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地等待黑社会时代的到来

无奈地等待黑社会时代的到来

                               2006年10月3日

何必

昨天上午7点多，海淀区香山北新村一处停车场内，两名男子遭4名男子持砍刀追砍，均被砍成重伤，其中一人右手无名指被砍断……事发现场附近的居民说，两拨人中都有在停车场附近趴活的黑车司机……（略。）

这应该是一则典型的市井新闻，诺大个北京市，发生如此打斗事件并不新鲜，或者，这种打斗致伤残的情况绝不是当天北京最激烈和惨重的。

过节期间，绝大多数单位都放假了，新闻媒体缺少了太多的新闻信息来源，不得不逮着些个打架斗殴促销打折稀奇古怪等无厘头的文字来填充版面。

北京打击黑车已经有些年头了。今年，由于出租车价格调整，为了安抚出租车司机和社会不满，对黑车采取了更加强有力但却存在着极大的合法性问题的措施，比如没收车辆、罚款最高额度为50万元、对黑车驾驶员进行拘留等等。这种重拳出击的最初几天，黑车几乎绝迹了，但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黑车能够被斩尽杀绝。

北京接近10万辆黑车，就至少有10万名驾驶员，背后就至少有10万个家庭。这10万个家庭能够决策其成员从事黑车的营生，并且冒着如此巨大的就业风险，也是经过利弊权衡的，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家庭经过测算，认为开黑车的收益要大于这种黑色本身所带来的风险，决意与当局对抗，不理睬政策和法规方面现实的威胁和危险，置法律的威信和强力于不顾，为了养家活口铤而走险。

所以，打击黑车行动到现在还声势浩大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刚开始那轰轰烈烈的风口浪尖劲头已经式微，中国式的虎头蛇尾自不待言，黑车们又纷纷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充斥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为了生计，黑车司机之间发生抢生意的火并，这也够热闹的。而且事发地点为何处？北京著名的香山景区，那是黄金周期间太多的游客会去光顾游玩的区域。在那里，光天化日之下几个人手持砍刀追伤对方两个人，这种情景想想都会令人毛骨悚然。为了活命，就要采取如此惨无人道的手段，如此穷凶极恶血刃对方，实在让我们领略到生存压力是何等巨大。

不难设想的是，为了生存就不惜践踏法律和良知，这种意念及其主使的行为如果再向前发展会是什么样。坊间认为，中国已进入黑社会犯罪高发期。在黑恶势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弱势人群由“弱”转“黑”的现象。在河北省林润良黑恶团伙20余名涉案人员中，近一半为无业人员，其余包括下岗职工、农民等。在吉林省展文波涉黑案件中，被检查机关起诉的19名犯罪嫌疑人中，无业者、农民、单位司机等人员占了2/3。当前中国打掉的涉黑犯罪团伙中，无业人员、两劳释解人员等社会闲散人员占较大比例。失业、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使黑恶势力的产生有了社会基础。

而如何评价这种趋势，更是给与时俱进的中国带来的全新课题。我们接受的教育是那么黑白分明是非清晰，为了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种对现实生活来说过于虚无飘渺空洞无物的说辞更是幻象了价值判断的常识性基础，而改革开放进程里的中国又是如此无奇不有，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时空上观念中规范里的交错重叠冲突矛盾非常壮观而别扭地共存着，官方肯切诚实的声音与民间愤世嫉俗的叫喊，都被各自心悦诚服地信用供奉和斩钉截铁地把持坚守，可两者之间却又如此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出现了两个持有者都认为自己是真理拥有者而将对方针锋相对的观点和立场视若死敌的奇观。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在科学领域，类似地心说与日心说、大陆漂移与内生演变等之间的对立，倒也无妨（姑且不说中世纪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加害、或者米丘林对摩尔根生物学争论被苏联人演变为政治权力争斗的工具），可要是到了社会事务上，就会衍生出全社会的错乱。

朋友给我发来了一段网上广泛流传的很值得回味的文字。

山西杀人犯胡文海的最后一段话

（何必注，略。）

看到这些，我们该如何评价胡文海？从事实上看，他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但从他在死刑判决仪式上的发言，我们是否应该认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至少行将走上不归路的他不会在最后陈述上还像无处不在的贪官污吏那样信口雌黄谎话遍地吧。如果是这样，他应该是英雄还是什么？这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形，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但胡文海并未丧尽天良，很自不量力地充当起了替天行道的角色，无法无天而冷血残酷地杀死了他认为的贪官污吏，在残破的法律面前自己担当起来权利救济的责任，试图弥补制度的真空，以自己的视死如归践行和谐社会的要义。

从法庭上听众席中爆发出来的对杀人犯临终发言的掌声里，我们能够听到些什么呢？一个杀人犯竟然受到如此礼遇，反衬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严重缺失，和人们对这种状况的极大担忧和不满。

更可怕的是，当胡文海的行为被民间传播并演义之后，这种应该被强制性制止的行为模式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同情、支持乃至效仿，进而为了降低风险走向组织化和更加残忍的地步，也就是说，会形成黑社会的泛滥和主宰社会生活进而填补权利救济制度的空缺。

令人唏嘘的是，当杀人犯的犯罪行为得到日益普遍而深入地赞颂和崇敬之时，中国社会的是非善恶之分会更加模糊和混乱，陷入一场彻头彻尾的没有原则和规范的极端自私自利和弱肉强食当中。

这还不够让人胆战心惊的？

官方不失时机而且不厌其烦地利用形形色色的宣传工具向我们灌输着改革开放至今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和举世瞩目的业绩，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马不停蹄一日千里挥洒自如一往无前，市场化成为政府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政策走向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和制度安排目标和方向。可是，被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市场拜物教们闭口不谈的是，现代经济学的祖师爷、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理性经济人始作俑者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在自私自利之外，人还有另一个本性，就是获得社会的认可、尊重。为什么有的民族进步、有的民族落后？所有的民族都需要这种道德情操来获得进步和发展，但很不幸，只有一小部分民族能拥有这种高贵的情操，因此他们的社会就能够比其他社会更快地从野蛮进步到文明。

社会治理完全交付给市场那只斯密称之为看不见的手，在80多年前已经被凯恩斯认定无效，会由于市场失灵而造成效率非但不能提升反而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以及社会公平的严重损毁。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我们必须面对的是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的状况，于是，无论是开篇械斗的惨状，还是胡文海现象的普遍化，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不得不接受的未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