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如何战胜民粹：对美国未来的乐观预测
编译：芥芥子、虾
较对：芥芥子、虾
民粹主义的全球兴起引起了人们对民主生存的担忧，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毕竟，民粹主义领导人，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表现出明显的威权主义倾向。秘鲁的藤森（Alberto Fujimori）、委内瑞拉的查韦斯（Hugo Chávez）、匈牙利的欧尔班（Viktor Orbán）和土耳其的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 ̆gan）等几位民粹主义领导人都扼杀了民主。
随着民粹主义浪潮席卷意大利（贝卢斯科尼）和美国（2016年川普）等发达工业化国家，担忧已经延伸到这些长期存在的自由多元主义政权。由于民粹主义政客可以滥用民主来废除民主，民主制度看起来很脆弱。然而，正如我所指出的，即使是先进的民主国家也容易受到民粹主义领导人的腐蚀策略的影响——这种担忧似乎被夸大了。研究者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最近民粹主义走向威权主义的突出案例感到震惊，因而关于美国民主受到威胁的新兴文献高估了这种威胁——然而，这些悲剧只影响了1920、1930年代欧洲新的、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以及近几十年来拉美和东欧制度上脆弱的政体。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北欧的长期民主国家被证明对法西斯主义免疫，这在最近的民粹主义浪潮中对发达工业化世界的长期民主国家来说是个好兆头。
事实上，即使在当代拉美和东欧较弱的制度环境中，许多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威权主义阴谋也失败了。我的分析在欧洲和拉美的一系列综合案例中研究了民粹主义首脑对政权的影响。这项范围广泛的调查表明，民粹主义瓦解民主制度和推动威权主义的努力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会成功——有两组因素需要同时发生。首先，制度上的软弱为民粹主义扼杀民主提供了机会。其次，巨大的意外资源，或者在克服尖锐、严重危机方面取得的明显成功，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并使他们能够消除威权主义权力集中的剩余障碍。当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不存在时，民粹主义的阴谋就会失败，民主就会继续存在。
民粹主义行动与制度约束的对立
因为民粹主义与现有制度约束的力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所以民粹主义的领袖们无法对制衡严密而牢固的民主造成持久的损害。然而，如果民粹主义行动留有自由裁量权的余地，他们很容易不受惩罚；还有，在他们可以对民主随意拆除或改造之处，也存在着民主衰退的真正风险。因此，制度的软弱是民粹主义政客推动的威权主义倒退的一个关键原因；相反，制度的力量和粘性保护了自由多元主义。
议会制的弱点
由于议会制在正式制度结构中的制衡相对较弱，而且“制度否决权参与者”的数量较少，因此，作为一种制度框架，议会制比总统制更容易受到法律规则变化的影响。如果总理们能够指望在立法机构中得到坚定的多数支持，他们就可以相对容易地改革宪法下的规则，包括选举法。通过加剧不相称性，这些变化反过来有助于打造一个压倒性的议会多数，然后允许“接管”法院、批准宪法修正案或召集制宪会议。
但另一方面，政党制度对于议会制的弱点起到限制的作用。党派分裂带来的政治障碍使欧洲几个议会制度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步履蹒跚。
在欧洲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的社会中，随着旧的的政党失去对新竞争者的支持，政党数量激增；
然而，那些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并没有崩溃，并继续限制包括民粹主义者在内的新来者的空间。
因此，一个政党的民粹主义运动，很少能赢得绝对多数，更不用说能够轻易通过宪法修正案的绝对多数了。
总统制的弱点
在总统制中，一些民粹主义领导人只是简单地以准合法（合法与非法间的灰色地带）的方式强加制度变革，从而就扼杀了民主。
这些强行推动制度转型的努力在拉丁美洲尤为普遍，那里的制度化往往只达到中等水平。
总统制严格的制衡阻碍了欧洲议会制所允许的宪法秩序的完全合法转变。新的民粹主义总统通常会在国会中面临强大的、通常是多数派的反对，并遇到由旧“政治阶层”任命的法官组成的法院。因此，它们在宪法改革方面的努力必然会遭到这些否决权的抵制。
