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54）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一方面，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医患矛盾和医医矛盾都是这个体制催生出来的，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某些院领导通过滥权和专制管理实现体制这个意图并成为主谋。并且，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某些院领导等体制性贿赂、监视、要挟和操纵着某些所谓精英，使它们进行自我审查，谨慎地发表意见，以获得好处或至少避开不利局面。体制建立了信息的防火墻，并且不遗余力将在墻内传播的真实信息以及公平正义自由等常识尽可能删除，对传播这些信息的人进行惩罚。

       当权者摧毁了个人尊严和合理权益的可能性，不允许任何整全性学说得到传播，拒绝建立任何良性的公共文化，也为医疗改革这场运动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当权者对医疗改革运动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像四个人打麻将一样每个人都说自己赢了，一边对医务人员作恶，一边又对患者作恶，同时还希望医务人员和患者听指挥，不要影响到社会稳定，也不要反过来将矛头对着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某些院领导等自己。如果这样的医疗改革持续下去，不排除从体制内或体制外冒出来的野心家，接过运动的指挥棒，向医患双方灌输仇恨以掩盖专制滥权的本质和特权阶层的剥削压迫。

        医学界和患者中的很多知识分子在专制管理体制下如何处理与我们在墙内毕生所学、所灌输的思想并非易事。必须具备天赋的好奇心，加上持续阅读未经审查的信息以及自我反思——这些在中国都不会受到鼓励，甚至被扼杀。在这样的关头，知识分子站出来抵制这个狂潮，既是自救，也是救这个国家的医疗改革。如果碍于身家性命，只求自保，大概就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一种结果。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北大的精神火炬一直指引着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医务人员。然而，有脊梁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像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这样软骨头甚至在上级机构、保护伞指导下为虎作伥：抗日战争里，中国创了人类历史上“伪军比占领军多”的记录；在大跃进、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受蒙蔽”，有多少人是精明地昧着良心、为自保而诬陷同事、为加官进爵而落井下石？

        不仅底层医务人员和患者接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好死不如赖活着”之类犬儒的生活教条深入人心，武汉市第四医院里高级知识分子里的无耻之徒丝毫不比普罗大众少。上古就有在“指鹿为马”的当口曲意奉承、吮痈舐痔的臣子；当代有郭沫若这样满腹诗书的墙头草；更可怕的是像经过加州理工学院最良好科学训练的钱学森也连篇累牍地在报纸上为“亩产十几万斤”这样尽人皆知、笑掉大牙的谎言摇旗呐喊，而且还舔着脸发“钱学森之问”——殊不知我们没有科学、人文社科大师的第一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性地培养精明乖巧的撒谎者，而不是真理的捍卫者：这和知识无关，和人格有关。

       这样的犬儒和无耻何以盛行？除了人性中固有的懦弱和卑微，社会几千年来对敢言者的持续绞杀当属首要原因。从文字狱到株连十族，当敢于“一士之谔谔”的人被消灭的时候，负淘汰的结果自然剩下的是“千士之诺诺”。在这种千年严酷的条件下，人们甚至被上级机构、保护伞剥夺了保持沉默的权利，而被强迫加入谄媚奉承的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