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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推动历史的人物有哪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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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人有义务为别人去牺牲。”她不喜欢网友们把阮晓寰“架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却不想想自己有没有为之做了什么,有没有想过社会的出路,或是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意见。”

以《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来为丈夫辩护,“国家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如果你说他不在言论自由范围内,谁主张谁举证。就算是‘煽颠’法条里的‘造谣、诽谤等其他形式’,‘其他形式’也要明确说明,不在言论自由范围内。”

“民众不应该害怕他们的政府,政府才应该害怕它的民众!”这是央视电影频道电影《V字仇杀队》中的著名台词。直到阮晓寰被捕,经历判决书上连网名都欠奉的不公审判,那个摘下面具的人决心发掘并公开他的网络身份,并为他对外发声。

联系贝震颖理应是件容易的事:她的手机号,在她去年2月迈出为丈夫声援的第一步时,曾公布在邻居微信群中,相关截图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她的住址,印在阮晓寰的一审判决书上。然而,关心她命运的人本能地明白,这些公开联络方式,恐怕都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

一年多来,阮晓寰家属的诉求始终未变:第一,二审要公开公正;第二,要求上海高院撤销“占位”的法律援助律师,允许家属聘用的律师尚宝军、莫少平会见和代理辩护;第三,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让看守所注意改善他的居住和伙食。

更让她疑惑的是,一审审理拖延了一年多,家属需要求着律师去会见当事人,换了三批律师,最后的庭审辩护仍然如同“走过场”,律师甚至承认阮晓寰有罪、仅请求轻判,这和律师最初与家属的沟通截然不同。所有这些“不正常”的细节叠加在一起,让她原本“岁月静好”的世界出现裂变。

近年来,国内一些重大、敏感案件中,法援律师“占位”现象屡见不鲜。今年年初,“江西鹰潭吴敏案”被曝出鹰潭司法部门连续非法指派法援律师、拒不接收家属委托的律师张庆方、王春丽提交的辩护手续,将“占坑辩护”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张庆方延续了此前“刨祖坟式辩护”的策略,公开举报鹰潭中院一位院长、两位副院长硕士论文造假。但这些力争辩护权的努力,未能“击退”法援律师,鹰潭中院于4月11日开庭审理吴敏案,不到三小时迅速审结。

过去,他常说她追求的是爱因斯坦所谓的“猪栏理想”(即把安逸和享乐作为唯一目标),觉得她的聪明才智被大大浪费了,“他说我比较有个性,等于是说我还‘有救’,没这么直白,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吧”。贝震颖认为,阮晓寰的思想受到尼采影响(“当然他自己肯定不承认的”),就像查拉图斯特拉要求门徒否弃他从而独自寻找自己,他总是催促她找到真正的兴趣、人生意义和价值,开拓精神世界,从而跟他有更多共同话题。

阮晓寰曾经在闲聊中对她提过刘晓波的案子,开玩笑地问过她,万一哪天他被国安抓走,她会不会像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一样为他到处找律师。当时,她眼中的丈夫还只是一个“道德水准很高的宅男”,她绝不相信他会利用手中的技术犯法,以为他“网络安全做久了,哪根筋不对了”,没有把他的话当真。

贝震颖强调,自己为丈夫声援,首先是出于道义,认同“说话和思考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亲情只是为道德行动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要追求网络自由和自我实现的价值,无可厚非。”原本她有着作为上海人的骄傲感,觉得这座城市代表着中国最现代和发达的一面,理应拥有与经济水平相配的法治环境,“没想到,抛开这些繁华,其实都是一样的,就像一个橘子发霉,霉点是由里而外散发开来的,只是一个地方多一点,一个地方少一点。”贝震颖去年时对我说,“牵涉进案子里之后,不得不去看真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没法再闭住眼睛。”

“没有任何人有义务为别人去牺牲。”她不喜欢网友们把阮晓寰“架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却不想想自己有没有为之做了什么,有没有想过社会的出路,或是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意见。”

她还无法去想象,最多四年后,他出狱时会是怎样的情境,也许在敏感时点“被旅游”是免不了的,也许和其它人权卫士一样,沉默一阵子后终被允许出国“流亡”……许多良心犯的故事,让她看到了一个被动塑造的“命运共同体”,从社会赋予的“不正常”的孤独感中解脱,深信自己才是极少数“正常人”,“再怎么样一遍一遍被清洗,人群中总有一定比例的少数人,在推动着历史,还是会有一点希望。”

医疗系统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是不是推动历史的那些人呢?

武汉市第四医院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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