民粹主义领导人没有被建制所吓倒，他们谴责建制是实现“人民意志”的非法障碍，他们试图通过利用非制度力量来强加他们的意志。
民粹主义对宪法的重新设计往往变成一个持续的过程，因为渴望权力的领导人不断寻求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他们的霸权。例如，藤森、查韦斯和莫拉莱斯重新设计的宪章允许连续连任。但在第二任期内，所有这些总统都通过各种伎俩推动延长任期。
然而，民粹主义总统违反正式规则会带来政治代价和严重风险。即使在相对薄弱的体制环境中，对现有法律的不尊重和非法强加变革也面临阻力，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内现代化以及自由主义原则和民主规范的全球传播，这种阻力有所增加。这种政治合法化使得过去在拉丁美洲很常见的强行改制变得更加困难。
失败案例
饱受摧残、脆弱的民主国家特别容易受到准合法变革的影响，对民粹主义的权力攫取几乎没有抵抗力。其他拉美国家更强大的制度力量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民主在民粹主义领导人的不民主阴谋中幸存下来。
外生因素的关键作用:严重的危机或巨大的意外之财
虽然制度弱点造成了脆弱性，但仅凭这些弱点并不能使民主走向死亡，正如民粹主义夺权的成功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是复原力有限的机构也阻碍了制衡的瓦解和不民主霸权的强加。
危机主要是一种外生因素。尖锐、严重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赋予”的条件，让一些民粹主义的领导人赢得了大量支持。
只有当民粹主义领袖受益于外生机会时——这些机会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群众支持率，并允许他们合法地拆解或准合法地推翻和扭曲既定的自由多元主义框架，他们才能克服制度限制，走向威权。
在制度实力中等的拉丁美洲总统制中，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被民粹主义攫取。
秘鲁：藤森上任后，面临着灾难性的恶性通货膨胀（1989年为3,400%）和危险的游击战：难怪这位民粹主义领导人赢得了 80-85% 的支持率，声称只有不受限制的总统主导地位才能有效应对这两个严峻挑战。因此，一场严重的双重危机使藤森获得了实施宪法改革所需的压倒性支持率。
巴西：与藤森一样，巴西的科洛尔在恶性通货膨胀激增期间赢得了总统职位，但与秘鲁同行相反，他没有设法解决这场经济危机。因此，这位巴西民粹主义者遭受了惊人的政治失败，最终导致了可耻的弹劾。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设法解决了一个严重挑战的总统，也没有赢得扼杀民主所需的巨大影响力。
阿根廷：与藤森一样，与科洛尔不同，阿根廷的梅内姆战胜了恶性通货膨胀，但未能使自己的权力永久化并扼杀民主
哥伦比亚：和藤森一样，哥伦比亚的乌里韦也成功地打击了大规模的游击队叛乱，但他的连任竞选也像梅内姆一样受阻。
因此，成功克服一场严重危机似乎不足以产生支持压倒性效果，使民粹主义领导人能够推开中等实力的制度限制。藤森只是通过成功应对两次严重的危机，即经济危机（表现为每月通货膨胀率超过50%或GDP下降幅度超过每年-5%）和安全危机（超过5,000名叛乱分子的武装挑战）才如愿以偿。只有不同寻常的尖锐、严重但可以解决的问题的积累，才使民粹主义者能够摧毁拉丁美洲中等制度力量的总统制中的民主。
与制度实力中等的总统制相比，民主在制度极度衰弱和高度不稳定的条件下屈服于民粹主义的阴谋并不需要秘鲁式的双重冲击。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意外之财使民主制度瓦解。
2000 年代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暴涨为查韦斯、莫拉莱斯和科雷亚带来了巨大的额外收入。这些民粹主义总统实际上可以通过为更广泛的人口提供慷慨的社会计划、为商人提供丰厚的合同以及石油天然气这些“意外之财”创造的普遍财富来“购买”支持。多数派的支持使这些“玻利瓦尔”领导人能够超越制度约束，建立不可挑战的霸权，并扼杀自由民主。
委内瑞拉：通过拖延数月，委内瑞拉精明的民粹主义者设法利用了油价的急剧上涨：查韦斯迅速推出了重大的社会福利计划，从而在2004年最终举行投票时取得了胜利。
厄瓜多尔：卢西奥·古铁雷斯（Lucio Gutiérrez）追随查韦斯的“玻利瓦尔”民粹主义，在2002年赢得厄瓜多尔总统大选，但他在巨额“意外之财”被发现之前执政，期间经济调整的阵痛破坏了他的政治机会，意外之财未能及时发挥效果。由于缺乏支持，他于2005年被赶下台，民主得以幸存。
欧洲议会制相对容易的可变性，使民粹主义领导人在从先前的经济危机中获得支持率时可以瓦解民主。有趣的是，在这些对合法变革相当开放的政体中，经济危机就足够了，而不需要秘鲁式的双重危机。
匈牙利：匈牙利的欧尔班在政治上受益于2008年的全球崩溃。
