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你好，李焕英：在两代女性的焦虑中延续父权

文｜恰东风

影片《你好，李焕英》凭借穿越式的剧情设计以及催人泪下的结局反转，成为春节档票房黑马，并且收获了与50亿票房成绩相匹配的观众口碑。一些支持者认为，由于是女导演来拍女性，影片成功地摆脱了来自男性的凝视。作为主要人物的一对母女李焕英和贾晓玲呈现了女性之间相互理解和包容的关系。因而，这是一部在国内院线难得一见的女性主义电影。

但是，这种观察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以穿越设计来实现的父亲缺位，并不能等同于父权制压制的消失。恰恰相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父权制家庭结构，正是藏匿在穿越后重新建立起来的母女关系中，得到了隐秘的复刻和延续。另一方面，父权制在社会转型期的结构变迁，给影片中两个时代的女性带来了不同的婚姻家庭模式和性别环境。由此而可能引发的代际冲突，是如何通过影片的双重穿越机制得以化解的？带着对差异和变动的认识，我们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影片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诉求。

给李焕英同志当一回妈：穿越后的双重换位

尽管影片试图将穿越后的贾晓玲和李焕英塑造为较为平等的表姐妹关系，但女儿在她对母亲的诉说中已经把那个最重要的秘密透露出来：“下辈子换我给你当妈。”这被当作她报答母亲的最好方式。这部电影真正的奥秘也正在于，女儿其实是穿越回去给自己20年前的妈做了一回妈，而母亲李焕英成为了顺从的女儿。

正是借助穿越，贾晓玲对李焕英未来的命运拥有了一种预先的把握，因而她想当然地按照这种预知重新规划李焕英的生活，甚至是强加自己的意志和价值观。“你现在这样做是不行的”、“这样对你来说不会有好结果”，甚至，这里可以再次借助影片中出现的一句台词：“这一次你要是输了，就会输一辈子。”——这自然不可能是一个远房表妹的口吻，而更像一个传统家长对子女的训诫。如果稍加留意也很容易发现：即便李焕英住在工人宿舍，观众却完全得不到一点来自她的家长的讯息，仿佛她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上一辈家庭成员。现在只存在一个可能的合理解释：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贾晓玲的到来。因为日后的女儿需要扮演过去的母亲的角色，做一个妈“应该”做的事。这个女儿证明自己的演员专业不仅可以帮助母亲抢到第一台电视机，也可以借助扮演母亲来帮助她找到婚嫁的正确道路——也是今后人生的正确道路。而至少在择偶和恋爱被干预以前，扮演“女儿”的李焕英对这个妈是言听计从的。

也是借助穿越，年轻的李焕英所作出的自由恋爱选择的内涵被置换。这里不再是单纯的配偶选择：厂长儿子或是锅炉工人；更多的是成为对子女的选择：是要现在的这个女儿还是不要。因而，影片没有展现李焕英在择偶上的真实想法，而是一个母亲被期待着要做的事，也就是说，做一个妈“应该”做的事。无形之中，女性的恋爱抉择与日后作为母亲对女儿的母职奉献合二为一，从而赋予了女性恋爱、婚姻与生育三位一体的天然合法性。

整个剧本的确是以女儿为中心进行设计，母亲真实的愿望并未在影片中得到讲述。我们看不到对20年前李焕英所处的真实家庭关系的呈现，也无从得知，如果李焕英在择偶上抛弃了厂长的儿子，而与一位锅炉工人结为夫妻，她真实的母亲会是什么态度。在那个年代的她，又是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对于那个年代的婚姻家庭模式，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从2001年回到过去的女儿以自己想象中的母亲的方式，完成了爱的表达，并且得到了这个母亲的肯定——当然也是想象的。这种爱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基于血缘关系的自我牺牲。最终，两个作为主要人物的女性都认同并执行了父权社会给予一个母亲的任务。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力位置被锚定了。

