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疫情数据，我有一些话想说

2020 年 2 月 5 日

截至2月4日，全国新型肺炎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2万，疑似病例达到23214例，治愈病例达到661例，死亡病例达到426例。

就在前两天的文章《疫情之后的2020长什么样》一文中，我提到了新型肺炎可能引起的潜在死亡人数是3000万。当然了，今天我相信这个数字永远不会出现，甚至连这个数字的零头也不会。因为中国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灾难面前，全世界都在看一个名字，叫中国。

因为疫情，我们看到各个国家都在封锁国境，暂时禁止中国人或者在中国逗留过的外国人入境。从美国、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到越南、菲律宾甚至是朝鲜，都已经暂停了出入境事宜。甚至是在本次疫情中表现出积极态度的日本也不得不迫于国内舆论压力，暂停湖北省籍国人的入境。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非常理解这些国家的举措。因为在整个疫情面前，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展现在这些国家政府的面前：

一是中国以举国之力来封杀疫情，这样的举措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前所未有的。基于如此强力的措施，各国政府也会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性，表现出恐慌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相信各国政府高层都进行了密切的会谈，也得到了一定量的数据。

但是基于过去一年中美毛衣战，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舆论战争，外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信任程度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号。那么中国政府的举措就变成了一个信息悖论，披露的数据可能引发了其他国家对数据的不信任，反而引发了更强烈的恐慌。

从外国民众的反应来看，我们就知道这种思考是否成立。在近期，我们频繁的看到中国在外国生活的人，包括留学生或者海外华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骚扰，甚至是殴打与袭击之类的新闻。恐慌在外国形成了进一步的蔓延。基于经济本身的巨大不确定性以及对中国长期以来的误解，新型肺炎令到外国的暴徒或者潜在的暴乱分子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口。

二来，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达不到中国的程度，一旦放开国门，疫情进入该国以后，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有能力像中国这样管控。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体制决定的结果。通过军队进入公众生活来帮助解决问题，全面封城，从国家到村镇，一层层下达指令，严格执行到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小区。这些举措在中国以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的。

今天，面对疫情，我们看到中国从社会层面，整体是非常平静的。面对灾难，人民群众表现出了巨大的乐观情绪去抗争，即使在过程中四川出现了地震。我们依然看到了乐观向上积极的一面。虽然曾经短暂的出现过某些地方的物价暴涨，但是经过互联网的传播，国家迅速下达指令，一定程度放开信息，基本在一两天就解决了全国性的问题。

这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国家形成了巨大进步的典型例证。如果疫情源头出现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大范围的暴乱与军队镇压才是最有可能出现的场景。即使是欧美这样的发达国家，我想也不会例外。今天，我们知道了世卫组织对中国政府的贡献做出了肯定。这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整个国家的情绪有很大相关性。是中国的人民整体表现出的巨大平静，震撼到了外国政府。

诚如我上一篇文章所述，中国政府未来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改变既有的政治治理形象，从而更深入的与国民群众以及海外群众形成良性互动。

今天因为疫情，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了海外政府以及海外人民除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感慨以外，还有因为文化隔阂表现出来的恐惧心理。从欧美国家媒体对中国发生一系列事情的舆论评论来看，外国对中国长期形成的偏见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这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比如5-10年去改变这个即有的印象。中间需要有大量深谙东方文化内涵，又懂西方表达方式的群体，不管是长时间生活在外国对中国有情节的华裔还是在中国长期生活的外国人，去传递正确的信息，让更多海外人民了解今天中国真实的方方面面。

针对国民群众，则是另一回事。从本次疫情的整个过程来看，政府以及人民付出的所有牺牲以及巨大努力都是值得高度赞扬的。但是就在过去几天爆出来的各类型地方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的事件，再一次在公众面前暴露了某种程度上的治理缺陷。比如黑十会，不作为与贪污腐败引发了众怒；比如湖北政府，摸棱两可的态度与缺乏专业的表现；甚至是陷入“官僚与学术，论文与救人”之争，在疫情面前严重缺席的武汉P4病毒研究所。

