MeToo浪潮经由互联网掀起，受害者曝光自己受害经历，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检视，她曾经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媒体乃至于别有用心的个人大肆传播，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失真、拼接、造假，对“完美受害者”的追捧，权力上位者在浪潮里隐身，权力下位者被人人喊打，这些事情在每一次的#MeToo事件中都会重复发生。看客不在乎事情的实质到底是怎样，对于挖掘受害者身份以及污点十分狂热，人肉搜索这种下三滥手段往往被运用到了受害者身上。
法律上也未有对于受害者过往品行的追究，韩国也一样，但新闻媒体会把这些消息当成特别新闻，不加考证就进行报道，金智恩说：“我，并不是狗血电视剧主角。”但从加入#MeToo披露事件，到审判结束恢复期，这些假消息和对“受害者过往历史”的报道都未停过。金智恩的二度伤害案，在书中2020年2月以负责监察官人事调动暂时休止，而韩国社会类似的提告很少能够真正展开调查。
金智恩案件二审宣判隔天，判决书全文被泄露，全程不公开的审判，怎么会有判决书全文一字不漏的独家报道。大家都在暗地里传播这份判决书，甚至流转到熟人手里，最后还到了金智恩本人手中。
检方在公布证人陈述时，对于前文证人的作伪一律全部予以公开，对金智恩的证人证词部分公开，关于金智恩的描述被一面之词不对等地披露给媒体，煽动性的讯息不断出现。高学历，结过婚，还在继续考学学习，以及一系列工作和生活里的正常举动，化妆，面对面抽烟，等信息，被媒体编辑拼凑，在网络上掀起一波波“你不像受害者”“你没有受害者的样子”“奇怪的女人”的猎巫运动。
阴谋论、青瓦台企划说、政党唆使说、国会议员党内提名说、女性团体共谋说，金智恩的家人与政党有关的说法，安熙正律师提出的“双方协议的关系”，后又增添了外遇说，污名和八卦编造起来非常迅速，反驳它们却要花上受害者相当大的精力。
金智恩也在书中叩问：
“一路走来始终勤奋生活的劳工人生，被评为‘言行举止与受害者该有的模样背道而驰’。”
“希望工作能稳定而攻读研究所，成为加害者‘能明确判断并拒绝犯罪的高学历女性’论调。”
“辞掉先前工作进入选举团队，则成了粉丝追星的行为。”
“至于不分昼夜的处理工作，也变成因为喜欢被告而遭到谩骂。”
“把工作放着不管、逃避现实，就比较像受害者吗？必须维持生计、迫切需要工作的我立刻辞职，就比较像受害者吗？”
#MeToo之后，舆论里无休止的猎巫，往往会摧毁受害者，但是受害者还是挺身将事实披露了出来，在我们的公权力漏掉了受害者之后，她们别无选择，#MeToo让其罪行公论化，让世界知道她们的存在，知道反而也是一种保护。女性说出自己的声音，女性在场，被遮蔽的声音能够被听到，被看见。斗争尚未结束，我们还得打起精神继续走。少苛责受害者，少问权力下位者问为什么，多问权力上位者要答案，看到性暴力背后结构性压迫。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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