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右之争到忠奸之战：网络中国二十年

究竟是骗子们制造了傻子，还是傻子们滋养了骗子？没有人能从本体论的角度，给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解答。

有时候，我会陷入深深的困惑：究竟是我变得聪明了，还是网民平均智商下降了。我总感觉，这些年，在手机变得越来越“聪明”的同时，很多人却变得越来越愚蠢了。去年，某某著名医生的一句话，导致某某中药材价格大涨。

这一件事，最让人担忧的，不是医生是否在用职业声望换取商业利益，比他带货更可怕的是，他一把能带出那么多蠢货。

半夜醒来，躺在床上想一想，我时常会冒出一身冷汗：已经信息化时代了，竟然还有如此众多盲从、轻信、无脑的网民，一夜之间横扫全国药店，把那一中药抢购一空。

请大家特别留意“网民”这两个字。不会上网的人群，在过去二十年，智商几乎没有怎么变化。变傻都是会上网的人。涌到药店去抢购那个中药的，绝大多数不都是通过网络认识这位著名医生的吗？山旮旯那些不会上网的农民，有几个知道他是谁？不认识，自然谈不上被他带节奏。

2001年前后，网络开始逐渐在中国普及，网民群体开始在中国出现。

那时候，中国知识界普遍洋溢着一股乐观情绪。很多人相信，互联网将打破信息壁垒，促进资讯流通，这必将有利于启迪民智，培育理性，为中国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平稳转型铺路。

那些年，上网主要依靠电脑，而且家里买得起电脑的人不多。网民主体是平均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的一二线城市中产阶级。作为网民主体的中产阶级的文化和精神属性，决定了那个时候网络的公共议题普遍比较严肃和理性。

这些年，我经常怀念那个智能手机普及之前，电脑上网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竞相驰说，严肃知识分子占据舞台中央的时代。

在自由主义阵营，朱学勤、徐友渔、资中筠......指点江山，风头强劲。在观点和立场上，对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新左派，同样不甘寂寞。其领军人物甘阳、崔之元、汪晖等等，经常在报刊网站侃侃而谈，高扬平等逻辑，倡导威权政治。

无论分歧多么的大，论战双方至少都心怀深厚的忧国忧民的本土情怀，思考和争论无不指向中国真实存在的问题，尽管对于什么是问题，左右两派的观点针锋相对，泾渭分明。

唇枪舌战了十几年，不知道什么时候，仿佛是逐渐冷却，又仿佛是一夜消失，自由主义右派和新左派之争完全沉寂了。如今，两个阵营的严肃知识分子几乎全都淡出了公共论坛。

学养稀薄的草根网络写手们，擅长于信口开河给人打鸡血的文化商人们，陆陆续续地粉墨登场。“左右之争”语境下的改革路径和发展模式分歧被搁置了，对于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问题，在政策和学理层面上，理性的探讨似乎听不到了。围绕着“中国有多好”的赞美抒情、“美国有多坏”的仇恨叙事，抢走了麦克风。

以“爱国与不爱国”为立场的忠奸之战，成了时代的主题，主导中国网络的民间公共话语。左右派严肃知识分子秉持的“国际视野，本土情怀”，被“爱国”大V们主导的“西方衰弱，中国崛起”取而代之。

表面看起来，网络公共议题的国际视野仍旧高悬，本土情怀却早已被抽干，因为“爱国”大V们毫无忧患意识，只会使劲地唱赞歌。公共争论的核心，不再是“中国的路应该怎么走？”，而是“中国有多么的好，美国有多么的不好”、“谁是爱国者，谁是汉奸走狗”。

于是，网络争论的理性成分越来越稀薄，中国的网络“政治”越来越感性。

很多人把这一变化归咎于尺度收紧，审查太严。冷静分析一下，其实，它是智能手机的普及，降低了上网成本，在短期内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在这个平均受教育程度严重偏低的国家。

当智能手机让不读书、不思考的末人群体，突然有了表达机会的时候，平均受教育程度低、长期处于无声状态的他们，便异常兴奋地迅速涌入网络世界。他们数量庞大，大到足以颠覆纸媒时代延续下来的舆论生态，主导网络媒体的议题设定。

这与不同阶层的人群分别有不同的关注焦点有关。越是高智商的精英阶层，聊的话题往往离自己的生活越近。他们普遍关心各类公共政策走向及其后果。越是活得卑微，越是智商不高的末人，越喜欢聊貌似宏大，实则谁都能扯的国际政治，比如，大棋论和阴谋论，因为国内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和理解能力。