正如大部分的穿越电影并不意在探索新鲜事物、挑战当下秩序那样，《你好，李焕英》是相似的。人物穿越，回到过去，最终只是强化了一种被视为恒定的逻辑或关系——无论主人公是否改变以及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和身边人的命运。一定程度上，《你好，李焕英》是《夏洛特烦恼》这类国内男性穿越电影的性别镜像版本。无论穿越的人物是男性还是女性，主要干预对象是隔代人还是同代人，影片在意识形态上的诉求仍然是回到一种稳固的核心家庭结构当中去。当电影中所设置的矛盾得到了解决（或遮蔽），我们容易忽略为什么影片需要表达这种诉求。如果它号召我们回到一种正在解体或消逝的组织形式当中去，那么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由穿越所勾连起的两个不同时代，它们以什么样的逻辑被叙述为一体：一脉相承，二元对立或别的什么方式？这些或许是我们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单位中的女性：性别与家庭如何被塑造

尽管我们通常认为，社会主义单位体制的建立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城市女性地位的提升，尤其是鼓励妇女参加劳动产生了很积极的作用。但影片的主要剧情并没有在1980年代初的工作场所展开，而是围绕着一系列再生产生活：购买电视机这类“稀缺”消费品，集体观看女排比赛的电视转播节目，组织和参与排球比赛、节日演出等文体活动，恋爱和婚介，在公园和电影院度假。但单位体制的影响仍然在这些再生产活动中呈现出来。

在影片穿越的前奏中，我们通过那台医院中的电视机，看到一群工人在结束工作后穿过单位大院的大门。尽管摄影机并没有展现李焕英所在的东方化工厂具体的空间布局，但单位大院相对封闭性和整体性的特点仍然得以保留下来。职工医院、工人电影院、运动场、大礼堂乃至工人宿舍，这些建筑作为单位大院中配备的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影片中一一得到呈现。单位体制对工人生活实行“统包统配”的做法，为工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生活保障体系。我们今天回顾那个年代单位女工的生活，由单位投资和筹办的托儿所、食堂等公共服务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她们的家务负担，从而使得她们在工作上处于与男性工人更为平等的地位。技术进步和意识形态上对性别分工隔阂的挑战，也使得女工可以参与到像化学工业这样的典型重工业当中去。

此外，由于李焕英是在1960年代国家发起的三线建设中从农村来到化工厂工作的，可以合理推测：李焕英婚前大概率是居住在单位集体宿舍中的。这也使得她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亲生父母的干预较少。由于她的收入主要是由单位直接分配给本人，由她自己来把握，而不是像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下的普遍做法那样，以生产队下的家庭为最终单位进行物资分配，因而家长的权威大大下降了。尤其考虑到尽管195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保障恋爱和婚姻自由，但封建家长制在农村地区仍有残余，脱离农村家庭来到国营工厂中工作，就成为李焕英相比同龄的农村女性能够更自主地进行生活选择的有利条件。

但是，单位体制中生产和再生产更为紧密的联系也给女性带来了新的问题。父权制和家长制在社会主义单位体制中并没有完全被消除，而是以新的形式出现。单位被打造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不仅意味着物资（各类日常生活用品甚至住房等等）的供给和分配主要由单位来决定，而且意味着个人的道德生活乃至恋爱和婚姻选择也是单位进行协助和干预的工作范围。因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电视机等消费品需要凭票证来购买，而此类票证是有限的，通常根据工人的表现由领导来决定发放，而且可以看到适龄单身工人的婚介成为妇联的一个主要职责。实际上，年轻工人只追求恋爱但逃避婚姻责任是不可能的。一方面，他们会受到道德伦理上的指责；另一方面，住房分配与个人的婚姻状况紧密绑定：只有一对异性恋男女结婚，单位才能给其中的男性分配一套住房，而女性是从夫居的。在结婚以前，本地工人则只能住在父母家。女性在结婚年龄上的上限标准一般也比男性低。此外，大部分时候，家务劳动仍然是女性的主要职责——在影片结尾反转的闪回中我们只看到李焕英为女儿缝补裤子，父亲却缺席了。这些使得女性的地位仍然是从属性的。

