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的「社會主義」－ 讀《希特勒的受益人》

徐賁談《希特勒的受益人》

我是從徐賁的《暴政史》知道Aly此書的。納粹德國自然是《暴政史》的主題之一，而徐賁切入的角度（至少對我而言）很新穎。一般談到納粹德國的書大多以其意識形態、大屠殺、軍事擴張為重點，而儘管徐賁沒有迴避這些題目，但他卻從物質經濟和旅遊這兩個角度來分析（第十一至十三章）。第十一章是圍繞Aly的《希特勒的受益人》[1]而談的。

Aly在書中問：到底為什麼納粹德國，一個如此暴虐無道的政權，能維持十多年而不墜，直至軍事潰敗才終結？在正式討論Aly的觀點前，徐賁提出了三個常見說法：(1) 他們不得不如此，因為納粹一直在監控人民，任何不支持納粹主義的人都會被虐待；(2) 他們認同納粹的意識形態（可能本來就認同，也可能受黨國的宣傳機器影響），包括反猶主義及復興日耳曼民族；(3) 他們為希特勒的魅力所折服，並相信他能實現重振德國的承諾。但Aly認為重點不在於恐懼、意識形態、領袖的魅力，而在於平民百姓能從納粹的極權政策和向外征服獲益。

這裡的「利益」不止是隨著「民族復興」而來的自信和榮耀，而是物質上的：納粹德國與人民分享侵略他國的戰利品。徐賁如此總結《希特勒的受益人》的主旨：

阿利在《受益人》一書裏以翔實的歷史資料證明，納粹政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掠奪了歐洲其他地區，讓普通德國民眾得到了很大的物質利益。即使在二戰中民生物質匱乏的時期，德國人生活中也不缺香腸，家具，鞋子和聖誕餐桌上的烤鵝，這些都是數百萬德國士兵和黨衛軍從歐洲各地以堅挺的德國馬克購買並郵遞回家的。他們直接參與了對歐洲其他地區的偷盜，並讓他們自己和家人撈了很多油水。（頁279）

阿利在《受益人》一書裏要做的當然不是收集和記錄一堆關於二戰時期德國軍人如何購物和寄包裹的趣事軼聞，而是要將此作為一個縮影，回答一個困擾許多研究者的問題：「納粹做了這麼多顯然是欺騙、狂妄和犯罪的事情，為什麼能夠成功地說服大多數德國人，讓他們相信，那是為了他們的利益？」他自己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儘管納粹的種族政策對猶太人、殘廢人和其他『多餘的人』非常殘忍，他們的國內政策在對待下層德國人的時候，卻是很友善的。納粹攫取了大量財富，並重新分配戰爭的負擔，讓下層人獲益」。這也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納粹）的社會主義部份。(6-7)（頁281-2）

可惜的是，受篇幅所限，徐賁討論不詳，叫人意猶未盡，因此我把這書找來讀了。《希特勒的受益人》談到大量事例和細節，這篇筆記不可能完全涵蓋，但希望能把Aly此書的主要論點更全面地呈現出來。

納粹主義中的「社會主義」

雖然納粹主義又可稱作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 也可譯作民族社會主義），但我總是留意「國家／民族」的那一邊多，「社會主義」的那一邊少。即使想到後者，也只會想到「總體戰」之類的軍事經濟概念。[2]《希特勒的受益人》超越了這一層面，聚焦於納粹黨起始即主張的社會福利政策。

Aly把納粹政權稱作「種族和極權主義的福利國家」(racist-totalitarian welfare state, ‘Preface’)，以此強調兩者之間的關係。一戰後德國受凡爾賽體系約束，除了鉅額戰爭賠款外，又失去了部份資源區。其後又受大蕭條影響，經濟每況愈下。除了失業問題外，社會階級之間的不平等亦益發嚴重。納粹的「社會主義」強調福利和平等，但這只針對亞利安人而言。換言之，它只關注亞利安人的福祉，而且致力收窄亞利安人之間的不平等。

更重要的是，為了達成其種族社會主義目標，納粹不惜任何手段。借用Aly的話，納粹的意識形態視種族衝突為階級衝突的藥方。(‘Ch.1, The Dream of a “People’s Empire”’) 這樣的「資源再分配」不單單是「劫富濟貧」，而是由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所支撐的。而同時，得到好處的德國人就更傾向接受（不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的）這套意識形態。納粹對非亞利安人犯下滔天罪行、對亞利安人就百般優待以嬴得他們支持。其犯罪和民望是一體兩面的。

