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最軟也最脆弱的一塊——疫情下的台灣勞工處境

Covid-19重創全球經濟，許多家庭因此陷入困境，根據聯準會數據，去年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拿到全國新增財富的35%，而後 50% 的人，只得到約 4% 的進帳，聯準會也公布年齡、教育程度、種族等數據變項。而貧富差距也成了台灣的重要課題，瑞士信貸集團（Credit Suisse）近日公布的《2021年全球財富報告》中，吉尼係數（註：吉尼係數越大，年所得分配越不平均）顯示台灣（70.8）的貧富差距現象高過日本（64.4）及韓國（67.6）。

這並不是一種公平的病毒，因為相較之下，底層勞工的風險耐受度比高收入者低很多，無論是經濟方面還是健康方面。疫情來襲，最先被裁員的就是派遣人員，最無法遠端上班的也是，在疫情下他們要維持穩定生活更加困難，除了經濟，同時也面臨更大的確診風險。

當我們共同面對未知的病毒，同時也面對著近年來最強勢的「大政府」，除了感到安心之外，有什麼東西被掩蓋掉了，更是我們應該去正視的。當我們高呼著「同島一命」時，到底包括誰的命？

＞工人沒人疼，只有自己拚

美麗華工會罷工截至7/1已經是第52天，當全國都將注意力放在疫情上，有一群人為自己的權益站上街頭，為什麼他們要冒著染疫的風險罷工陳抗呢？位於林口區的美麗華高爾夫球場是許多賽事的舉辦場地，2018年曾爆出勞資糾紛導致工會罷工，於今工會再次槓上資方，指出美麗華公司以企業分割的方式，將多名員工分散到美杏、杏美及杏中3家公司，更直接解僱多名工會成員。

雖然美麗華工會在2018年罷工之後取得團體協約，協約其中一條明訂實施工作外包前需先與工會協商，但2020年資方直接背棄協約進用外包。據工會說法，今年4月還濫用《企業併購法》企圖瓦解工會，再度大量違法解僱工人。

宣布三級警戒之後，美麗華工會仍協同桃園市產業工會至勞動部、司法院前開記者會，控訴資方拖延裁決、濫訴工會，而勞動部出面告誡美麗華公司後未積極介入，資方仍我行我素。但從開始罷工至今，台灣的主流媒體未曾報導過，三級警戒之後，關於工會的網路新聞更少了。工會透過社群網站宣傳訴求，邀請各校教授演講討論勞權議題，但關注人數始終不多。媒體有「議題設定」的效果，台灣媒體每天以大篇幅報導疫情進展，導致其他弱勢團體的話語權被壓縮，議題能夠觸及的人數稀少。因為疫情，每次開記者會到場的人數也不多、效果不彰，以疫情為藉口，勞權完全被政府漠視。

我擔心的是，疫情之後勞權能回復原狀嗎？被打壓的權益是否就能順利討回來？資方仗著自身資源大搖大擺，而勞動部、司法院聽不見工人的心聲。那些疫情下被消音的，是否能在疫情緩和後再次被關注？亦或是從此成為邊緣。罷工一直是工會不得已的手段，但在媒體焦點都在病毒上時，誰能看見這些工人的血淚和辛酸。

＞移工被當犯人關，勞動部終於出手管了

苗栗京元電子等電子工廠爆發COVID-19群聚感染後，縣長徐耀昌對移工下達「禁足令」，引起侵犯人權的爭議，在禁足令解除的6/29，勞動部終於發聲了。勞動部表示，指揮中心在6/9宣佈本籍民眾和外籍移工的三級警戒標準一致，已提醒苗栗縣政府要回歸三級警戒執行。但長期關注移工議題的團體質疑，為何勞動部要等到移工已經被「關了快一個月」才干預，會不會「睡太久了」？

勞動部強調，若雇主侵害移工遷徙往來自由，勞動部將依就業服務法第54條、第72條規定廢止招募及聘僱許可。除了宿舍環境惡劣，根本不適合作為防疫用外，還有許多雇主跟仲介聯合起來威脅、哄騙移工簽署「染疫後所有費用將自行承擔」切結書。有些移工因為語言因素無法接觸到正確資訊，就算最後發現這只切結書在法律上沒有效力，之後若發生勞資糾紛，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各大外媒報導移工的「禁足令」，有些媒體借鏡新加坡經驗，這種禁足令不只效用有限，還可能使移工產生心理問題。

這次由地方政府帶頭執行差別待遇，背後並不只是為了防疫，還有我們一直假裝沒看見的歧視。苗栗縣長徐耀昌以移工長群聚為由，禁止產業移工除了上下班之外的外出活動，這不僅是對族群的歧視，也是階級的歧視，因為針對高階職位外籍人士並無此規定。他更在記者會上說出：「命都沒了，哪來的人權？」但在一個不重視人權的國家裡面，人命也不會受到保障，人命是人權的一部分，身而為人，若連基本的自由都沒有，只是存活，經歷的痛苦不會亞於染疫死亡。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苗栗縣政府把「大量移工染疫」現象歸咎在移工個人身上，篤信限制人身自由就能打擊疫病，這種想法忽略了結構的重要性，我們應該看見為何某一種產業（階級）都是同一族群，而為什麼疫病會在之中傳染開，去看清楚社會結構中的不足，並改善體制，保障個人與群體，才是我們共同追求的。我想，最好的政策應「見樹又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