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2009年12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宪政前景论坛”参加者的文集。这个论坛是由以蔡定剑教授为首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同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蔡定剑、秦晖、茅于轼、蔡霞、江平、张千帆、贺卫方等著名教授都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笔者主要就蔡定剑、秦晖、茅于轼、蔡霞、江平等5位教授的文章做了读书笔记。

1蔡定剑《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建》

1.1作者简介

蔡定剑（1956年10月9日－2010年11月22日），中国著名宪法学家，主要从事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研究。2002年获评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10年11月22日因肝癌晚期在北京英年早逝，以“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一句话知名。

1.2读书笔记

作者在开篇引用了德国政治家赫尔佐克的话：在文明的轴心时代，东方出现了孔子，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人类文明从此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部分，作者介绍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况。通过建国后的社会改造,“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单一的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和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经济。公民是公有制经济下的单位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政府机构,或一个由政府控制的社会经济组织中。公民几乎没有私有财产,更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自主性,没有职业选择的自由,缺乏独立的人格。公民都被固定在一个单位或地区,不可以自由流动。”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变迁过程。经济、住房等领域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互联网上，独立于政府的声音和力量开始出现，这些声音主要来自知识分子、律师和市场化媒体的新闻从业者。

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在某种程度上面对道德危机和文化危机。古代承担国家意识形态角色的儒家，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新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价值却没有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百年来，虽然我们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却只限于经济管理和技术领域；社会文化层面，大众追逐对西方物质和享乐的崇拜，只顾对财富的追求。

第二部分，作者从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普世价值这3个角度介绍了中国社会在探寻精神自我的道路上所做的努力。重新在儒家文化中寻找信仰诚然是很重要的事，但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已经不太可能重返对孔子的信仰，因为文化已经中断，儒家理论中也有许多与当今所强调的价值相矛盾之处。好在随着改革开放，现代政治价值观逐渐得到了普遍的承认。法学家提出“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一个良治的社会，法律应当成为所有人行为的约束与准则。1992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发表《人权白皮书》，开始正视人权问题。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不仅在历史传统中寻找自我，也从全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中寻求前进的方向。

第三部分，作者指出了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方向：法治和人权将是解决中国社会现有问题的良方。这需要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

2秦晖《中国的宪政前景问题》

2.1作者简介

秦晖（1953年12月－），广西龙胜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农民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近代史，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现任教授。秦晖是中国农民学的开创者之一，也是较早关注和研究南非现代化改革的中国学者，是“低人权优势”、“尺蠖效应”、“共同的底线”、“负福利国家”等概念的提出者。长期关注当代农民问题，是取消农业税的重要倡导者。

2.2读书笔记

（1）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权责对应”

左派的主张：反对自由放任，支持政府掌握一定权力，主张对政府问责，要求政府承担责任、提供服务。

右派的主张：反对福利国家，支持公民享有更多自由和权利，主张对政府限权。

全权国家：权力不受限→自由少；责任不可追→福利少（医疗、住房、教育问题）

（2）“负福利”

名为“福利”，实则是强势者的特权，结果上增加了不平等。

马克思主义赞成国家干预的前提是，该国的政体为民主体制。

（3）主义之争

关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对今天的中国并不重要。对两者的选择，实质上在于人性与生俱来的弱点。这两种主义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仅在于其体现了人类道德的美感，更在于它们迎合了人性的不完美。依赖保护而愿意交出一部分自由的人，成了左派（社会主义）的选民，重视自由而愿意少一些保护的人，成了右派（自由主义）的选民。“主义的终结”不在理论中，而在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之中。

（4）低人权、高竞争力的发展模式

低人权的发展模式要想取得成效，条件之一就是对外开放。全球化的内涵很丰富，通常说的只是市场全球化，而不是人权全球化。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常见发展模式，就是资本从高人权（发达国家）向低人权之地（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商品的转移方向反之。

（5）不相信任何决定论

“研究历史多年的一个心得，就是不再相信任何决定论。既不相信普世性的决定论（任何民族都必然会走向民主），也不相信‘文化决定论’。我仍然相信有‘进步’和‘落后’之分，但那就是个价值判断，就是相对比较好的和不好的。”

3茅于轼《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

3.1作者简介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江苏镇江人，生于江苏南京，中国经济学家。代表作有《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3.2读书笔记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这篇短文中试图回答一个问题：经济成就令人瞩目的中国，为何社会矛盾三十年来不减反增？作者认为，贫富差距和官员贪腐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民怨来自社会正义的缺失，来自社会缺乏讲理的风气。社会正义的缺失，原因之一在于地方政府有时不能主持正义，施行政策时“比武力”，而不是讲道理。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是政府要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其次建立一套规矩，使通过讲理可以解决问题。

