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危机的解药——并不是更多的食物

2月的俄乌战争爆发后，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惊悚新闻充斥着头条。的确，那些原本从黑海进口谷物的国家不得不从更远的地方寻求替代供应，整条供应链也被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但是这真的是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吗？得益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丰收，食物的供应足以喂饱全世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谷物运输到该去的地方。

不同于实际情况下的粮食富足，充满恐慌性的报道扭曲了原本的事实，进一步推动了供应链的恶化。供应链的上下游开始转向投机行为和建立贸易壁垒，使得原本已经不畅的粮食运输更加滞塞。本年7月初，粮食价格终于有所回落，这也印证了粮食供应充足的本貌。过去接近半年时间的恐慌是不理性和虚幻的，但他造成的惨痛后果却是真实且巨大。

突发的危机事件总是会带来粮食供应链的暂时紧缩，在下一次面临诸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事件和政治冲突的剧烈事件时，我们是否能吸取教训呢？

也许我们是时候放弃过去形成的粮食生产供应体系，打破发达国家和大公司设下的政治与思想限制。发达国家和大公司主导的粮食交易体系主导了过去的一个世纪——仰仗于他们拥有的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种植，使得落后国家不得不依赖于大量的粮食进口贸易。在面临全球贸易出现动荡时，这些国家会发现他们无法保障自身的粮食安全。

工业化农业产生于美国和其他前欧洲殖民地，并扩散到世界各地。对工业化农业生产的深入研究会使我们更加理性的认识到，究竟应该继续支持目前的粮食供应体系，还是另起炉灶去打造一套富有弹性但又非常复杂的粮食供应体系以防止未来的危机。

现代化农业的起源比我们通常意识到的要早

在19世纪30年代，刚刚踏入美国西部土地的年轻人，在没有做过任何需求调研的情况下，在俄亥俄河谷种满了玉米。很快，西部的年轻农场主们就被他们自己过剩的玉米所淹没。他们采取了将玉米蒸馏成乙醇的办法，以便更容易出口。直到那时，威士忌税才成为一个热门的政治问题。

工业化农业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富有的殖民地地主的需求，大规模的土地投机者一直主导着美国的土地政策。今天，大约95%的美国农场是家庭农场，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是家庭小买卖。在剔除掉农场的债务后，一个处于中位数的农场主依然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这也是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十倍。自1998年以来，美国农场家庭的实得收入中位数每年都比非农业家庭的收入多。当目光聚焦到小型农场时，农场的财务现实甚至更加令人惊讶。在现有的最新统计数据中，从2010年开始，美国最小的农场主的实得收入中位数比非农户高出38%。2020年，占据美国农业80%的小农户的净资产中位数为889,000美元。

美国农民还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并吸引着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支持。农场主们作为既得利益者把持着有关粮食供应体系的讨论，只推动对他们有经济利益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似乎无法摆脱谷物单一种植、饲养场和其他可能破坏土壤自然平衡的农业综合企业的影响。以土地所有者为导向的粮食政策，如补贴和政府创造的生物燃料等虚假市场条件，扭曲了全球粮食体系。在丰收的时候，这些政策促进了生产过剩，使全球市场充斥着廉价的食物，并剥削了世界各地的其他农民。在粮食紧缩时期，这些过度生产政策却矛盾地使人们遭受饥荒：虽然粮食仍然绰绰有余，但它只是流向饲养场、燃料罐和其他粮食处理系统，而不是流向忍受饥饿的人群。

粮食的依附关系一直是巩固权力屡试不爽的手段之一，自古以来那些庞大帝国都会将肥沃的产粮土地赠送给政治支持者以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石。如今，先进国家也在利用粮食来建立不发达国家对自己的依附关系。起初，购买廉价的进口粮食对较贫穷的国家来说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它释放了当地的土地和劳动力来做其他事情。事实上，通常而言国际粮食贸易确实是一件好事，它可以使各地区在作物歉收和其他灾难面前有缓冲的空间。但这并不是英国、美国、俄罗斯和其他大国利用粮食贸易的方式。相反，他们利用它来制造依赖性，并赢得与其他国家谈判的有利条件，例如美国对加勒比海各国的粮食出口确保了其对糖和其他热带商品的稳定获取。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北方的农场主为美国南方的佃农运送玉米和咸猪肉口粮，这种贸易形成了今天以玉米为基础的农业企业。在整个20世纪，这一体系扩大到包括作为价格控制工具的人道主义援助计划，以吸收美国的供应过剩，以及倾向于在较贫穷国家培养粮食依赖的贸易政策。同样，沙皇时期的黑海谷物出口也演变为苏联的谷物外交。乌克兰独立后，该国自然而然地依靠其农业出口来获得收入。

