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走進世界：兩次全球化的經驗

典志兄提及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我在下文略微提到這個協定。這個協定雖然是延續冷戰後的自願性組織，但是成立以來在美國的撐腰下運作良好，不久前印度才在美國的支持下成為第42個會員國，這個協定對中國半導體發展最重大的影響是限定了光刻機如非經過允許，不得售給中國。這個影響是巨大的，最近在「芯片國造」的呼聲中，真正的困難還是在於整個產業鏈的建立，縱使能夠不計成本效益克服萬難，芯片真的國造了，還是有上游的半導體設備無法自給自足，以下是簡述中國走進世界的經驗，最終並不是以贏家或輸家就能決定國家的行為，國族的記憶與歷史的經驗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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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因為美國政府對中興（ZTE）的制裁而進入了另一高峰，表面上看來這只是中興刻意違反美國對伊朗禁運規定的後果，但美國選在這個時候制裁中興，而中國僅能以高粱還擊，無疑彰顯美中兩國的技術落差與中國可用報復手段之拮据；不僅美國，英國也警告電信業者不要使用中興的產品，並且華為、中芯與阿里巴巴也進入美國調查的雷達中，加上日前傳聞習近平軍演未能登上遼寧號航母便匆匆離去，乃是為了躲避美羅斯福號航母在南海航行之故，美國在軍事、經濟、科技上全面碾壓中國，中國在這場貿易戰中，可謂人未戰氣先衰。

中國報復手段之拮据，一半是缺乏核心技術，一半是自食過去政策的後果。現代國際分工包含商品、技術、知識、資訊、人員與金錢的交易，要支持如此複雜的交易，需要高度發展的制度環境、尊重契約的精神、信任與交易雙方的交互人質（mutual hostage），以促進彼此的協調、分工與專門投資；但是當中國以資訊管制與扶持自主企業為由，禁止美國大企業如Google、Twitter與Facebook進入中國時，也就等於放棄了以這些公司為人質進行報復的機會。即使中國對高通壟斷或是高通併購NXP核可仍有報復的機會，但是在缺乏替代品的情況下，報復的手段也受到限制。

簡單回顧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如何走向世界，有助於釐清目前貿易戰的歷史脈絡。全球化運動始自1870年，在1913年達到了高峰，直到1980年後的資訊革命，才超越了1913年的水準。

全球化的發生有幾個因素，首先是通訊與運輸技術，海上貿易要等到蒸氣動力船的出現才興起，蘇伊士運河縮短了倫敦到孟買的距離，而巴拿馬運河則減少了紐約到上海的時間，美國與歐洲海運的價格僅僅在1830-1850年代之間就下降了55%。而冰箱的發明更擴大交易的種類。

1840年之後歐美主要國家的鐵路成長率驚人，加上歐美各地建造的運河，使得運輸成本快速下降，例如英國利物浦到倫敦從1840-1890年代間下降了70%，鐵路與水路的成本比海路更具競爭力。

運輸革命使得貧窮國家的初級產品有機會以較高的價格出售到遙遠的國度，整體來看，當時從貿易獲益的第三世界國家，主要是公路與運河較發達的內陸國家、離歐洲市場較近、與到港口運輸成本較低的國家，相對的，具有龐大國內市場而對外貿易較低的國家，自貿易中獲得好處較低。

當時在亞當・斯密與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學說下，重商主義的影響逐漸自歐洲撤退，英國在1846年廢除了《穀物法》，在首相Robert Peel以及Richard Cobden的領導下，自由貿易戰勝地主階級獲得了最終的勝利，緊接著奧地利、匈牙利、荷蘭、比利時、瑞典等國相繼仿效英國的自由貿易運動，1860年英法簽訂了Cobden-Chevalier的雙邊最惠國條約，開啟了歐洲一連串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當時除了歐美之外，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對於自由貿易興趣缺缺，中國依舊是重商主義主導的國家，事實上也許到今天，重商主義在中國依舊有相當多的擁護者。當時歐美的帝國主義者透過船堅砲利開啟了亞洲國家的貿易市場，1842年中國因為鴉片戰爭戰敗，而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開放通商口岸，訂立5%的極低從價關稅上限。同樣的，在美國砲艦的威逼下，日本被迫與美國於1858年簽訂《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加上明治維新的影響，使得日本一夕之間從鎖國到自由貿易，後來進而透過日本殖民影響台灣。

