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形针解散两年了，他们怎么样了？

2023 年 6 月 28 日

实际上，在这篇稿子的操作过程中，文中的受访者担心负面舆论影响现在的团队，一度希望删除自己的所有内容、本约好要发稿的平台因为被约谈而不得不放弃这篇稿件、而几家我们熟知的媒体也因为我们都知道但都不能说的风险而无法发表。这实在是一种太中国的处境了，这篇稿子和回形针的境遇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是互文的。所以在征得所有受访者同意之后，我们决定自己把稿子发出来给大家免费看。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可以转发或打赏支持。

作者：史靼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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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篇文章起笔于2022年底。

那时我们刚写完一篇关于国内媒体参与构造新冠歧视的稿子，惊叹于官方话语对科学的挪用和打击。我们产生了一些疑问：对于普通人，生活里的荒谬已经无法忍受，那么科普工作者们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提出之后，我们想到了“回形针”，一家曾在中文网络名声大噪又彻底消失的科普自媒体。

我的一位朋友，也就是文章的主人公罗枚就曾就职于这家媒体。采访中他提起我才想起，当初是我鼓励他入职这家公司。我看到他因为做科普被很多人认识，又看到他们被骂，最后见证了回形针的消失。时间很快，马上就两年了。

我们采访了回形针的几位核心成员，想知道他们怎么看待这一系列境遇，以及解散之后大家都在做什么。

实际上，在这篇稿子的操作过程中，文中的受访者担心负面舆论影响现在的团队，一度希望删除自己的所有内容、本约好要发稿的平台因为被约谈而不得不放弃这篇稿件、而几家我们熟知的媒体也因为我们都知道但都不能说的风险而无法发表。

这实在是一种太中国的处境了，这篇稿子和回形针的境遇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是互文的。

所以在征得所有受访者同意之后，我们决定自己把稿子发出来给大家免费看。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可以通过打赏的方式支持我们。

01

去年3月，罗枚发了一条朋友圈，开头就是：“我崩溃了！”

他说，因为甲方不满意他交出的视频脚本，发来一个培训文档让他学习如何写作。这篇不到两千字的文档里，列出来的参考案例正是罗枚三年前写的。

那是他在2019年做的科普视频，主题是吹风机马达。在视频结尾，罗枚告诉大家：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转发支持我们，你可以在微博、微信、b站、youtube搜索「回形针Paperclip」关注我们……”

回形针曾是中文网络上最具影响力的科普自媒体之一。2021年底，由于不可抗力，团队大部分人解散，各寻出路，主笔之一的罗枚去了丁香医生，后来又回归团队。如今他们是一家服务于企业、只接外包的视频制作公司，再也不做面向大众的内容。

他们在原来的园区租了另外一间办公室。那里光线有些暗，拥挤，像是工厂车间，比原来的办公室小了许多，也少了滑板和懒人沙发，但依然提供零食和饮料。墙角堆放了十几台主机箱和显示器，每个人都规规矩矩地坐着，但并不是都在工作，有人在看电影，有人在打游戏看直播，有人在下午五点吃起了晚饭。

狭小的杂物间门口放着价值两万元的按摩椅，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沙发，对面是上下铺，这都是团队以前的资产。

罗枚陷在沙发里，指了一圈杂物间里的家具说：“以前的办公室有休息室，这张床谁想睡就可以睡。现在没人在这里睡觉了，但按摩椅是有人用的。我偶尔也按一下子，挺舒服的。”

罗枚总是用一副“事不关己”的口吻说话。提及甲方让他“参考”自己过去的作品，他的语气也没什么波动。事实上作为外包公司，他们已经是乙方的乙方，算是丙方。罗枚说：“我觉得乙方不会告诉客户这个视频其实是我做的，那样搞得面子上很奇怪。对我来说这件事并不是大事，但也不是毫无用处，我可以发一条有意思的朋友圈。”

