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寻求民间自治的空间，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

这篇小文章，是我这些年作为志愿者身份参与公益活动的一些思考。

可以说，所有“觉醒”了的人，无一不在思考如何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式。我发现，很大一部分人，尤其在今上刚上位时，人们还是希冀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期望今上可以成为蒋经国第二。固然，自上而下的转型，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但是，人性都是自私的，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上，让你主动放权，可能吗？更何况，还有那么多黑历史，他们还怕人们秋后算账呢。即便是小蒋晚年主动撤销“党禁”“报禁”，美国在背后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两年某些人狼子野心已经完全露出来了，那么自上而下的变革，可以说，已经完全是泡影了。

中国人对强人的这种崇拜，并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应该从秦始皇开始，就一直没有消失过吧，总是期望政府可以从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方方面面都包办一切，一旦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再习惯性地一股脑全怪到这个档那个政府身上，殊不知“无限责任”造就的是“无限政府”。

两百年前，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去美国考察，回国写了一本《论美国的民主》。两百年后，我读这本书，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让我意识到，我们和美国的差距，不仅仅在顶层设计，更大的差距在于“乡镇自由和乡镇自治”，这是建立公民社会非常关键的因素。美国人民对政府有种天生的不信任感，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所以当地政府的职能是很有限的，由此限制政府权力也是很有限的。这是现代美国公益精神的根源所在（还有宗教因素），有那么多活跃在各个领域和阶层的 NGO。人们深深明白，利他就是利己，关注公共事务，就是关注自己，为他人争取权利，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利。

我最初加入到公益圈，完全只是机缘巧合，我没有读过任何政治哲学相关的书，不了解美国，也不知道托克维尔是谁，只是单纯地认为“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随着对公益圈的日益深入和了解，我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我们在批评这个社会如何不公，指责这个体制如何腐败不堪的时候，埋怨环境如何恶劣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问过自己，“我”做了什么？中国人是表面上崇尚集体主义，骨子里却是一个个赛一个自私，缺乏同理心。老祖宗们传下来很多至理名言：“明哲保身”，“难得糊涂”，“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枪打出头鸟”。到现代人就是：“操那闲心干嘛”，“你以为你当代鲁迅啊”，“你又能解决什么问题”，“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他们是少数群体啦”……这样的话，甚至是从我大学同学和家人口中说出来的。这大约也是南京大屠杀，几十万中国人好不反抗任由日本人宰割的缘由。所以，每次被舆论发酵的公众事件都代价惨重，令人怒不可谒又深感无奈，比如雷洋事件、红黄蓝幼儿园、低端人口的驱逐，我又内心有些小确幸：每次同样是民智开启的时机，观念和思想的水位在慢慢涨。我发现，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也许某一天，他们自己就会变成那个被发酵又被遗忘的主人公。对他人不幸的冷漠，就是对邪恶的纵容。

改革都是倒逼的，有的是形势所迫不得不改，有的却是少数人先行实践，成功了，再推广到多数人。虽然政府对NGO向来是管控严格，不允许出现任何能够和他们相抗衡的力量，但我们从来不缺这样的“极少数”。比如独立纪录片蒋能杰导演，他应该是最早关注并且拍摄留守儿童的导演了，近两年又成立了四个民间图书馆，号召全国人士给孩子们捐书，或者出钱协助图书馆运作。比如环保组织绿色江河，他们在唐古拉山镇局部示范垃圾回收，有了成果，再和青海省政府合作，最后发改委批了八百万，计划在青藏公路沿岸建8个垃圾回收站（绿色驿站）。《一席》里面也有不少这样的人，比如改革教育方法和内容的高中老师，还有建议拆除防洪堤恢复自然生态的景观设计师，都很有意思。再比如，各种公益众筹平台的涌现，去年99公益日三天，马化腾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6个亿给6000个项目做配捐，这都代表的就是人们开始关注公共事务了。

龙应台《野火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呼吁的，就是要宝岛人民关注公众事务。她说：“中国人，为什么你不生气？”这也是我一直说的，公益事业的繁荣蓬勃，是促进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