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后的十二个小时

编译自1971年《滚石》杂志上的一篇文章：“The Last Twelve Hours of the Whole Earth”

“全球”的死亡是一场“守丧”，就像任何好的“守丧”一样，它持续到清晨，1500人在为死者的遗产讨价还价。这份两万美元的财产是由《全球概览》的创始人斯图尔特·布兰德对前来庆祝《最后的全球概览（The Last Whole Earth Catalog）》出版的前“全球”员工、贡献者和评论家发起的一次令人惊讶的“教育活动”。到6月12日聚会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消化了一项更早的教育活动，即布兰德一年半前决定今年夏天停止出版他的成功“目录”。

然而，事实证明，2万美元太多了，不能在一个晚上处理，到了早上8点，1500名客人减少到了20人。

然而，这20 000美元被证明太多了，不能在一个晚上处理完，到了早上八点，1500名客人减少到20名。最后，这20个人委托其中一人保管这笔钱，这笔钱本身已经减少到14905美元，直到他们能够再次开会决定如何处理这笔钱。他把钱塞进牛仔裤，开车去看日出。

与五年前布兰德与肯·凯西合作的“旧金山旅行节（San Francisco Trips Festival）”不同，这个节日开启了一个充斥着奇怪的药物、坚硬的岩石和眩目的频闪光的新时代，死亡派对属于另一个时代——一个经常追溯到过去的未来时代。

1500名受邀的“目录制作人”挤满了旧金山艺术与科学博物馆（San Francisco Place of Arts and Sciences）宽敞的内部空间，他们大多是一群安静、冷静、甚至阴郁的人，就像一群周六晚上进城参观乡村集市的中西部土农。他们是一群来自西雅图和波特兰、不列颠哥伦比亚和西南沙漠偏远地区的土农。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扛着睡袋或铺盖，举着搭便车的牌子：一边是“旧金山”，另一边是“伯克利”或“洛杉矶”。

一场排球赛早早地在像飞艇机库一样的大厅的一端开始，几乎没有停歇，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很晚的时候。他们不时地用泡沫聚苯乙烯剑进行格斗，激烈但无害。在一个角落里，服务员们分发着新鲜的橙子、西瓜片、苹果酒和自制面包，茶点上还配有几加仑的红酒。

一对展台上陈列着《最后的全球概览》，布景周围环绕着火箭模型、宇宙飞船和其他设备，这些都是艺术与科学博物馆永久财产的一部分；参加派对的人会去探索邻近的探索博物馆（Exploratorium），里面有一系列频闪环境、激光灯、视错觉箱、抽象的电视屏幕等，致力于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和感知的扩展。

偶尔，你会闻到一股强烈的大麻味，但是考虑到人群的规模和性质，这种情况非常罕见。礼仪服装的种类繁多，有牛仔裤和T恤，灯芯绒裤和运动夹克，热裤，迷嬉装和迷你裙——但在老“嬉皮区”那种“花的力量”（Flower-Power）概念中，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服装，尽管邀请函暗示“你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you could come as a tool）”。

也许人们认为他们是工具——恢复与土地平衡的工具，形成新的大众传播手段的工具，革命的工具。唯一的例外是布兰德本人，光着脚，穿着黑僧袍——也许是上帝意志的工具，也许是，他表示放弃了他在帮助维系“全球”方面的创业角色，或者——嗯，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前，一圈座椅靠垫用一个共振音响系统填满了地板，大约在晚上9:30，演出开始了；职业小丑和蹦床艺术家、肚皮舞者、演奏爱尔兰舞剧和西藏寺庙音乐的金蟾蜍（Golden Toad ），甚至是启斯东警察（Keystone Kops）的小品，其中布兰德被身穿制服的警察团团围住，警察正在宣读一份逮捕令，指控他诈骗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并将权力交给神灵。人群中涌动着一股期待的暗流，他们注意到请柬右下角的小字：“国税局注意：这是一个教育场合，其确切性质可能要到晚上10点才能揭晓。”其他人显然没有读过那么多，或者他们并不在意，排球和拳击在舞台中央不断变化的场面下打出了持续的节奏。