納粹早年的「經濟奇蹟」

在納粹上台時，它對人民的承諾是恢復經濟和摧毀凡爾賽體系。在當時，失業問題極為嚴重，但在短短一年間，德國的失業人口便由250萬人降到160萬。在戰前數年，除了達成零失業外，工人工資和商人收入更創新高。不知就裏的德國人民自然佩服納粹黨和希特勒所創造的經濟奇蹟，沒有發現這其實只是假象。事實上，全國總人工的水平要到1938年才達到1928年（威瑪共和期間經濟最好的一年）的程度。

納粹在早年主要是靠徵稅和大量發債去減少失業和刺激國內消費。但稅收的增幅不可能無窮無盡，而且納粹為了鼓勵生育而向家庭提供不少稅務減免。然而，納粹德國的年度開支卻不斷增加，主要是為了軍費和聘用失業者的開支。因此，納粹德國不斷發債，到1939年8月的時候國債已達374億馬克。當時的國家收入大約在170至180億，而單是支付債務利息已用上33億，還未算上205億軍事預算和163億的其他開支。

納粹又如何應對這個龐大的財政危機呢？如果不加以處理，其銀行和貨幣體系都會崩潰，而且失去國外投資者的信任。但納粹官員都不願放棄現行的福利政策。他們甚至認為一旦找到其他為經濟危機負責的代罪羔羊，就要進一步減輕德國中低下階層的稅擔和為他們提供更多補貼。Aly指出，當時的財政官員嘗遍了各種「財技」(fiscal tricks)，但沒能真正解決問題。因此，他們便開始打猶太人的主意了。想離開德國的猶太人需繳交離境稅，而儘管選擇留下的猶太人並非特別富有，但納粹還是在1938年開始大規模地奪去他們的財產。猶太人的證券被放到一個保管帳戶(safekeeping account)，也就是變相的凍結。他們又需申報並在限期前繳交一定份額（例如資產不多於5000帝國馬克的人需要上繳20％以上）。從納粹的角度來說，他們沒有強奪，這充其量是一種強制交易。但從這交易中猶太人得到了什麼呢？國家的股票和債券。當中的大嬴家顯然是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種種巧取豪奪為國家歲入增加9％。

這做法顯然也只是杯水車薪。納粹因而把目光再轉向歐洲鄰邦。換言之，在多年的「先使未來錢」之後，不論是耍各種花招和榨取猶太人財產都無法解決問題，納粹相信只能以軍事去解決經濟問題。

對他國的經濟掠奪

我以前常玩一款名叫Travian的網頁遊戲。簡而言之，它是一款戰爭遊戲，玩家建立自己的村莊、發展經濟和軍事。自己村莊的糧食產量有限，為了養活越來越龐大的軍隊，就必須搶掠甚至佔領其他玩家的村莊。（因此，不少玩家都把Travian稱作「車肥羊」）。

如果是遊戲的話，以戰爭和掠奪來供養國內經濟看似無可厚非，甚至根本就是這遊戲的本質。但現實世界的戰爭不是遊戲。戰爭和掠奪對人和物的傷害是真實的，而且常常是無法補救的。國際間也有一套秩序和規則約束國家及戰爭行為，任何國家都應當遵守。

現在回到德國的戰爭經濟。在戰爭早期，德國人民仍然相當富有，但在軍事主導經濟的情況下，貨品短缺和通貨膨脹開始嚴重，引起人民不滿。面對經濟問題，納粹的大原則可以總結為：將經濟禍害轉嫁到被德國攻陷的國家上，總之不能令德國人民受苦，而且如果可以的話，則為德國人提供更多以換取他們的支持。

因此，德國要求淪陷國承擔德國「軍事保護」和駐軍佔領的開支。其金額當然遠超實際開支，例如波蘭就需要交出德國駐軍5倍的開支。除此以外，淪陷國還需要繳交各種人頭稅（當然，生活在淪陷區的德國人仍享有各種稅務優惠）、提供原材料和產品、購買德國的戰爭債券、把庫存黃金和證券轉移給德國等等。這類負擔只會越來越重，使駐波蘭的德國官員在1943年不得不警告中央，如此下去不可能維持當地治安，遑論發展經濟。