《馬關條約》的簽訂影響了張謇棄官從商，在兩江總督張之洞的支持下，於南通興辦紡紗廠。身為狀元，張謇太清楚官僚體系的腐朽，他說「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他認為要復興國家，靠得絕非當官，也不是商業化，而是工業化，他說：「大家都說外國是以商立國，這只是皮毛之見，他們不知外國的財富和實力來自工業，因此我們必須集中力量一心一意促進工業。」他從外國進口機器，採用股份制安排公司股權，建立一套當時罕見的企業管理制度，生產棉紗，不僅在中國與外商競爭，更外銷日本，他一生創辦三十多家企業，三百多間學校，儘管後來不幸破產，但仍為中國工業化之先驅。

儘管同在帝國主義脅迫下開放市場，但是中國與日本的貿易發展卻成為兩個極端，貿易條件是指加權的出口與進口價格之比，根據Jeffrey Williamson的計算，日本在美國船艦外交之前，國際貿易屈指可數，但是一旦開放後，貿易條件以驚人的速度改善，因為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竟然製造並出口工業產品。但是中國的貿易條件卻僅經歷20年的改善，然後就一直惡化，因為中國大量進口的鴉片價格不斷上漲，而張謇領軍生產出口的絲棉價格卻大幅下降，降幅超過60％。出口佔中國的GDP也只從1870年的0.5%增加到1913年的1.3%，同時期日本卻從0.7％增加到5.8％，世界首波全球化，當多數貧窮國家的貿易條件都在逐漸改善中，日本是大贏家，而中國則是例外的輸家。

但是在1980年迄今的第二波全球化中，中國卻成為最大贏家。1913年之後，世界經歷兩次大戰，全球化的進展不進反退，全球化是指商品、資本與人才的跨國界流動，也就是包括貿易、外國直接投資與移民，但是不像貿易，資本的流動在戰後受到各國的普遍懷疑。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學說，說明國家之間可以透過貿易達成專業化利益，但是戰後重建的需求，令各國決定限制匯率與資本流動。其實第一波的全球化與金本位制度有關，英國在1820年代開始採行金本位制，後來首相Robert Peel進一步通過銀行法確保黃金與貨幣發行的關係，直到1872年德國採用金本位制後，歐美各國才紛紛加入，當時採用的固定匯率雖然有其缺陷，卻解決了國際支付與匯率風險的問題，使得國際貿易與對外投資得以順利進行。二次大戰後，美元逐漸取代了金本位制，1973年各國放棄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的規範，允許採用彈性匯率，國際資本流動才大幅增加。

中國於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正好趕上全球化，這時日本、台灣、南韓的出口導向政策給了中國領導人很大的啟示，從1980年代設立經濟特區強化出口，1990年代末期台灣電子產業大舉遷移中國，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從改革開放初期佔世界貿易不到1%，到目前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與生產國，2016年佔全球出口13%。

全球化為中國帶來高速經濟成長，也帶來貧富不均，但是即使是從世界貧富不均的資料中，都可以看出中國令人驚異的成就，Stanley Fischer曾經發現，在第二波全球化早期，檢視全球化對貧富差距的效果，取決於分析單位：當以國家為單位時，貧富差距隨著全球化的深化而增加，但是當以人口為單位時，貧富差距竟然可能降低，主要原因就在於中國和印度這兩個獲益於全球化國家，削減了世界最多的極度貧窮人口。例如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全球貧窮人口比率自1990年的29.6%大幅減少至1999年的23.2%，其中單單中國就令1.5億人脫離貧窮線。雖然貧富不均僅有小部分可歸咎於全球化（Lawrence Katz等人綜合相關文獻，認為美國的貧富差距僅有兩成來自貿易，八成多屬於包括IT等技術因素），但是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無庸置疑。