影片通过对单位体制中男性官僚的喜剧性讽刺，实际上抛出了同一个尖锐的问题：单位体制中的父权制完全能够介入到生产活动之外——或者说，这种父权制很容易贯穿生产活动的内外。首先，领导的性别比例是极其失衡的。在影片中，我们其实看不到任何一位女性的领导。这反映了女性在职业前景上与男性是不平等的。当80年代后期调岗和90年代下岗大潮来临之际，首当其冲的是女工。其次，在厂长面前，工人不敢公开取笑他的儿子，尽管这位儿子是在表演喜剧，努力让大家发笑。厂长如同这个大家庭的家长，而他的权威是不能冒犯的。实际上，这种现象在1980年代中期国营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的改革之后显得愈发突出，厂长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集中了厂内的权力，过去单位体制中党委书记的作用被削弱了。由于厂长甚至拥有了对工人直接进行开除的权力，厂长的个人权威大大增强。影片中，这种权威甚至通过血缘关系延续到他的儿子身上。只有个别工人敢在节目排练中批评厂长儿子的不负责任，或者质疑他的播音员职位是通过父亲的关系而不是自己的才能获得的，但最终他们仍然不得不配合他的指挥。在这里，父权制表现为一种等级制和继承制（这也是贾晓玲坚持为母亲选择另外一个父亲的理由）。最后，女子排球比赛作为响应国家号召、宣传不服输的“女排精神”而开展的一项活动，成为厂长为自己物色儿媳妇的一个窗口。拒绝厂长介绍的婚事，无疑会影响一位普通女工与这位领导的关系，从而影响日后的工作轨迹。下级服从上级，是很重要的。如果接受，在那个年代看上去将有大好前程。

从厂长和李焕英的选择，我们也得以一窥那个年代的择偶观念。毕竟，举办女排比赛仍然是一项需要“大搞特搞”的政治任务。选择最符合女排精神的李焕英，也是一种政治正确。而对于年轻的李焕英来说，婚姻并不是自己实现阶层跃升的手段，而是自由恋爱的延续——这与贾晓玲的择偶观已经大相径庭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厂长儿子沈光林的离厂出走，也许是日后掀起巨大波澜的社会转折在那个年代的一个先兆。而沈光林若干年后的成功（在影片中表现为他日后的妻子王琴手上的金手表），暗示了“年轻帅气”与“位高权重”，并非鱼和熊掌的关系，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确实是可以兼得的。

育儿观的冲撞：从“健康快乐”到“给我长脸”

影片的一个割裂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将对父权制的批评从单位体制中的男性官僚扩展到家庭生活中的男性丈夫。这一方面，是因为影片毕竟还是要回到对核心家庭的召唤当中去，并且强调女性在家庭中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责任，因而也要避免对依然健在的亲生父亲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经穿越，这种尖锐的批评似乎就可以被隔断在已经远去的1980年代单位体制当中，仿佛这些弊端只存在于那个年代，从而将我们的当下留给核心家庭的温情和女性的幸福（如李焕英所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一辈子都很幸福”），似乎父权制的压迫已不存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表达响应了90年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看法——单位体制的解绑和自由市场的建立会给女性带来解放，因为女性有了更多的选择。

但是，经济改革带来的伤痛是巨大的。职工大规模下岗所导致的社会分化，被证明不仅是一个阶级分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性别分化的过程。在许多工厂，普通职位上的女工率先被踢出体制，而且相当一部分缺乏相应的社会关系去寻找新的工作。大部分女工也失去了医疗、养老等保障。单位的社会功能被剥离，但新的保障体系并没有很快建立。她们被劝告回归家庭，这样可以服务于自己丈夫和子女。如果整个家庭由于夫妻双双失去工作而陷入贫困，一些女性选择从事色情服务业，这个现象在一些地区并不少见。而在农村，由于家庭重新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单位，家长的权威再次增长了。如果女性摆脱家庭，离开农村去城市打工，她们将在市场经济下的大部分工作场所中受到性别隔离和歧视。

