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一线职工的两会愿景！是不是也是你盼望的？【今年开两会，我也要提案06】

本报记者 康劲

凌晨3时30分，手机的闹铃准时响起。赵淑桂拿着扫帚出门——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今年53岁的赵淑桂，是兰州市城关区环卫局武都路清扫小组组长，这样的生活她已经过了20多年。

凌晨4时，赵淑桂和其他的5名工友准时在武都路与永昌路十字路口会面。扫帚挥动、装车、清运、再装车、再清运……

8时，赵淑桂等人来到了陇西路口，每天这个时候，看护公厕的老王就为她们烧好了开水。一杯白开水，一个干馍，几位清洁工的早餐就是在公厕旁的马路边吃碗开水泡馍。

一间小小的休息室是兰州8000多环卫工的共同奢望，“我们不要太大，只要能换衣服、能放包、能不再露天啃馒头。”

据了解，2005年建设部就曾发布《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的公告，要求各地应建有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作息场所。但是，财政投入力度不足，环卫工作站的数量和设施远远无法满足环卫工人的需求。

赵淑桂希望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能够更多关注环卫工的工作生活状态，将环卫工作站的建设当成个事，“别让我们蹲在路边吃开水泡馍了”。

本报记者 杜鑫

3月2日中午，朱梁兵在自己经营的小饭馆里为客人们准备着饭菜。他家的饭馆位于安徽省霍山县落儿岭镇鹿吐石铺，“朱大厨”的另一身份是霍山县水电公司烂泥坳四站的副站长，这个跟他家饭馆一河之隔的小水电站每年最多运行4个月。

“这种小水电站全是‘靠天收’，每年4月至8月的汛期才发电。”朱梁兵告诉记者。

提到工资问题，朱梁兵挠了挠头。他在这个水电站工作了27年，工资1300元左右，扣除五险一金，到手只有1100元。“上世纪90年代，电站工资600元左右，那时这份工作还是个‘肥差’。之后涨到700多元，再就是18年没涨过。”

实际上，工资水平过低一直是困扰小水电站发展的大难题。2011年就有媒体统计，全国约有4.5万座小水电站，由于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电价偏低等问题，导致经营效益差，职工工资低。朱梁兵透露，“县里供电公司曾经想要合并我们小水电站，但是前提是让我们精简人员。虽然合并后工资会涨1倍，但是，站里大多数都是工作了几十年的老职工，让他们再谋一份工作太困难了。”

朱梁兵希望代表委员们给出出主意：涨工资能否不裁员？

本报记者 孙喜保

“希望退休工资能够随着经济发展适度增长。”辽宁大学新闻系主任、副教授李东转述了母亲张阿姨的期盼。

39岁的李东，母亲已经68岁，曾经是辽宁大连国企海鸥油漆厂的职工。上世纪90年代，在国企改革中，因为企业效益不好，她在45岁时提前退休，公司随后也宣告倒闭。

幸运的是，虽然待遇有所降低，她多少还有些退休工资，当时每个月还能拿到500多元，这个数字，在当时看来，已经是比较好的了。

由于年龄较大，当年下岗之后，李东的母亲再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在家里照顾家庭和孩子。还在读中学的李东，对于母亲提前退休后的生活还有着深刻的印象，“本来生活就精打细算，之后就更加节俭了。”

李东告诉记者，母亲对于每年的两会都非常关注，尤其关注退休职工退休金上涨的问题。从退休到现在，近23年的时间，张阿姨清晰地记得退休金共涨了8次，由当年的每月500多元涨到现在的1900元。

“母亲希望自己的工资能够接近社会平均工资，并跟得上通胀水平。”李东说。

本报记者 李瑾

23岁的必趣网CEO张果，被人称为“最穷的百万富翁”。必趣网是一家微电影网站。上线一年，注册用户突破万人。

2011年，正在上大二的张果，选择休学创业。

中关村对高新创业企业的孵化力度，全国闻名。100万元天使投资不到半年就花光了。张果去申请5%的房租补贴，被要求有“中关村高新企业的认定”，于是，“花了2600元买回来一块牌子”，又被要求拿出国家高新产业的认定，就这样，注册资本10万元的公司，为了拿到那5%的补贴，花了8000多元，最后还是什么都没申请到。

“国家好像天天说扶持创业，但像我们这种真的在干事的企业，根本也不需要国家直接给钱，给我们减减税，就够了。”张果说。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5年1月1日到2017年12月31日，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由年应纳税额10万元以内扩大到20万元以内，并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张果表示，无论什么政策，让他这样的创业者尽快能够受益，才是好政策发挥了好作用。

本报记者 赵昂

在北京一家民营科技公司从事科研与管理工作的张洪雁博士，家里摆放着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证书。

但是，由于是在民营企业工作，张洪雁没有北京户口。她是2005年7月从烟台来的北京。

到北京后，张洪雁先是办暂住证，后来公司又帮助办了工作居住证。虽然孩子也几经周折，最终在北京上了小学，但未来的高考，依然是过不去的坎。

张洪雁坦言，“我是一个高学历的技术人员，在北京买房安家，对北京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都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但我的孩子，按现有政策，未来只能上个高职，要么就是出国。我难以接受，觉得心寒。”

张洪雁告诉记者，她遭遇的问题，是许多供职于民企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的共同困境，在民企不管做得多好，都很难拿到户口。也正因为此，民营企业对科研和技术人才缺乏吸引力，创新潜能也难以激发。

现在，张洪雁一直关注着积分落户政策，因为特大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一直未落地。“希望代表委员能关注我们这一群体，在完善这个政策时，能够科学地考量我们对城市的贡献。”

本报记者 罗娟

哈尔滨退休职工黄大姐每年都会来北京女儿家中住一段时间，但是异地看病贵、报销难的经历让她养成了每来北京，必会“药物塞满行李箱”。

两年前，黄大姐出现头晕、胸疼等症状，女儿带她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检查。医院收费单据和就诊记录显示，她做了心电图、脑部CT等几项检查，加上输液，一共花费了1000多元。

“医生建议做进一步检查。”黄大姐随后又在西直门附近的一家中医院就医，再次花费了七八百元。

“近2000元钱的花费，全部自己承担。”黄大姐咨询了哈尔滨市医保中心，享受哈尔滨市医疗保险待遇的她，要想报销在京医院检查的医药费，必须是急诊，必须接受住院治疗，并且必须在住院5日内向哈尔滨市医保部门备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3年全国社会保险情况》显示，2013年，全国职工医保享受医疗服务总人次为13.4亿人次，而全国跨统筹地区转移医疗保险关系仅120万人次。

黄大姐期待上两会的代表委员说句话：一张社保卡，全国可看病、能报销的事情尽快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