聊国际政治，问题宏大，才足以掩盖内心的自卑；门槛极低，不需要多高的学识，才足以掩饰智力的贫乏；而且，那都是远在天边的事情，说错了，也没有人知道。

十几二十年前，参与和理解左右之争，思考中国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这需要一定的知识背景。关注和参与这场论战的，都是智识水平达到一定层次的社会精英。

如今，围绕“中国好不好，美国差不差”的忠奸之战，更多诉诸于人的情感，而非人的理性。认定一个人是忠诚于祖国，还是媚外的汉奸，这根本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不需要复杂的专业知识，更不需要多高的教育程度，很多时候，可以评感觉说话，在菜市场随便拉一个大妈都是说上几句。这就不难理解，不爱读书、不尚思考、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人群，为何对这个话题情有独钟。这是他们唯一能聊得来的感性“政治”。

当末人借助智能手机提供的便利，携带反智主义元素，云集网络广场的时候，严肃的时代主题必然被边缘化，网络话语的理性成分必然被冲淡。

更可怕的是，他们学会了用网络说话，却没有学会用网络对话。对于不同观点的人群，他们有着对待异教徒般的仇恨，人肉、谩骂、诅咒等网络暴力手段，几乎无所不用其极。

于是，中国网络的公共讨论越来越走向劣质化、低智化。

当“政治”越来越感性，理性越来越稀薄的时候，思维惰性和仇外情绪便成了利润丰厚的商业资源，擅长于仇恨叙事、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爱国”大V们，迎来了商机。

人群的智商呈金字塔型分布。为位居金字塔底层、钟情于国际政治“大棋论”和“阴谋论”的庞大人群写作，市场极其广阔，却无需高深的知识和理论，甚至连书都可以不必读，依靠百度搜索引擎，就能轻轻松松搞定。

只要迎合这个庞大群体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满足他们的“受迫害幻象”直觉，就可以赢得大量的粉丝，因为末人们真正在乎的是战斗的姿态，而不是文章的水平。

尽管“爱国”大V们的文章充满常识和逻辑硬伤，末人们仍然纷纷给他打赏。通过赞赏，他们感觉自己也参与了对美国、对西方斗争的伟大事业，既释放了仇恨，又化解了自卑。由于受众群体过于庞大，“爱国”大V们摇身一变，成为自媒体时代的主角，严肃的知识精英逐渐“躲进小楼成一统”。

写到这里，我终究还是绕回了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从本体论上说，究竟是骗子们制造了傻子，还是傻子们滋养了骗子？

诚然，不读书、不思考的人群，为“爱国”大V提供了巨大的写作市场。智商税收得大快朵颐的“爱国”大V，写出来的一篇篇文章，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庞大群体不读书、不思考的倾向。然而，到底是“爱国”大V制造了庞大的末人群体，还是说是庞大的末人群体需要几个意见领袖？我还真说不清。

要改变当前的局面，唯有让末人们学会自我怀疑。然而，这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普遍太自信了。

自信的原因是，自媒体“爱国”大V的出现，对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或“混得不好”的末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出兴奋剂。他们的文章和视频让末人们突然受宠若惊地发现，原来没读过什么书的自己，对世界的认知竟然与名流学者们高度一致。

一向自卑的末人们，突然有了反智的资本，可以大肆嘲笑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同学、老师、朋友、亲戚们“读书读傻了”、“读了大学也不过如此”。于是，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逐渐泛滥....

由于自信爆棚，根本别指望末人们主动去清理自己知识体系的源头。他们不求拓展心智，只求躺在思维舒适区，享受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按摩，让别人的文字帮助自己巩固对世界的既有偏见。

这种末人群体对自己越自信，清醒者就越无力。然而，对于中国的前景，我却是乐观的。

只要经济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不断普及，末人主导的舆论生态一定会扭转。尽管我认同，高等教育未必能根除愚蠢，但是我坚信，它一定有利于清除暴力。我见过中学生打老师，却几乎从未见过大学生打老师，因为高等教育有利于强化人的羞耻心，让人在心理上形成自我暗示：我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我要注意形象。

因此，高等教育越普及的社会，越有利于建立规则体系，构建基础文明。

2012年，在反日游行的现场，我看到的那些暴徒摸样的人，从气质和形象判断，几乎都来自社会底层。这一年多来，诅咒和谩骂我的人，也大都是那些读书很少的网民。当越来越多的网民逐渐学会对话，不会动不动暴力威胁持不同观点的人群时，愿意站出来传播文明种子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尽管有些读者认为，我把中国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经济发展，是过于天真的表现，我仍然十分坚信，经济发展虽然未必一定能消化所有矛盾，却是中国必须过的重要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