“你打算在10点钟关闭所有人的门，做另一件“救生筏地球”的事情吗？”我们在“死亡”休息时问布兰德。

“不，虽然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会做点什么。有一百个谣言。随你选择。”

为什么要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关闭目录？“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使用工具的途径，”布兰德说。“在我们可以做的选择中，我认为这比其他任何选择都更有意义。这是你一直想做的工作，让自己离开商业。”

在目录的三年时间里，目录所服务的社区是否变得更加强大、基础更加稳固？

“他们学得很快。据我所知，这就是目录的目的，”布兰德说。“在社区中，错误会立即出现，并且会带来后果。它们是学校保护人们免受的那种后果。”

“在某些方面，社区变得不那么严肃了，而不是更严肃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变得更好了，”布兰德补充道。“传统上，最失败的都是那些严肃的人，那些有着伟大乌托邦思想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将要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改变整个世界。更强大的社区是一种轻浮。”

“死亡”庆典花了多少钱？

“我想我们必须继续保持成本领先。大约6000美元。一些是给表演者的，很多是为了让博物馆作为一个正常运作的博物馆保持开放，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工作。是的，这是一次“守丧”。我想我们最好停下来好好享受一下。”

大约晚上10 : 30，布兰登天才的一记重击“揭示”了教育活动的“确切性质”，这一下子让一切都就位了——嗯，几乎就位了。布兰德在过去的三年里为这个运动提供了使用工具的途径，现在他向这个运动展示了最重的工具——金钱，确切地说是100美元面值的2万美元——大约是这个数目。布兰德后来解释说，这是他用来发布《全球概览》的费用。

这个由斯科特·比奇（Scott Beach）发布的公告，突然停止了或多或少漫无目的的聚会活动，停止了漫无边际的闲聊。“大约15分钟前，斯图尔特·布兰德给了我一个《全球概览》用过的工具。这是2万美元，他把它给了这里的人们作为工具使用……”

当然，许多人的最初反应是，钱将在人群中分配，平均分配或以其他方式分发出去。接下来是公告的其余部分……“把这个当做种子。《全球概览》停刊了。种子已经种下了。你们的共识将决定如何使用这笔钱。有麦克风，有原因，有很多可能性。”

这一公告同时引起了两起震动。首先，它立即激发了人群，或者其中大部分人群，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团体，每个人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它把郡博览会变成了新英格兰的城镇会议。

另一种反应是担心整件事不会有任何结果。你不可能让1500人就一个原因达成一致，尤其是在有很多面包的地方，甚至有1500人可能认为自己是某种诺亚方舟上的船员，这种方舟的设计是为了保护文明和人类价值的瑰宝，免受无知和自我毁灭的洪水的侵袭。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不少于55名发言者列队走过麦克风，每个人都拿着钱的工作片刻，展示着他们能想到的每一个提议。它应该去探索博物馆，去表演者那里，去释放政治犯，去帮助印第安人，去购买土地，去建立一个免费的贷款公司，去把《全球概览》放在高中的书架上，去开办一个玩具工厂，去帮助阻止高层建筑和露天采矿；其中一些应该交给我们，因为我们的公社需要一台新的水泵，或者因为我们想建立一个广播电台，我们最终会把它交给少数群体。大约一半的发言者认为钱应该花在他们个人参与的项目上；另一半则提出了一些计划，从计划在加州全境喷洒草籽到提议举办一场全球性的“全球”聚会。

布兰德穿着袈裟站在台上，把每一个建议都写在黑板上。有一次，观众席上的一个女孩用“释放政治犯”（Free Political Prisoners）的呼喊打断了一位发言者的话，布兰德恰如其分地把这句话写了下来；当她以同样的方式打断后面的发言者时，他增加了一个感叹号。

很难说他对议程有什么看法。他可能对发言者提出的许多想法感到高兴。显然，他很喜欢这一过程中发起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他是否期待有人突然灵光一闪，提出一个看起来绝对正确的计划，让所有人突然团结起来支持它？难道他只是看着每个人都局促不安，无法应付他抛给他们的弧线球吗？