02

在加入这个团队之前，罗枚曾在另一家科普团队工作过。

这家公司的几位创始人均为名校毕业，这也是他们宣传中引以为傲的部分。团队扩大后，他们也更倾向于招聘名校毕业生。

一开始，“双非”毕业的罗枚并没有显得格格不入，工作的大部分时候他都很开心，尽管他不像科普行业的其他人那样有“使命感”，更像是随便试试。但试一试的效果很好，他做了一个关于梅毒的系列科普，非常出名，到现在还会有人提起。

不过到了第三年，罗枚无法像之前那样持续并高效地写出东西了，他认为自己无法集中注意力，想不出好创意。几位创始人怀疑他是否能胜任“科普这种专业工作”，跟他谈了几次，最终的结果是，罗枚必须离开。

在家打了四个月的游戏后，罗枚加入了回形针。

按照团队元老陈柏的说法，这是一个“坏学生团队”，他们很多选题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好玩”，比如怎么建造一座监狱、影视作品怎么砍头、冥币如何制造、垃圾短息如何发送、电话销售机器人怎么给你打电话、摄像头怎么监控人……“这是非常坏学生视角的东西，好学生不会这么干。”

“科普行业的特性决定了大部分从业人员都是好学生，但我自己特别不喜欢的一种风格就是好学生风格。”他一一列举了这些特征：热爱学习、成绩很好、遵守规定、老师喜欢等等。

2017年底，团队成立，此后发布其第一条视频“摄像头如何监控十三亿人”。他们的视频喜欢以如何、怎么、为什么开头，试图用普通人看得懂的叙述把专利文件、论文、国家标准等看起来更专业的东西说清楚。

陈柏不修边幅，注重实际大于想象。他脸上有很多痘，但只有在上镜的时候才会请后期同事帮忙P掉。

回忆起一开始加入这个公司的原因，他依然自信：“为什么当时我们做科普视频？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一直就没有什么科普视频节目，我们随便做一做就能做得很好了。”

陈柏的童年是跟一帮“坏学生”度过的，后来他被这些童年玩伴称为“唯一的希望”。在他看来，如果能够把科普这件事做好，会像是一种“挑衅”。

“你看罗枚这样的人，他看起来像好学生吗？”陈柏反问我们。

罗枚留着很长的头发和胡子，打过唇钉，后来因为吃饭硌牙，一生气又摘了。他喜欢喝酒，因为总喝断片而顺势停掉了在服用的碳酸锂和劳拉西泮（抗焦虑药物）。其实还有别的药，但他实在想不起来叫什么了。

他看上去不太靠谱，但又有奇怪的秩序感。订外卖送的饮料，整整齐齐地垒在电脑旁，像一座城墙。在一张几年前的新闻团体照中，照片里的每个人都笑着，只有罗枚站在边上，表情颓丧，斜睨着镜头，看起来不太配合。

03

在这里，罗枚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这个世界就挺草台班子，这个团队也一样是个草台班子。”这里从来没人质疑过他到底能不能写出东西，也没人在意你从哪所院校毕业。

“大家的身世都很奇怪，不像是想要认真上班的人”，罗枚解释道。团队里有人大学没读完，也有人来实习之后发现不想上学就退学了，有的人甚至没上过几年学，初中毕业之后直接进了厂，通过闲暇时间自学影视后期动画制作，来到了这里。正经走过几年职业道路的他反而显得“平平常常”。

回形针当时后期制作的负责人叫徐宇，北京海淀人，没上高中。初中毕业后他发过传单，在电影院扫过地。20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群搞摄影的朋友，他们说未来影像可能是大趋势，他就去报了个班，学完便算正式入行。

来回形针之前，徐宇给综艺节目做过花字，在只有7个人的广告公司做过后期。2019年8月，广告公司黄了。他每个月要还9000多的房贷，得在断供之前找到下家帮缴五险一金。回形针到底是做什么的，b站怎么用——他在面试的路上才搞明白这这些问题。