实际上，正是与李焕英年龄相仿（自1960-1970年代开始在单位体制工作）的女工一代，经历了这些巨大的变化。随着单位体制的撤退，婚姻家庭模式和性别分工倒退了。当她们自己的孩子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出生并长大时，她们的想法更可能是：既然单位已经解体了，以后是没有铁饭碗和安全网的时代，是个人竞争更加激烈的社会，我的孩子必须拥有比别人更多的才能；既然我没有机会接受好的教育，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吃这个亏；既然我只有这一个孩子，我必须好好培育。一个显著的转折是，母亲的育儿观变得更加强调个人竞争和才能（学历）培养。因而，“失落”的一代将自己的期望寄托在独生孩子身上，也就变得顺理成章。社会化抚养的终结，并没有给女性带来解放，反而导致了家庭私有制的加强——当然，它也从未被取消过——从而为家长对子女的占有和控制提供了条件。代际矛盾的激化拥有了合适的性别环境。

影片正是在这里呈现出最为集中的矛盾。当贾晓玲带着21世纪初从焦虑的母亲那里接收到的期待回到1981年，并将这种育儿焦虑投注到20年前的年轻母亲身上时，那个相对自主的女青年李焕英是没有理由给予理解的。从影片整体来看，李焕英对参与竞争、彰显个体的热情非常缺乏。面对同事王琴的挑衅，她没有一决高下的心思。相反，在排球赛接近结束时，她安慰队员们接受结果，仅仅把比赛当作一场游戏。当比赛输掉以后，贾晓玲的失落和李焕英的坦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如果从一个严格的家长视角去观看，李焕英与原配丈夫领证结婚，就如同青春叛逆期瞒着家长恋爱和闪婚——这是扮演母亲的贾晓玲无法接受的。这也是矛盾发展最为激化的一个场景：在争夺之中，贾晓玲撕掉了李焕英的结婚证。但是，通过双重换位的表演，矛盾仍然得以化解。可事实上，这个矛盾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李之所以接受贾晓玲的一系列建议，始终是出于她作为母亲对女儿的配合——一种非凡的表演。最终的“叛逆”，其实仍然被归因于为女儿做出的牺牲。可是，这个口中说着“只希望孩子健康快乐”的女青年，是如何成为一个“盼着孩子给自己长一回脸”的中年妇女的？整个经历被遮蔽了。 而这种由表演所支撑起来的幻梦，一旦回到现实，终归要破碎。我们完全相信，“健康快乐”是一个母亲对子女的真实期望。但它作为一个美梦，无法在残酷的当下现实中落地，从而只是成为一个弥合伤口的说辞。两代女性之间的和解，只能依托口头上的谅解来完成，但现实社会的压迫结构，却没有得到一点质疑和撼动。通过揭示家庭结构中母亲和女儿身份的扮演性质，影片也没有暗示男性完全可以扮演母亲的身份，承担母亲的责任，反而糟糕的表示：女儿也可以扮演母亲，或者说，女儿有一天也可以“成长”为母亲。这就为父权制的延续进行了背书。

当然，李焕英对待孩子的态度可能是复杂的。但某种程度上，社会变化到今天，“给我长脸”的子女依附论和“健康快乐”的子女自主论，已经成为中产阶级家庭育儿观的一体两面。一方面，作为血缘和财产继承人，子女被认为有维持家庭阶级地位的责任和义务，因而家长必须遵从社会的成功标准来塑造和教育子女。另一方面，相比于改变社会不公，个人享受对于两代人来说是更加重要的事——尤其是在物质生产已经相当富足的今天。而社会结构对其他群体的压迫，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其实是必然的。只要快乐和健康能留给自己，就可以把苦难和病痛留给别人。

这就是社会内卷的一个根由：两代人在“给我长脸”和“健康快乐”的分裂中疲于奔走，而导致分裂的结构被合法化了。而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快，结婚率和生育率双低，全面放开二孩生育以刺激生育的政策并不奏效的当下，女性的性别负担更重了。家庭生养任务加重，无疑也促使劳动力市场更加排斥女性劳动者，造成更大的性别歧视。如果我们不对整个社会的父权制进行反思和变革，不去瓦解以血缘和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制度，维持旧秩序的“改革”将一次次把转型的成本强加在女性身上。 这时我们也将明白，影片结尾的母女和解，终究是只属于一小部分人和一小部分家庭。影片实际上用一个现实案例告诉我们：在“成功”以前，女儿并没有资格和她的母亲进行和解。获得和解资格的最低标准，至少是一辆敞篷车。这也是我们从本片中可以得到的最大启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