多难兴邦，中国每经历一次磨难，都会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巨大飞跃。新型肺炎，可能将推动中国政府出现政治治理改革。

还有就是与疫情相关的数据，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质疑。有很多朋友在公众号后台与我争论，认为应该以国家官方数据为准，不信谣不传谣。这首先是非常值得赞赏的民族集体意识，我也很欣慰中国的年轻人在大灾大难，大是大非面前，对国家意识高度统一。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政府面对无与伦比的困难做出的决策已经完全超越了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做的好，不代表不可以做的更好。

今天我们梳理数据，不是为了质疑，而是为了理解与超越。

香港大学医学院1月31日在《柳叶刀》发表一篇数学模型研究称，估计武汉在1月25日感染者已高达75815人。其基于的基本传染率R0是2.68，也就是无干预下每6.4天传染率翻一倍，而基于的武汉人口则是1900万。

在其模型中错误估算了武汉人口数，如果按照常住加流动人口1400万计算，数据可能会有一定的出入，但是按照哈佛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埃里克博士1月26日发表的看法，新型肺炎的R0值在3.8。如果按照这一基本传染率计算，武汉在1月25日感染者依然超过7.5万人。

但是R0是一个变动的数字，理论上，通过有效的控制，会逐步降低。比如SARS爆发的时候，R0值为2.9，最终值降到0.4。那么1月25日武汉感染人群超7.5万这个数字可信吗？

从1月29日开始，各国政府开始从中国撤侨。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一系列欧盟国家等。而从这些国家撤侨中被感染人数来看，平均保持在1.37%的感染率。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数据值得大家思考：就是感冒发烧人数大致为总撤侨人群的5.5%，其中被确诊的为10%左右，也就是总人群的0.55%通过感冒发烧被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而在撤侨中有接近0.88%的人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被确诊为感染新型肺炎。

基于生病的确诊人数与无任何症状的确诊人数比例达到了4：6。也就意味着有大量感染新型肺炎的人实际上并未计入相关数据。

如果以这个数字作为基础反推武汉的感染人群，就会发现在2月初估计已经有超过20万的感染者出现。那么假设按照1月25日从R0为3.8开始计算，中间因为有中国政府强力的干预以及国民统一的配合，令到R0在1月31日降到了2.68。从每隔4.6天到每隔6.4天感染人群裂变一倍，那么基本可以得出1月25日武汉受感染者大致为7.5万人。

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公布出来的数据显示，新型肺炎的致死率大致为2.1%，远小于当年SARS的10%，但也同时意味着，今天在武汉急需救治的濒死重症病人已经超过了4000人。武汉已经建成与即将建成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可以容纳2600重症患者，而同时开建的另有13所方舱医院，预计容纳13000名轻型患者。这可能已经涵盖了未来数日武汉重症患者的潜在顶峰人数。

如果这场灾难像1919年西班牙流感，在短时间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是3000万人的死亡还是3万亿美元的蒸发？大家只看到了国家以血肉之躯换来的基建速度以及前赴后继的一线战士，用潜在的失去生命的可能性为代价换来这场战役的胜利。而从来没有想过：中国是以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为代价来阻止疫情，挽救全世界。

这次疫情战役虽然起源于中国，但它不是一个国家的责任，是属于全人类的战争。今天政府以及中国民众做出的牺牲与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为了保护全世界的民众。如果这些数字属实，如果这些信息可以被正确的表达，海外民众还会对中国以及中国人产生恐惧吗？如果今天政府可以积极主动抢占海内外舆论的制高点，全世界对中国两个字的含义会重新定义。

我们是英雄，值得像英雄一样骄傲。

我可以理解作为政府面临的两难的境地，正确公布信息可能引发更大的恐慌，而隐瞒信息则可能让公众产生更加不信任的情绪。也很容易收到海内外图谋不轨人士的狙击，甚至产生无法管控的谣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并不具备海内外舆论战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基于全球化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还是东西方意识型态的差异。