“面试完我说咱五险一金乱七八糟的都管是吧？工资能到我说那个数是吧？陈柏说是的，接着他问我对公司还有什么疑问吗，我说公司不都那样吗？就走了。当时特别着急，因为紧接着还有另一个面试。”讲起四年前的面试，徐宇依然兴致勃勃。

坐在他身旁的女朋友冉遥补充：“当时面试他的同事回办公室说今天面了一个人，说我们的片子他两天就能做完。我当时就不相信，那时候一个片子后期得做五天。后来我发现他一个人真能干俩人的活。”

徐宇和冉遥是同事，两人在2020年确定关系，他们用“回形针的最后一年”来代指这一年。但说到谈恋爱，冉遥说，来这里工作之后，很多人都和对象分手了。

“大家一天到晚都在工作，一天恨不得在那待16个小时，没有休息日。没对象的就在公司找了，有对象的见不着面也就掰了。”冉遥回忆道，“但没有人讨厌这种工作状态，当时我们巨他妈开心。”

有时你分不清大家是在玩还是工作。徐宇回忆当时在办公室的情形，“比如我想做一个镜头或者动画，就在办公室喊人，大家觉得这东西有意思，就立马开工；有人干着活，突然站起来模仿《教父》，你甚至不愿喊我一声god father；玩儿也是这样，我想玩光剑，想打网球，想耍红缨枪，喊一嗓子，乌央乌央一大帮人就玩去了。”

团队里没人在乎时间管理，时间表形同虚设。罗枚认为这是他们对内容的创意性要求高、特别依赖灵感导致的，没人能预估工期，以及灵光何时乍现。

回忆这段日子，罗枚形容为快乐和自由：“那时候不像现在，所有人都还在，同事关系非常好，可以边玩边工作。做的内容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一些表达的想法，发出后也可以跟互联网互动。”

04

这个看上去有些草台班子的团队，一步步获得了名声与拥趸，规模也逐渐扩大，巅峰时期有超过100名员工。

2020年初，凭借一部对彼时还未被公众所认知的新冠病毒的科普，回形针出圈了。彼时，互联网公司还有大笔预算给这些内容团队做广告投放，知识科普类短视频受到青睐，内容创作者还有在缝隙中做点事情的可能。

而那段时间，不论是合作还是背书，官方媒体和他们的联结都十分紧密。当年5月，他们与新华社合作推出短片。11月，随着，中国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他们与CCTV联合制作了短片；12月，再次与CCTV合作发布短片。

这一年，团队总收入1985.8万元人民币，盈利371.9万元。

罗枚认为，当时他们做的东西更像能让大家参与其中的报道，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科普。“一些自媒体的逻辑是，讲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它们总是试图教大家点东西。而他们的逻辑是，我一开始也不懂，但我找到了某个政府在某某时间发布的某个文件，我发现原来它揭示了这样一件事情。我认为这样的过程之前的媒体很少这么做。”

在一期介绍动物园如何建造的节目里，罗枚写道：“你可以坐在大巴车内，穿越2300亩的野外园区，通过车窗让自由生活的马来熊、狐猴、金毛羚牛等动物们，看看你究竟长什么样。”观众看出了“让动物看人”的梗，在弹幕里给出直接的反馈，他享受这种心照不宣的互动。

让观众“参与其中”更极致的体现，是公司每年都会公开自己的年度营收。罗枚说，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一开始的科普目的是揭开某个行业背后的黑箱，其实作为公司本身也是一个黑箱，大家也想知道我们的运作会带来什么，我们的运作背后有什么？收入就是其中一部分，把钱花在哪也是其中一部分，这些我们都做了视频公开。”

除此之外，每个视频的作者在视频的最后都需要实名出镜，并为视频配音。陈柏后来回忆起这个设定，会带着反省和不赞同，“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我很认真，我为这个视频内容负责。就像发微博举身份证实名一样。但现在想想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最容易导致我们被挂了。”

除了陈柏，似乎没人认为这家公司是科普团队。徐宇认为他们是个做动画的团队，罗枚认为曾经的他们是商业团队，“不会有人真的出于社会责任心，教你冥币是怎么做的。只有当你能确保自己存活下来之后，才能去考虑社会责任心。”罗枚显然是意有所指。