4蔡霞《宪政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

4.1作者简介

蔡霞（1952年10月－），女，生于江苏常州，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2012年退休），在党校任职近40年，研究方向是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执政党建设。

4.2读书笔记

文章开篇，作者回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1986年，邓小平多次谈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完成不了的。然而9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停留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层面。“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邓小平语），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也在党。

第一部分，作者介绍了党在追求宪政民主道路上的探索与坎坷。六十年的探索，有良好的开端，有严重的曲折，也有深刻的反思，有改革开放后的新气象。追求宪政最重要的就是宪法的制定和修改。这一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宪法常为当时的政治意志所左右。此外，还存在“政策性修宪”的问题。作为一国之根本大法，修宪必须慎之又慎，这也是对宪法权威的维护。

第二部分，作者详细阐述了“宪政改革的关键为何在党”这一问题。第一点是近代美国民主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对中共民主观的影响。美法革命的共同思想前提是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基本理念，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制定了宪法，形成了三权分立和联邦制政治体制，可以说美国革命贯穿着理性思考；而法国革命则充满激情推动，依靠群众性的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但没能在革命后建立起成熟稳定的民主共和制度。

第二点是党要正确把握政党政治的基本关系，探索健全民主政治的执政机制。中共成为执政党的历史途径和西方国家不一样，这就使党对民主执政的理解存在一些偏颇之处。西方国家有几百年的民主政治历程，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而我国在抗战后，还需要有一个艰巨的国家建设过程，以将人民民主充分体现在实际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但在实践中，我们参照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将其运用于国家建设，出现了形式化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的建设发展。邓小平曾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

第三点是党内民主对健全民主政治执政机制的影响。党内工作主要分为党的系统工作和政府系统工作两部分，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两部分工作可能存在冲突和分歧。历史上，党内的认识分歧往往用政治斗争来解决，导致权力高度集中，最终损害了党内民主，妨碍形成健全的国家民主政治体制机制。

第三部分，作者展望了未来，提出推进宪政改革与执政党转型的建议。首先，作者承认这是一个大难题，主要有三：一是意识形态困境，二是既得利益绑架执政党，三是担心改革“翻船”。其次，作者提出了4点建议：1、执政力量应自觉顺应民意，推荐宪政改革。2、改善民生促进公平，为宪政改革提供宽松的社会环境。3、推进宪政改革需要各方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4、确认民主政治基本价值和民主政治规律要求的普遍性和客观性。

第四部分，作者提出“推进宪政改革是党在新世纪的历史重任”。这是中国始终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也是现代化必须迈过的一道坎。人类社会进步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保护思想自由的权利，给探索者多一些爱护和宽容，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我们有理由相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有能力领导国家实现和平、理性的宪政改革进程，完成其历史使命。

5江平《宪政，压倒一切的利益考虑》

5.1作者简介

江平（1930年12月28日－），生于大连，是中国著名民法学者，有“民法泰斗”之称，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5.2读书笔记

在这篇为论坛所做的短文中，江平教授提出了3个宪政问题。首先，他点明了“宪政”的重要位置。宪政既是政治学和法学的概念，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高目标，是依法治国的灵魂所在。在发展、改革和稳定的一组关系中，稳定往往被视作社会发展的基础，但处理这三者关系的过程中，“稳定”又会成为压制改革的借口，是历来反对改革者常用的一种手法。因此，江平教授反复强调，宪政，才是压倒一切的利益考虑，不能借口稳定而把宪法所确定的原则抛之脑后。

从专业角度，他提出第一个“宪政”问题：用“司法公正”代替“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是司法改革过程中“人治”代替“法治”的突出形象。“司法公正”诚然是司法的最高目标，但离开“司法独立”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第二个“宪政”问题是新闻、出版、结社的自由。江平教授曾着手起草过《新闻法》，也讨论过《出版法》《结社法》，但最后都石沉大海。考虑到这三大自由一旦开放大门，有可能会直接影响稳定的局面，以“稳定”还是以“宪政”作为利益的出发点，的确存在博弈。

第三个“宪政”问题是“劳动教养制度”是否违宪的问题。该书出版于2011年，在2013年12月28日，劳动教养制度已经正式废止，这是令人欣慰的事。

6结语

该书从制度、国情等角度分析了当今中国应当往何处去，如何走向更良治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的我们依然在20世纪的延长线上，如何真正走出帝国的阴影，走向现代国家，仍然需要更多民众的觉醒，需要每个人对自身权利的捍卫，需要对社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