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更敦群培小传
一些人名和地名的翻译参考了二十世纪西藏奇僧 (豆瓣) (douban.com)和出走的生命 根敦群陪的精神之旅 (豆瓣) (douban.com)这两本书。
安多人更敦群培（dge 'dun chos 'phel）在1903年的四月或五月出生于安多北部青海湖畔的某个地方，当时他的父亲——宁玛派的活佛与瑜伽士（ngakpa）阿拉加吾（a lags rgyal po）和他的母亲白玛吉（pad ma skyid）结束了卫藏朝圣之旅正返回家乡。他出生时起的名字是仁增朗杰（rig 'dzin rnam rgyal）。那时是在1903年7月18日荣贺鹏上校（Colonel Younghusband）骑马越过喜马拉雅山南麓前，荣贺鹏将迫使西藏接触现代世界，并刺激了西藏的现代化进程。更敦群培在自己四十岁那年的十月去世，仅仅两周以后解放军就进驻拉萨。因此，他的一生可以说是精准跨越了西藏的近代史。
他被认定为吉美·索南朗杰（rig 'dzin 'jigs med bsod nams rnam rgyal, d. c.1901）的转世，这位卫藏多吉扎寺（rdo rje brag dgon）的活佛曾在数年前拜访过更敦群培家，并预言自己将在这户人家转世。所以这个孩子被乡亲们视为多吉扎活佛的又一世。
更敦群培人生在十九世纪著名的瑜伽士、诗人夏嘎巴一世措周仁卓 (zhabs dkar tshogs drug rang grol, 1781-1851)的隐修地雅玛扎西寺（gya' ma bkra shis 'khyil）度过了他人生的头十年，此处位于同仁县（Rebkong）中部的 Ngakmang (sngags mang) 。他的父亲是当地活佛世系的两个继承人之一，也是该世系创始人仁增培登扎西（rig 'dzin dpal ldan bkra shis, 1688-1742）的第三或第四世继承人。如培登扎西一样，更敦群培生逢乱世，游走于宁玛派和格鲁派两大传统之间，他终生保持着一种强烈的不分派思想。
1912年他的父亲去世了，更敦群培被视为Terton Sogyal Lerab Lingpa (gter ston bsod rgyal las rab gling pa, 1856-1926)的转世和第三世Dodrubchen, Jigme Tenpai Nyima (rdo grub chen 3rd 'jigs med bstan pa'i nyi ma, 1865-1926)的转世。然而，从一开始他的父母就不赞成他们的儿子担任这个活佛，于是在他十三岁被送到黄河附近高地上的格鲁派寺庙底察寺 (dhi tsha / lde tsha / ldi tsha dgon)之前，他留在了Rebkong，继续学习文法和诗学、梵文、印度与中国的占星术和艺术。这座寺庙当时因为第四世安多扎玛活佛根敦嘉措(a mdo zhwa dmar 04 dge 'dun bstan 'dzin rgya mtsho, 1852-1912)设置的新课程而被视为名寺，根敦嘉措是一位博学的格西 (藏传佛教的学位)，在回到安多建立该寺以前曾担任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的因明学老师，正是他给更敦群培起了法名。
在底察寺，更敦群培学习了基础的因明学并参与辩经，赢得了一个伴随他一生的绰号：底察堪波(rdi tsha skam po)或者底察瘦子（“Skinny Ditsa”）。五年的基础佛理学习过程中他多次回到雅玛扎西寺探望亲友，还到宁玛派的修行地学习，在此处接受了以非宗教观点闻名的Ngakmang瑜伽士Longchen Nyingthig (klong chen snying thig) 的深入教学，还在卡加德顿(bka' rgya gter ston)足下学习tsalung trulkhor (rtsa rlung 'khrul 'khor)。
1920年，18岁的“底察瘦子”进入格鲁派的拉卜楞寺，开始了六年的深造，并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原创方言家的声誉。他还从当地的美国传教士马里恩·格雷贝娄（Marion Griebenow）或人们所称的喜饶丹培那里学到了英语和钟表机械的基础知识，格雷贝娄出色的藏语知识使他能够与拉卜楞寺的博学僧人讨论基督教和佛教在教义的差别。