05

“社会责任心”让他们声名鹊起，最终也为他们招来灭顶之灾。

2020年3月，刚出圈不久，团队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的视频引发了强烈争议。

视频中说：“经济全球化时代，巴西的蝴蝶扇一下翅膀，未必会引发得克萨斯州的龙卷风。但我们的肉蛋奶消费却可以实实在在影响巴西森林的消亡。”

批评者认为他们在指责中国——因为中国人的肉蛋奶消费，导致了巴西热带雨林面积缩减。

“我们完全没这个意思”，团队在回应中说，“视频想说的是：在大豆需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巴西等大豆生产国可以通过更优的耕种方案减缓森林消耗……‘我们’不是中国，而是全人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有人扒出他们之前用错过中国地图。

此前一期讲自来水的视频中，b站版本的中国地图里有台湾，但Youtube和微博版本中没有，人们认为这是原则问题。

根据创始人后来在团队官方微博中的说法，那期视频的原始地图素材是有台湾的，但工程文件地图中的台湾颜色与背景颜色重叠，导致台湾地图在视频中模糊不清；视频的另一处也使用了相同的素材，因为提高了亮度而能辨认出台湾。视频于2019年在b站因为地图问题下架，修改后重新上架，但由于团队内部分工有交叉，修改后的视频没有在微博、YouTube上更新。在那条微博中，创始人坦言自己是“主要责任人”，愿意承担一切相关处罚和后果。

回形针停更了一个月，这个月所有人的工作是检查内容上的错误，反复自我审查。

当年9月，创始人招募了10个观众，“可以当面直接喷我，聊点让我尴尬的东西”。时长两个半钟、全程一刀不剪的视频发布了出来。创始人全程冷静、条理清晰地回应着批评者的质疑，即使一些人的问题只在反复重复那一个：“你的屁股是不是歪了？”、“我两天没吃肉蛋奶了，你能给我磕个头吗？”、“你们的视频太难看了，没有评价，没有观点”、“你影响力大了我就是要骂你”……

指责并未就此消失，2021年1月，同为科普自媒体的“赛雷三分钟”指责回形针在其作品中“夹带私货”，回形针因此再次登上热搜。

“没有人能避免夹带私货，我觉得还挺难的。但哪怕是正确的观点，不喜欢（这个观点）的人也一定会骂你，一定会觉得你是想灌输我什么。”罗枚说。

6月，自媒体“赛雷话金”发布视频，称曾任职回形针的两位前员工为“境外势力”。一个月后，回形针国内各平台账号均被永久封禁。

此时他们还有大量的商单不得不按时完成。直到2021年11月15日，扫尾工作基本做完，公司也养不起那么多人了，回形针“散了”，留下大约五分之一的团队成员，通过接商单维持团队运转。

对于最终的结果，陈柏很平淡，“你得面对这件事情。”他说这话时仍在工作，时不时地在键盘上敲打。他看起来精神不佳，头发很久没洗了。罗枚说陈柏今年刚生了二胎，工作和家庭的压力都很大。但陈柏的神态依旧很平静，“（我的心态）是挺实用主义的。”

相对之下，其他人可能没这么轻松，有人完全转行，也有人不到30岁就因此发作过轻微脑梗。“（同事们）觉得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会有很多这种情绪。”陈柏说。

没有人告知被封禁的原因，罗枚的猜测是，因为舆论闹得太大了，“就算你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情，你引起的讨论也足够让大家不稳定。我们不是因为政治观念或者政治立场的原因被封了，是因为政治环境的原因被封了。”

“政治环境”所带来的问题是，它默认内容创作者必须了解所有不能触碰的红线，但这对大多数未经政治训练的普通人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徐宇说，“说到底我们根本不了解政治，不是说我们刻意要放什么内容，而是真的不知道。但在中国做内容至少要知道什么不能说。”