人群中至少有一部分人认为它已经成为一种工具，布兰德已经给它带来了诱惑的苹果。一位发言者建议将这笔钱冲进为“死亡”准备的六个johns；其他人提议将这些钞票放在壁炉里燃烧，或者埋在全国各地的地下，并在计算机化的复活节彩蛋搜寻中用作象征性诱饵。“扔给人群！把它扔给人群！”有几个人偶尔唱起歌来。

布兰德偶尔会走到麦克风前，回应这种日益高涨的丑陋情绪。“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我们怎么能指望世界上其他人达成协议？”他问。“我们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意味着排除任何其他东西。”

但是鞭炮在舞台上方呼啸而过，排球运动员的数量增加了，坐在舞台前的人开始散去。不管它做了什么，也不管它没有做什么，很明显，在现场引入金钱已经产生了一种不愉快。正如一位观众评论的那样，“他花了6000美元来举办派对，花了20000美元来破坏派对。”

晚上11点30分，由于没有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提议点燃人群，一名男子来到麦克风前建议每个人休息半小时。来自温哥华的一名西部乡村抗议歌手在舞台上表演了一段时间，金蟾蜍回来表演了一场爱尔兰热舞。

当人群在12 : 15再次聚集时，有人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然后一个名叫迈克尔·凯（Michael Kaye）的人宣布，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处理这笔钱——所有的建议都是正确的——而是如何把它送人，他和他的一些朋友正在承担责任把这笔钱送出去。“如果你不需要这笔钱，就把它还给我，”他说，斯科特·比奇（Scott Beach）建议那些拿走这笔钱的人到麦克风前宣布他们拿这笔钱的目的。斯图尔特向人群指出，一大笔钱比一小捆更有力量后，大部分钱又回来了。

人群开始变得越来越少，建议也越来越少。有些人想为自己的项目得到钱，有些人想把钱捐给政治事业，比如印第安人，有些人想通过破坏钱来表示对钱的蔑视，这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没有达成共识。布兰德说:“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这个问题必须一直存在。”

比奇宣布，算上返还的金额，目前手头的现金总额为1.42万美元。

送钱的人拿走了麦克，并建议那些仅仅因为个人原因而收钱的人应该把钱还回去。后来总数上升到15 100美元。

议会程序中一个熟悉的音符在2:15左右响起，一个人拿起话筒，宣布问题是要决定如何去做决定。一位留着小胡子、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接手了这个项目，并通过口头投票达成了共识，即一个可接受的项目的标准应该包括该项目是持续的、自我支持的和自我延续的。

然后事情又发生了变化，有人建议（到那时可能已经减少到350人），如果每个人都能手牵着手，一起深呼吸，也许能让我们更加团结。在一起呼吸了一会儿，又重新集合之后，有一个动作是向易经请教。保罗·克拉斯纳（Paul Krassner）此时已经从斯科特·比奇（Scott Beach）手中接过了权力，他阅读了他在书中打开的第一个符号，第53卦，“发展（渐进）”：“雁逐渐靠近了树。也许它会找到一个平坦的树枝。不怪。”该卦表明，在不适当的情况下，一个人应该理智和让步。“一个信徒应该这样做，”克拉斯纳一边结结巴巴地读着，一边说。

大约凌晨三点钟，一个留着波浪头发和胡子、表情严肃认真的年轻人走上舞台，读了一篇声明，大意是这里正在进行的学习过程比钱的去向更重要。决定在建议的项目中取消。“呻吟你的共识，”克拉斯纳说。

这份名单被抱怨成：一个由旧金山的格莱德基金会（Glide Foundation）管理的信托基金；把钱给印第安人；某种通信项目，无线电或印刷品；生态业务；和学校项目。最后是通讯和印第安人的问题，似乎陷入了僵局。

另一个人带着沮丧的心情说，这些钱根本不应该花。“在我看来，我们在这里使用旧的结构，同时我们试图建立一个新世界。我们用逻辑结构来处理不合理的情况。这些建议没有一个真正让我们兴奋，我们无法从中做出决定。”