在辩论场上出现了一些丑闻后，再加上他新奇的发明——机械鸟和热能驱动纸船船，更敦群培开始感到格鲁派正统主义的压力，想要伸展他的翅膀。25岁时，他加入了一支前往拉萨的商队，徒步旅行了三个月。在拉萨以北的那曲，整支队伍的两三百人被扣留了一个月才最终被允许到达圣城。到了那里，更敦群培进入哲蚌寺的果莽扎仓（bras spung sgo mang），在当时最杰出的格鲁派学者之一格西·喜饶嘉措 (dge bshes shes rab rgya mtsho, 1884-1968)足下学习，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邀请，他也离开拉卜楞寺前往西藏。
他们之间的关系密切而火热，喜饶嘉措遵循当时的格鲁派正统思想，更敦群培则开辟了新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己的学业。母亲给更敦群培的盘缠很快就被用完了，他通过绘画谋生。由于天生的绘画技巧，拉萨的贵族们很快就对他青睐有加，尤其是对他画的栩栩如生的肖像画，以及 "真实得可以把你吃掉 "的老虎。
另一方面，喜饶嘉措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在哲蚌寺的教学活动之外，他还担任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辩经助手、108卷的拉萨新版《大藏经》的主编，以及几个贵族子弟的老师。因此，他在圣城有一处住所，他在那里安装了一台罕见的私人收音机，并经常收听广播以了解毛泽东的最新进展。因此，尽管格西·喜饶嘉措具有正统的宗教观点，但他在高级僧侣中却是罕见的一类人物，因为他对外部世界的事件非常了解，并对西藏的未来深感关切。他有广泛的人脉、朋友和弟子，当更敦群培在拉萨从事绘画工作时，他经常会顺道去了解来自远近的最新信息。
1934年春天，在喜饶嘉措的住处，更敦群培认识了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学者罗睺罗（Rahul Sankrityayan，1893-1963）。他是一个冒险家、多产的作家和印度共产党党员，也是印度农民联盟的创始成员。那是在罗睺罗第二次访问西藏寻找古代梵文手稿时。罗睺罗欣赏更敦群培的学识，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随行队伍，并承诺将带这位年轻的西藏学者回国参观印度的佛教圣地。就这样，几个月后，他们出发去寻找藏在雪域高原千年经室里的珍贵贝叶经手稿。
他们的友谊和合作导致了12年的海外生活。他原本不打算在国外呆这么久，但一到印度，他那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促使他继续学习梵文，提高英语水平，并对佛教考古遗址进行彻底调查。他对印度的多种书写系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熟悉了南传佛教的经典以及印度的流行习俗，了解了印度独立运动和甘地的家纺土布运动（译者注：甘地发起的旨在实现印度经济自足的斯瓦迪西运动的一项措施，号召印度人自己在家纺纱织布来抵制英国制造的棉布）。罗睺罗把他介绍给大吉岭的摩诃菩提协会（Mahabodhi Society）和Shri Rama Krishna Vedanta修行院。更敦群培开始发表文章，质疑传统的西藏历史观、世界地理观和西藏文字的起源。他写了一些尖锐的讽刺诗，针对他的同胞，也有一些自嘲的成分。他向印度僧侣学习梵文，并会见了几位西方藏学家，成为第一个研究在中亚绿洲敦煌发现的吐蕃帝国（7-9世纪）古代历史手稿的藏族学者，就在三十年前。他向噶伦堡的一位中国研究人员咨询，并将《唐书》的部分内容翻译成藏文，作为比较的来源。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Theos Bernard（1908-1947）邀请他去美国，但不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无法前往。他曾打算向西方介绍雪域，并澄清一些关于西藏的神奇和神秘的谬论。