儘管中國在第二波全球化是贏家，但是在心態上依舊受到第一波全球化的影響，打開中國通商口岸的鴉片戰爭始自英國東印度公司對中國「廣州制度」的不滿，廣州制度限定歐洲商販只能與極少數官方核可的行商交易，而且僅限於夏季在廣州極小的地方進行。英國每年以白銀自中國大量採購茶葉，因此對中國有高度的貿易逆差，後來東印度公司將自殖民的印度Patna和Varanasi所生產的鴉片出口至中國，以平衡貿易逆差。鴉片在中國大受歡迎，有半數的中國男子與四分之一的女子曾吸食鴉片，雖然僅有1％上癮，但是卻令中國自1806年開始對東印度公司由貿易順差改為貿易逆差，等到1834年東印度公司失去對中國的貿易壟斷權後，大量的民間公司爭相將鴉片出口至中國，鴉片佔中國進口貨品的四成至六成之多，白銀大量外流，奉行重商主義的中國大受打擊。

鴉片戰爭後，《南京條約》使中國開放通商口岸對外貿易，但是鴉片價格的上升與紗棉價格的下跌，又大幅傷害中國的貿易條件，中國對第一波全球化的就在「帝國主義」、「鴉片」、「喪權辱國」的經驗下留下記憶烙痕，這種被損害與被屈辱的經驗延續一個多世紀，儘管中國在第二波全球化中成了大贏家，但是在政府壟斷媒體與教育意識形態機器的推波助瀾下，中國人始終無法忘記第一波全球化的慘痛經驗，民族主義在中國廣受歡迎，直至今日很多人依舊稱呼美國為「美帝」，既然列強謀我之心未曾稍息，中國人不擇手段反擊西方各國也就具有正當性，加上未曾培養尊重契約之全球化精神，中興事件也就應運而生，即使沒有中美貿易大戰，中興事件依舊會發生。

對台灣而言，短期內中興事件似乎給聯發科帶來正面的契機，但是長期而言，除非台灣能夠做好準備，否則對台灣未必有利。如前所述，中國電子產業的發展與台灣業者在1990年代末期大舉遷移中國有關，因此兩國之間的發展軌跡十分近似，例如中芯半導體的成立，與台灣的台積電與聯電高度相關，中國政府更是全力推動半導體產業，在2014年成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大舉投資研發與對外併購，紫光公司的海外併購就是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進行，自2013年至今，已經併購了20家企業，其中投資與併購的半導體晶片公司有13家，董事長趙偉國甚至曾經意圖併購聯發科，終於因為過於高調的行事，引起各國的警戒，現在即使趙偉國下台，但是面對美國制裁中興，中國只會加速研發半導體等相關產業，在《瓦森納協定》（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下，限定軍民兩用高科技技術設備出口中國，例如半導體產業必須的光刻機，除非獲得核准，否則不得售給中國。

台積電的技術同樣受到《瓦森納協定》的規範，未經允許不可轉讓給其他國家。因此在這種情形下，中國未來無論是對台灣科技廠商的投資或是人才的挖角只會越來越烈，例如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日前表示，最近台灣半導體人才流失的情況相當嚴重，僅僅最近一、兩年，旗下DRAM大廠南亞科已流失48位高階技術人員至中國，被美光併購的華亞科跑則流失約400多人。在這一波對科技人才的競賽中，如果台灣政府與企業無能拿出有效措施，未來競爭力的流失與產業的空洞化均非不可想像之事。

同時，由於中國是這波全球化的贏家，所以當川普上任後批評WTO、退出TPP、重議NAFTA等一系列舉動，令全球化蒙上陰影時，習近平對世界各國元首宣布要保障自由貿易與全球化的秩序，重商主義色彩濃厚的中國變身為自由貿易的守護者。事實上從全球化的定義來說，中國最具戰略與經濟雄心的「一帶一路」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甚至「上海合作組織」與「博鰲論壇」也與全球化有關，不過中國以缺乏透明的國家資本主義方式推動一帶一路，終將引發全球化的另一波辯論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