“今晚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斯图尔特向我们展示了一堆狗屁钱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把这笔钱铭记在心，作为斯图尔特给我们的教训。”人群现在减少到大约150人，现在已经是凌晨4点了。

“想想如果这笔钱不能花掉，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什么影响。然后让我们明年把它拿出来，让我们的脑袋再一次被弄糊涂。也许我们会花一些钱，但这可能会持续十年。”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几小时来最热烈的回应。

保罗·克拉斯纳认为，也许他们可以说这是神圣的，并真正使用它：很难向印第安人解释这种神圣。此外，他还表示，人们的思想“可能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被这个手势所震撼”。一个女孩来到麦克风前说，美国已经把钱奉为神圣。

在4点30分，有人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一部分钱应该给印第安人，一部分应该原封不动。这对印第安人游击队来说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对通讯人员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那些不赞成花钱的人是顽固的。他们的立场取决于用全部金额发表声明。

接下来的一轮掌声是对这个建议的回应，“让我们再等一年，做个更好的神。”进行了投票，44人举手赞成花钱，44人反对不花钱。有人要求进行新的投票——观众要么站在舞台的一边，要么站在舞台的另一边。有人反对说这就是分离的定义。那些反对分裂的人被要求站在中间。

“我们应该扔掉这些钱，我们都太疯狂了，无法决定如何处理，”一名男子说道。另一个人则因为提议把钱给“一个印第安人，任何一个印第安人”而获得了决定性的掌声。一位印第安女士被发现，她高兴地尖叫着跑上舞台。但她不得不宣布，这笔钱将导致家庭冲突，因为她是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妻子露易丝（Lois），一个纯正的渥太华人。

那个曾经说过金钱不重要的卷发男人现在来到麦克风前，读了一份他已经开始分发的请愿书。他说，“这里的规则是，我们必须决定如何使用这笔钱。但人比规则更重要。人比钱更重要。钱应该是我们的仆人。”他的请愿书上写道:“我们觉得今晚在这里的人们的团结比金钱更重要，是一种更大的资源。”他请同意他的人签名并写下他们的地址，以便他们的会议能取得成果。

有人想把钱还给斯图尔特，反对的理由是，作为小说，他已经“走了”——尽管他还在舞台上。“走，”布兰德激动地说，“这是个好主意。”当他从舞台上走下来，脱下他的僧袍。

现在已经是早上六点多了，外面的天空很亮。人群减少到40人左右，决定不再需要讲台和麦克风。人群聚集成一团。有人提出了一项解决一切问题的新建议：我们应该用15 000美元重新启动《全球概览》。斯图尔特·布兰德和“全球”的一些人已经在清扫地板，收拾枕头，准备让大厅恢复博物馆的使用。

早上七点，波托拉研究所的乔尔·罗森（Joel Rosen）告诉人们聚会结束了。许多人离开了，但仍有大约20人留在大厅外。那个留着卷发的人在请愿书上到处转来转去，他回来时提出了一个建议，主张“开发人的（我们的精力、思想和友谊）资源，用于信息、交流和教育网络。”他决定把钱存入银行一个月，然后召集剩下的20个人决定如何处理这笔钱。这名男子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l·摩尔（Fredrick L. Moore），他总共收到了14905美元（显然，在凌晨时分，还有一些钱被装进了口袋，但这5美元是从哪里来的仍是个谜）。

摩尔似乎是在默认情况下，坚持不懈地得到了这笔钱。在长达九个小时的议会之后，疲惫不堪的斯图尔特·布兰德在一堆纸板箱上签署了把钱交给他的协议。摩尔在附近徘徊了一段时间，感到困惑和敬畏，试图让骑手们陪他回帕洛阿尔托，疑惑他是否应该把钱存入夜间银行存款……然后意识到他没有银行账户。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刻，目录制造商的“社区”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就如何处理布兰德“种子”资金的剩余部分达成协议。但是布兰德的告别之旅生动地展示了它必须学习的下一课，下一个入会仪式，甚至可能是该运动持续自我教育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金钱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恶魔，它只是另一种工具，虽然是最重的，但很多人都忽视了它，希望它能消失。在“死亡”时刻，它几乎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