土耳其：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得到了“土耳其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帮助，它使2001年土耳其的GDP下降了-6%。
相反，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斯洛伐克的梅西亚尔和捷克的巴比什没有遇到这种外生危机，他们没有为他们的政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也没有对民主造成严重、持久的损害。
总而言之，虽然制度上的弱点是让民粹主义对民主的攻击继续下去的必要条件，但这本身是不够的。相反，只有当不同类型的制度弱点与特定的结合机会相交时，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才会“消亡”。
民粹主义攻击民主的综合考察
民粹主义对民主的攻击不是以一种共同的、普遍的模式推进的，而是沿着三种不同的途径进行的。对拉丁美洲和欧洲民粹主义经验的系统评分总结了这些归纳结果，并显示了表1中的三条路径。
注：
1. 高不稳定性 （HIN）：如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2. 对准法律变革 （PCH） 的敏感性，如拉丁美洲的许多总统制度
3.欧洲议会制中相对容易的可变性（ECH）
4.巨额（石油资源）的意外之财（HWI）
5.经济危机（ECR）和安全危机（SCR）
这项分析的主要发现涉及民粹主义对自由多元主义的攻击的非常复杂的记录。关于民粹主义对自由民主构成威胁的可怕警告似乎高估了风险。民粹主义领导人设法扼杀民主的典型案例给观察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努力失败的许多例子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
民主不会轻易消亡！威权主义的内卷并不像最近的担忧所暗示的那样频繁。即使在遭受某种制度缺陷的政体中，自由多元主义也经常逃避民粹主义领导人的颠覆性努力。
只有在相对较少的情况下，特定的共同机遇使民粹主义领导人能够利用明显的制度弱点，这些领导人才能扼杀民主，巩固自己的威权优势。
全球民粹浪潮中的美国民主前景：对特朗普的分析
我的比较调查表明，正如表1的底行所示，对美国威权主义转向的担忧可能被夸大了。特朗普似乎不太可能破坏民主。美国巨大的制度稳定性（HIN 5 0）有助于阻止民粹主义的偷袭；制衡制度和对宪法修正案的严格要求阻碍了民主通过正式/法律渠道的瓦解（ECH 5 0）；此外，准法律强加变革的努力可能会失败（PCH 5 0）；政治力量的诉讼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使侵权行为面临直接的司法挑战，两党制的持续实力和深刻的两极分化限制了特朗普的民众支持，并保证了激烈的反对。
除此之外，特朗普也没有遇到一场尖锐但可解决的危机所提供的黄金机会，也没有从“意外之财”中收益。
推翻法律的政治成本和风险，即使在拉丁美洲制度较弱的环境中也存在重大危险，在美国将是令人望而却步的。国会、州一级的广泛政治家，甚至总统自己党派中的一些人都会抵制削弱他们的影响力；法院会坚持维护法律；许多民间社会团体将捍卫他们的利益、需求和事业。
由于这些原因，特朗普总统的非自由主义言论和独裁倾向引发的担忧和恐惧不太可能成为现实。美国的民主可能会在这一轮民粹主义中幸存下来。
正是因为对自由多元主义构成了潜在威胁，特朗普总统的民粹主义引发了一种强烈的过敏反应，这种反应已经开始重振美国长期存在但已衰弱的民主——在一个制度强大的环境中，自由民主通过其参与机会和竞争机制，调动和引导积极的公民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能量，形成一种支持民主的热潮。因此，问题不一定会持续存在或恶化；相反，他们可以努力修复和更新。当衰落刺激反作用力时，政治发展可以有周期性的转变。正是通过威胁破坏自由民主，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可能会在无意中——通过其威慑效果——强化这个生锈的体系，并推动改善其许多问题的努力。
因此，特朗普不能遵循民粹主义的剧本，建立他的超制度优势，并扼杀自由多元主义。比较分析表明，特别是在美国，“民主胜过民粹主义”。鉴于美国的制度实力，更有希望的道路是冷静、系统、耐心地使用定期的制衡机制来遏制白宫的可怕分子，并积极、广泛地参与选举，以在2020年击败他。
（编译自：民粹主义对民主的威胁：美国的比较教训
Populism’s Threat to Democracy：Comparative Less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发表于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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