在印度，更敦群培很可能在离开西藏之前就放弃了他的僧侣戒律，他根据几个经典的梵文资料以及他自己的亲身经验，撰写了《西藏欲经》。他还大量吸烟和酗酒，并写了一首长长的流浪悲歌。有几封信显示，他对返回卫藏而不是安多的故乡犹豫不决，在那里他受到拉卜楞寺的首席喇嘛第五世嘉木央活佛（'Jam dbyangs bzhad pa 05 blo bzang 'Jam dbyangs ye shes bstan pa'i rgyal mtshan）的邀请，帮助建立一个现代学校体系。
更敦群培没有返回安多，而是继续留在印度次大陆，从最西北的斯瓦特到最南边的斯里兰卡，探寻印度次大陆的长度和广度，日复一日地节俭生活，有时为自己的贫穷而哀嚎，有时从外国学者那里得到少量的钱财，甚至有一次向友好的传教士乞讨几卢比。
到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更敦群培尔作为一个学者已经有了很好的声誉，在花了一些时间探索斯里兰卡之后，他去俄罗斯画家和探险家罗列赫（Nicholas Roerich，1874-1947）的家庭住了两年，在他们位于库鲁马纳里的前卫的乌鲁斯瓦蒂学院。在那里，他协助尼古拉斯的儿子乔治（1902-1960）翻译管·宣奴贝（'gos lo tsa ba gzhon nu dpal, 1392-1481）的《青史》（deb ther sngon po），这是西藏的主要历史著作之一，他通读并与他讨论整个文本。他们富有成效的合作成果是一本约1275页的书，于1949年在加尔各答出版。
罗列赫夫妇是中亚各国人民的热心支持者，尤其对建立一个蒙藏佛教联盟（the Mongol-Tibetan Buddhist alliance）感到兴奋。罗列赫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他曾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 ）的开创性作品《春之祭》的首次演出设计了服装和布景，该作品于1913年在巴黎上演，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tslav Nijinsky，1890-1950）担任编舞，谢尔盖·达基列夫（Serge Diaghilev，1872-1929）担任演出经纪人。在库鲁（Kulu），这个紧密相连的家庭向蒙古朝圣者和旅行者开放。他们有一个大型图书馆，还有一个肯定是最早的现代生态研究站，对喜马拉雅山的药材进行实验，打算将传统的医药实践与现代西方科学相结合。在库鲁逗留期间，据说更敦群培读了很多书，包括关于苏菲神秘主义、俄罗斯东正教的，可能还有一些西方哲学家（一些学者认为他读了叔本华、康德和马克思，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的唯一的西方思想家是达尔文）。
在国外的日子里，更敦群培一直是噶伦堡居民熟悉的人物，他去那里躲避炎热的夏天，并在巴布塔钦（Babu Tharchin，1890—1976）的镜报印刷厂工作，帮助出版藏语的《镜报》（Mirror，藏语：Me Long），他的一些文章在那里发表。20世纪40年代，噶伦堡——印度和西藏之间的门户——成为来自雪域的流亡政治人物的一个热点地区。更敦群培与激进的藏人打成一片，他们为其所谓的 "真正的西藏 "的未来而努力，他们主张立即进行改革，甚至推翻达赖喇嘛的甘丹颇章政府。这些人包括平措汪杰（phun tshogs dbang rgyal，1922年生）、江乐金·索朗杰波（lcang lo can kung bsod nams rgyal po，1898年生）和邦达昌·饶嘎（rab dga' spom mda' tshang），这只是最著名的例子。更敦群培加入了他们，成为指导者和邦达昌·饶嘎的精神导师，邦达昌·饶嘎是孙中山的崇拜者和命运多舛的西藏革命党的创始人。
在环游次大陆期间，这位安多学者一直在为一部印度古典文明和流行文化的百科全书收集资料，并熟练地绘制地图。人们决定，他应该返回西藏，途经不丹和达旺地区，去探索著名的麦克马洪线沿线的领土，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上，该线曾是西藏、印度和中华民国之间的争议对象。他要画一张地图，显示西藏在该地区的历史边界。但这是一个致命的举动，因为这幅地图被邦达昌·饶嘎打算用于国共两党对西藏的图谋，而这无疑促成了后来对更敦群培的指控，说他是一个 共产主义间谍。