粮食贸易本身并没有错。近3000年来，乌克兰一直是地中海周边干旱地区的粮仓。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作为强国创造依赖性和管理自己内部政治的工具，国际粮食贸易限制了进口国建立自己的粮食体系的能力。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俄罗斯入侵之后，如此多的非洲和中东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粮食不安全风险。

谷物和大规模机械化农业在粮食供应体系的确中占有很大比重，但它们远远不是种植粮食的唯一方式。相比于依赖少数几个地区（如黑海、北美谷物带和巴西的大豆生产州）作为全球的粮仓而言，一个真正高效并且可持续的粮食体系看起来会很不一样。

发展农林业，或利用果园、小树林和森林来种植食物，是大规模粮食生产的一个可行的选择。今天，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树木只是水果和木材的来源，无法提供淀粉、油脂和蛋白质等主食。但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来用橡树、面包果、大蕉、介壳虫、油棕榈和其他高产树木作为主食热量。

阿巴拉契亚的切罗基人、卡托巴人和其他原住民将玉米、南瓜和豆子种植与栗子林业相结合。每棵栗子树每年掉落50到100磅的含淀粉的坚果，在20世纪一种真菌病将它们逼到几乎灭绝之前，有30亿到40亿棵这样的树。栗子林每年产生约3万亿至4万亿卡路里热量，这足以提供今天美国人口所需的碳水化合物约两倍。相比之下，整个美国的玉米产业每年增长约6万亿卡路里。更重要的是，栗子树大多生长在阿巴拉契亚，这是一片工业化农业认为是 "不可耕种 "的丘陵、薄地。仅靠土著人就可以管理这些产量巨大的森林，几乎不需要劳动力，也没有化肥工业。

尽管在20世纪初，栗子树事实上的灭绝对阿巴拉契亚的经济造成了打击，并且无人在意或付出努力去挽救这些树木。如果我们在枯萎病开始时就开始用抗枯萎病的亚洲栗子进行杂交，我们今天就会有大片的栗子森林。很遗憾的是，我们坐视栗子林的消失。与国际事务中的粮食依赖性相呼应，对栗子林的失败保护使阿巴拉契亚一直处于饥饿状态，依赖粮食进口，并被锁定在用煤矿交换来获取食物。

适当管理的渔业是本土粮食生产的另一个强有力的例子。许多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如索马里、也门、黎巴嫩和阿尔及利亚，都有沿海渔业，但却没有在其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的污染、无序的捕捞，和国际船队的成规模的偷猎。这些国家没有什么能力来执行捕鱼配额政策、投资孵化场、清理污染和其他积极的措施来重建渔业。

事情本不必要这样发展。对于干旱的沿海国家来说，水产养殖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粮食安全工具。例如，海藻群可以提供类似于现在的甘蔗和玉米的食物或工业原料。而且，相比于陆地作物那样污染河流，海藻却可以清除营养物质，使水含氧量增加，从而同时满足人类保护环境和加强渔业的需求。事实上，海藻和海草可以从海水中去除相当的二氧化碳，以抵消其所在地区的酸化，使珊瑚和贝类能够茁壮成长。牡蛎、贻贝和其他滤食性贝类曾经也是廉价的主食：丰富、无污染的蛋白质。只要得到适当的投资和管理，它们可以再次为人类提供丰富的食物。

看起来，农林业和渔业是我们应该加大投资的两个食品解决方案。然而现实却是出于地主政治的私心，到目前为止，公共和私人对它们的投资都落后于传统的谷物和畜牧业。

在土地所有者主导的经济中，对渔业进行认真的公共投资往往是不可能的。农业原本便是渔业杀手之一，恢复渔业将迫使土地所有者停止污染。恢复的渔业也将为农民带来极具竞争性的蛋白质供应。同样，恢复栗子和其他食物森林并没有得到资助，因为粮食作物系统更适合拥有稀缺适宜产粮土地的当权者。食品系统的多样化只会把公共投资的资金从他们喜欢的方式中抽走，而变成潜在的竞争。

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不同于传统综合农业的、可以更加适应气候变化的区域粮食系统，这将意味着投资于渔业和森林，并且应当是公共投资扮演更加积极的作用。简而言之，为了建立一个有弹性的粮食体系，我们需要有真正响应公众需求的政治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