他们都认为，只要一个账号有足够大的关注度，那么就一定会出现问题。“一旦太多人盯着你看的时候，没有一家（媒体）能活下来。”

后来，抨击过回形针的“赛雷话金”也遭到封禁。回形针曾经的成员们既高兴，又觉得很荒谬，大家对很多事的看法变得虚无而不再认真。“也挺可笑的，因为他们可能真的完全不知道自己触碰了什么样的红线。”罗枚平静地分析道，“大家其实没有解气的感觉，即便对方再受到什么惩罚，我们原来的团队也没了。而且这不是一场博弈，我们只是被同样一种东西给击败了。”

06

罗枚有一只放了11年的橘子，大学室友给的，他一直没吃，无论搬家去哪都带着。

现在，这个橘子像一个倔强的小老太太，皱缩、干硬、表皮深黑。有一次，橘子被保洁阿姨当成垃圾扔了，他又捡了回来，像宝贝一样失而复得。“这个是我的本能行为。我不希望东西丢掉，我不希望当我想到某个东西的时候它不见了。”

他的电脑上一直贴着“回形针”logo的贴纸，问及原因，他说：“因为我也没钱换电脑，回头换了电脑估计就没了。”

团队解散，对罗枚不仅意味着失去了一份喜欢的工作，而是生活被全方位瓦解，“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整个状态，你和周围人的关系，中间少一个其实都会让人觉得很空。”

办公室不再像过去那样热闹，告别一个接着一个。

离职后，他去杭州玩了半个月，期间仍然以兼职的形式做着一部分原来的工作，但收入骤减，每个月只有几千块。他自己交过一次五险一金，2600块。这笔钱花出去之后，罗枚决定开始投简历，“我肯定得有一份稳定工作，不然没法生活。”

之后，罗枚加入丁香医生。他说，这里和“回形针”最大的不同就是“太规矩”。

“规矩”一方面意味着严谨，罗枚承认，丁香医生在内容的严谨程度上比“回形针”高很多，因为他们愿意花钱请各个领域的专家来做知识校对和审核；但另一方面，他完全不能适新公司的“规矩”：要写周报、开各种会，沟通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规矩，要走各种各样的流程。周报是一个大工程，写得越多才越能体现员工做了事情。这让罗枚感到难受。

他更不能适应这里的工作风格：要在最高的效率中得到最高的浏览量，而无需自己创作、探索出新的东西。“他们已经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了，没有必要去探索，探索的事情更适合小团队。某一个小团队出圈，大家发现这个东西行得通，ok我就可以抄了，但我没有必要自己去探索。”

业务频繁的变更和流动也是大公司的常态：罗枚先是做长视频策划，但所在的频道被砍掉了；又去做小红书短视频，业务又被砍掉了；最后他被分配去写公众号。“我不想写公众号，我没必要消耗自己，我就直接走了。”

工作了半年，罗枚又出去玩了一大圈。“我这个人就想出去玩，我工作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钱，当我有钱又不用工作的时候，我肯定是想出去玩。”

他从浙江、福建、广东一路跑到了海南。白天喝酒、夜晚上山，看到酒吧叫“极乐净土”，会聊两句“极乐迪斯科”。

当他想“回形针”的时候，就去油管看看过去做的节目。韩国梨泰院发生踩踏事故后，罗枚在朋友圈发了一张视频截图，视频的主题是如何在踩踏中保护自己。提起这个视频，他连着说了三个“不错”。他希望看到这条朋友圈的人能去搜索这个视频。“那个视频是一个水平不错的实习同事做的。他搜集到了一些关于人群踩踏的前沿研究，当时我就很喜欢。”

打开这一期视频，有不少新评论：

“以为是梨泰院事件后才做的，没想到是去年的影片，谢谢算法。”

“动画做的真好！不知道贵频道主是否可以分享是用什么软体制作的？”