一旦回到拉萨，更敦群培就因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以及他对西藏的新想法而受到各方的追捧。贵族中的进步家庭支持他，并为他提供节俭的需求。有人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并开始向一些知名人士教授语法和艺术，包括两位宁玛派喇嘛喇琼阿波（lha chung a pho，1905-1975）和达瓦桑布（zla ba bzang po，1916-1958）。同时，他开始整理他在十二年的研究和探索中收集的研究笔记，并撰写一部西藏的政治史，即他未完成的《白史》（deb ther dkar po）。他的名气引起了英国驻拉萨代表黎吉生（译者注：Hugh Richardson，1905-2000，英国外交官、藏学家，被誉为现代藏学的创始人）的兴趣，他开始更加关注这个被他命名为 "群培·拉"（“Chopel-la”）的人。黎吉生对这位安多学者既有职业上的兴趣，也有个人的兴趣，因为他或多或少知道噶伦堡进步藏人的政治活动，而且在拉萨居住的后几年里，他还对西藏古代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知道更敦群培在这个新的、令人振奋的研究领域有着良好的声誉。
20世纪40年代，拉萨的政治气氛非常不稳定，就在更敦群培回来的1946年，两任摄政王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对抗。第五世热振活佛土登江白益西丹贝坚赞（rwa sgreng 5th thub bstan 'jam dpal ye shes bstan pa'i rgyal mtshan，1912-1947）和第三世达扎活佛阿旺松绕图多（stag brag 3rd ngag dbang gsung rab mthu stobs，1874-1952）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更敦群培成为宗教界极端分子和保守派贵族的目标。他被逮捕、鞭打，并被诬陷制造假钞，是共产党的间谍，以及被国共两党收买等等。他被投入监狱，先是在拉萨法院和郎子厦（snang rtse shar）监狱，然后是在布达拉宫脚下的雪（zhol）监狱。他在印度流亡的十二年间所写的研究材料被盗，从未归还。
几年后，在1949年或1950年获释后，他重新成为一名学者。他在大昭寺南边的八廓街有一套房子，每年都有津贴，并被要求恢复编写《白史》的工作，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在那里，他与一位来自昌都的妇女住在一起，并再次开始教学。他也开始比平时喝得更多，尽管据说他仍然很清醒，没有受到酒精的影响。他给他的宁玛派学生达瓦桑布讲授的龙树（译者注：Nāgārjuna，出生于南印度的僧侣，在佛教史上具有崇高地位，许多人认为他是继释迦牟尼之后，大乘佛教中最重要的论师）的中观哲学，成为更敦群培的伟大哲学作品《中观甚深心要善说——龙树意趣庄严论》（klu sgrub dgong rgyan）的基础。他警告他，这篇论文一旦出版，可能会在教界引起反响。事实上，正是这篇论文被正统格鲁派和宁玛派所铭记，成为针对更敦群培和他在西藏哲学传统中的地位而爆发的激烈争论的关键点。当第一幅木刻版画用手工藏纸出版并在拉萨的八廓街附近出售时，立即引起了一场骚动。不久之后，顿觉活佛（bdud 'joms 'jigs bral ye shes rdo rje，1904-1988）提供资金，在噶伦堡重印这本书，采用了传统格式，但使用钢活字，用绿色工业纸。这个版本与作者的声誉相称：既在传统之内又在传统之外。
1951年9月，更敦群培从他位于八廓街的公寓屋顶上透过沉重的眼皮看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在拉萨的街道上行走，他知道他和西藏进步知识分子的希望已经破灭。他对自己说，"一个无价的青金石花瓶被砸到了石头上"。他和他对未来西藏的所有梦想——融入现代世界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性和历史，都被摧毁了。第二个月，更敦群培出现了严重的水肿，可能是肝硬化的结果。他于1951年10月中旬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