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店歷史】開始在歷史上留名：從漢日對抗到遣返轉讓

日文書與漢文書的紅白大對抗

日治初期的書店多由日本人設立，最早是集中在新起町（今漢中街、長沙街一段附近）一帶，根據《殖民地時代的舊書店》一書描述，當時新起町就有九家書店，如東陽堂、鹿子島、岐阜屋、日臺堂等，此外，台北銀座的榮町一帶則有文明堂、杉田書店等，在總督府周邊締造了濃厚的書香氣息。由於日本移民來台人口大增，加上台灣受殖民教育的人口比例增加，使本土語言閱讀結構發生丕變；日本透過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極力推廣日語的教學與使用，使得日語人口逐漸普及，連帶也使得對日文書籍的需求增加，以此為背景，日人經營的小書店陸續發展成一定的規模。這些日文書店大多以代理日文書進口、販售本土出版書籍為主要商品，內容則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或其他單位出版之相關主題研究為大宗；販售之餘，他們也兼營出版業務，其中以辭典、教科書、參考書和配合政令的出版品為最多。

言至於此，或許有人會好奇：進入日治時期後，漢文書就「人間蒸發」了嗎？不，日治時期當然也有漢文書。當時，還未存在具規模的漢文書店，僅有幾家如大稻埕中街的苑芳、振芳、玉芳和南街的建芳，批發著章回小說、通俗讀物以及私塾教科書等。甲午戰爭後，台灣依約由日本當局接手管治，除了部分返回中國的知識份子外，當時留在台灣的文人們總喜歡吟誦詩詞應答，倒非以科舉為目的，僅僅是在社會未竟的階段，用以抒發心志。因此，他們閱讀的中文書，多是一些文學作品的中文線裝書；另外，流通於民間的漢文書則以山醫命卜相、曆書、休閒性章回小說、歌仔書為主，但其實這些民間讀物大多是秘密收售的，即使其銷路廣、利潤亦厚，但政府卻以內容不合要求禁止發售，因此，這些「偷渡」來的出版物，往往藏在「古本屋」（日本二手書店）中，實屬「金屋藏嬌」。

文化運動與工商發展下的輝煌

進入1920年代後，台灣文化運動逐漸興起，在「不違反日本國策」且「須經由執政當局審查」之前提下，總督府開始默許少量漢文書進口。同一時期，台灣人也陸續開始設立自己的書店，尤其在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後，一些知識分子希望以文化輸入的方式來提升台灣的漢文文化，遂積極創辦中文書店，如蔣渭水先生的文化書局、莊垂勝的中央書局以及連雅堂先生的雅堂書局等都在這段時間接連成立，銷售著內容非迎合統治者偏好的書籍，其中，便包括有不少揭發社會問題、具有思想啟發性的中文譯著或著述；儘管在規模上或數量上仍無法與日人經營的書店相抗衡，但這些隨著社會運動開展所設立新的書店，不僅帶入各種新知識，也聚集了台灣各地的社會運動者，更提供運動者重要的思想武器。

一九三○年代，由於當局命「工業台灣，農業南洋」為主要施政方針，各種公共建設與投資事業隨之蓬勃發展，讓台灣邁入一種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景象。隨著社會的繁榮，書業在這段時期也有著相當程度的成長；根據統計資料，一九二八年時，書店業者僅有六十六家，且多以文具、雜貨為主要商品，另兼營書籍販賣的店舖，但到了一九三三年，書店數量已成長至八十九家，一九三八年時更是達到了一○六家。

戰火波及下的無奈與歎惋

一九三八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總督府隨之公布《國家總動員法》，明文訂定各種資源，舉凡工廠、資本、勞動力、運輸、交通等各部門皆由國家統治，而微調國民、禁止爭議、統治言論等等也在動員之內。隨著戰事擴大，資源明顯緊縮與匱乏，一九四一年，頒布《出版用紙配給割當規程》，嚴格規定配給出版品所用的紙張，使其成為日本軍方物資統制的一環；同時，政府也開始加強控管出版物的檢閱及審核，除了日配台灣支店外，不承認任何書籍雜誌批發業者的存在，這項措施使得中文圖書的輸入變得困難重重，打擊台灣書店的發展。

一九四五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敗北，於同年成立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結束了日本在台五十年的統治。接收台灣不久，政府便下令遣返在台日人，儘管在台日人離開台灣時得帶走一般物品，但對於有大量圖書倉儲的書店或私人藏書家而言，要在短時間內帶走大批書籍幾乎可說是「難如登天」，因此，多數在台開業置產的日人只能忍痛割愛，有的是將自己產業賤價轉讓給台人，有的則將書籍贈予圖書館及台人藏書家，或者乾脆賤賣給舊書店，使其流入舊書市場；在這個背景下，許多台人「名正言順」地登記成為書店經營者，而流入二手市場的書籍，也造就了以台北牯嶺街為首的舊書市風景；台灣書業，從此開啟了嶄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