这条评论下有一个回复，“他们频道被封，可能回不了你”。

2022年3月底，海南新冠病例激增。罗枚只好又回到了北京。

他找到一个甲方的项目长期合作，所以他又一次加入了原来的团队，跟陈柏一起做事。“现在我们以一种零散的方式，合作接一些外包广告谋生”罗枚又一次强调。

和从前不同，没有人再以看待作品的眼光去对待手中的“活儿”，也没有一群人凑在一起头脑风暴了。

这个曾经的坏学生团队，不得不像好学生那样，去做出更加稳定的选择。

其实，在最后阶段，罗枚面临着在上家公司同样的困扰：写不出东西了。但面对外包文案，这样的困扰不复存在，因为“写的东西重复性高，压力更多不是在创作了。”

徐宇对罗枚的评价是“金牌写手”，他和冉遥在团队解散后也以接外包为生，做着一些之前不感兴趣的项目。一般项目接下来后，他们想到的第一个合作对象就是罗枚，因为他安静，老实，守信。

“很多人写外包文案，可能会发脾气或者懒得改。如果他们以前做过不错的东西，就会带着一股傲气，认为自己之前做的比这些牛逼多了，甲方怎么还想教我做事？”但罗枚不会这样，他自有一套应对客户的办法。

“客户总是想全都要。罗枚会答应，但不会真的把所有需求全部给客户解决，而是解决那些能解决的。改几次之后，客户会发现这个脚本已经大体成型了，想要的东西确实没地儿加了。如果客户认为哪一部分还不行，罗枚会说，你要的这段我给你加上，但只能把另一段删了。像太极一样。”

徐宇也在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外包”，一开始，他还会尽量把东西做好做全，但后面发现客户不仅不需要，还会挨骂，之后就说什么做什么了。

冉遥和徐宇在离职后就开启了接私活的生活，这些是他们在岗时从未搭理的——“公司当时给我其实也不少了，然后我觉得在这做东西有意思，而且不是我一个人厉害，是我这帮同事都很厉害，大家愿意一块做一件事才厉害。就完全不会心动。”

房贷压力巨大，徐宇一度需要接报酬为800元的视频剪辑来维持生计。现在客户和收入逐渐稳定，但他又不时遇见收不到款的问题，因此，他更喜欢有明确上线时间的业务：“就跟今年618似的，天猫的视频6月11号就要上线，就算你改死我，也就一个礼拜对吧？就怕那种上线时间不确定的，拖了我们一年了，还不跟我们结账，微信发消息也不回。”

“在这个环境做视频，都是乙方，都是狗。”

徐宇考虑过转行，冉遥也想去卖奢侈品。两人曾想过出国，但担心适应不了另一种文化又放弃了。“我觉得我已经定型了，外国的文化比较自我，我不喜欢太自我的人。”

陈柏对团队和未来持有一种实用的乐观态度。“只要有机会能去做可视化的视频节目，我们就挺开心的。”

但他接着说，“我这个人再（出镜）做视频肯定是一堆麻烦事，对吧？”

无法做曾经那种表达，罗枚也没觉得多可惜。这种释然来自一种对自我的新的认识：“现在让我去做以前那种东西，我也拼不过别人，因为强人非常多。如果大家都能自由地表达和创作，我们不一定好到哪去。”

他举例说，以前他的直属领导是一个真学霸，高考状元，“老天赏饭，我永远超越不了他。”罗枚认为自己是个没天赋的人，他认命似地补充，“反正我也写不出特别好的人文的东西，我其实不是很能对一件事情产生旁观者的好奇和兴趣。”

对于现在的工作，他说，之前是打工，现在想试着跟陈柏一起把公司撑起来，心态变了，有更多话语权和参与感。罗枚的想法很实在，就是把事办成，“只要公司能撑下去，我就能一直交社保。”

2022年，罗枚被居家隔离了将近50天。面对工作、生活和社会环境巨大的变化，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确定。

“不确定两年之后世界是什么样的，我能确定的就是当下这个工作还可以继续下去。以前我的想法是之后能开个小酒吧。但这几年，所有事情都要等通知，不能做计划，那就没必要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