但谣言止于智者，谁是智者？就是公开、透明、可被追溯的信息数据。

如果今天政府可以更广泛的发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可以更好的去面对疫情这场战役。让每一个人都了解疫情，理解数据，读懂信息，充分调动社会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国民，就像中国的国民相信政府一样。转危为机，这场战役可能会彻底的改变全世界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解与态度。

中国的国民在整个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已经习惯了由国家统一的发布信息，处理数据，分发数据，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私链。我们有极高的效率，组织能力超过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这都得益于我们国家过往五千年历史中不断进化形成的超高速TPS，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节点，百分百的解决了安全与高效。

可是今天产生的极其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一个全世界最高效的私链也无法第一时间解决整个网络中所有的情绪与统一认知。当然了，得益于今天中国世界领先的互联网公司，中国的BAT在整个战斗中为国民稳定了民生民计，也因为快速的网络传播，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才得以让民众看到更多原来看不到的政治治理的缺失。

在这场疫情面前，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更多的承担了政府节点的作用，类似于联盟链。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国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介质。当然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大数据都是基于各种互联网公司积累下来的用户群体产生的。而另一方面，因为国家政府意志的层层下发，从高层一直到国家广袤土地上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小区。形成了一个多级联盟链的强力组织作用，基于线下的型态完成了一个14亿人参与的巨大区块链网络。

但我们仔细想一下，对于民众而言，我们真的需要官方数据或者基于互联网巨头的大数据吗？不，今天我们既在网络中看到平静统一的情绪，又看到了对无法理喻的背叛行为产生的出离愤怒。既有对网络巨头信息层层把控的无奈，也有对虚假信息无法辨别的迷惘。

民众需要的其实是“共识数据”。

如果今天民众可以看到黑十会的相关信息与数据真实的被全体民众节点监督与确权，可能国人对疫情的捐款会呈几何层级的爆发性增长。如果今天有一种机制可以让民众观测到政府的最新动态，对事件做出反应的速度以及对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可能封城之前就不会有出逃的群体。

群众不是为了逃难而逃难，而是因为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巨大不信任而产生了恐惧。为什么会产生不信任？因为他们的内心底层对地方政府失去了共识。民众会对政府曝出的相关数据产生怀疑，即使嘴上不说，即使在网络中因为民族集体意识的影响而去捍卫这些数据，但是内心的底层都会打出一个问号：这个数据到底有多真实？

让数据还原真相，并不会弱化政府形象，也并不会让政府失去管控的能力，反而可以有效的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如果民众可以更好的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参与进整个政治治理的过程中，无论是监督还是确权，无论是溯源还是防伪，都将带来整个国家政治治理格局的跨越式进化。

今天我们聊，什么是共识？共识即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

让中国广泛的民众形成这条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公链，让各类型企业巨头成为其中的节点；让地方政府与相关机构成为基于民众这条公链形成的联盟链，让这些联盟链基于国家政党这条私链形成统一有效的安全治理结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在国家的基础上，党政合一，大力发展经济，国富民强，不正是长期以来我们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吗。

很多人可能会摇头，过去数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摸石头过河，有很多摸着摸着就不过河了。过去40年的时间里，我们把精力全部集中在了经济的巨大飞跃上，平心而论，国家不单止富强起来，也帮助广大老百姓脱贫致富了。

但今天的新型肺炎，再一次敲响了警钟。这是一次中国全体民众的失速，如果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共识数据，我相信民众对政府的共识会更强烈。相比2003年的SARS，政府实在是进步太多太多了，但是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我们仍然有巨大的进步空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管控型政府走向共识型政府，将是国家高层未来长期面临的战斗。

可以预期的是，全世界从互联网型态向区块链型态发生的技术迭代，将有效的帮助政府转型。

如果比特币可以从无到有，短短十年之间，基于区块链技术，从中本聪一人到今天全球4000万人形成共识，产生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甚至变成一种信仰。而中国在过去5000年历史长河中，从百万人口到今天的14亿，在过去70年间对共产主义逐步形成了共识，从老人到小孩都对国家产生了高度统一的意识型态，中国人从来都不缺信仰，缺的是“共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