德國不止榨取淪陷區有的資源，還打擊當地的貨幣和匯率體系。例如在攻陷法國後，德國便修改匯率，使法朗貶值25％。因為德國向駐法德軍以法朗支薪而以馬克結算，在帳面上德軍變相加薪。承上所言，國內消費品不足，因此德國鼓勵荷包滿滿的士兵在淪陷區購買並寄回德國（東線的士兵亦會抽調到西線「購物」），甚至鼓勵士兵家屬把財產寄到前線。物資短缺和通貨膨脹的德國本土便得以紓援，而在淪陷區則益發嚴重。

打擊當地貨幣的手段不止於此。德國銀行會在淪陷區發行一種名為 “Reich Credit Bank Certificates”（下稱RKKC）的證明書。RKKC表面上和紙幣並無分別，德軍以此沒收淪陷區人民的財產。德國下令法國的銀行承認RKKC，並讓人民以RKKC兌換法朗。但因為法國銀行並不能以RKKC向德國換取馬克，所以只能發行更多的法朗來應付，導致金融系統瀕臨崩潰。

對德國而言，RKKC是個非常聰明的發明，因為在這個「交易」中，法國人民和商戶會收到RKKC，所以他們不但沒有被強制沒收財產的恥辱感，甚至感到滿意。人民也難以預見此舉對將來法國經濟體系的傷害，自然缺乏反抗意欲。

德國的經濟掠奪不止建基於國內的經濟危機和其種族主義，他們還相信這套經濟方針能帶來軍事勝利。背後想法也不難理解，只要當淪陷區人民醒覺的時候經濟已差得無法逆轉，那麼他們連反抗的能力也沒有了，德軍就能以更低的成本去管治。

「爆買」的德國大兵

除了國家層面外，納粹德國還鼓勵前線士兵及其家屬在佔領區「爆買」一番。如上提到，德國人民因為政府優先照顧軍事需求而面臨通貨膨脹和用品短缺等問題。納粹的解答依舊是：把這些問題轉嫁到非德國人的頭上就好。佔領區變成一個個特賣場，士兵搶購的不限於必須品，還包括各種高等傢俱、藝術品、各地特產等，把歐洲和非洲的「貨架」都清空。如果我們僅僅想像成旅客到外國瘋狂購買特產或名牌貨，那就大錯特錯了。德國士兵動輒就把數以百計甚至千計的雞蛋寄回家，而付出的成本往往只是一些廉價粗製的玻璃首飾。

在Aly的書中就多番提到，德國人回憶起戰時時光總會講起家人在前綫寄回大量物品，叫鄰居欣羨（或羨慕其他收到大包裹的德國家庭）。東歐國家雖然農產品豐富，每日寄回德國的雞蛋、小麥、牛油、鹽糖油、蜂蜜、肉品數之不盡，但奢侈品相對較少。為了滿足在東綫作戰的士兵及其家庭的欲望，納粹政府有時會抽調到更富裕和「貨品」多元的西綫，或者到非洲戰場，讓他們也能購買各種國內沒有或缺乏的東西回國，包括非洲的皮鞋、法國的絲綢和咖啡、希臘的煙草、挪威的鯡魚等。

在長期及大規模的經濟掠奪下，漠視軍紀、貪污、賄賂慢慢變成常態。納粹的縱容態度在此是關鍵。在形式上，不論是軍人家屬向前線士兵寄錢還是士兵把東西寄回家都有一定限制。但因為納粹高層明確表示應儘量滿足軍士們的需求，所以海關和負責審查信件的部門都大開綠燈，一切從寬。

如此一來，德國軍人每到一地，其首要任務都不是維持治安和秩序，而是爭先恐後，務求搶先把心儀的東西買到手、搶先把它們寄回家。收到大量物資的德國家庭就透過蓬勃發展的黑市再作交易和貿利。

希特勒的受益人

現在回到此書的主題：誰是「希特勒的受益人」？現在答案似乎很明確了－德國亞利安人普遍都從納粹德國的政策中，不論是對猶太人及殘疾人士的逼害，還是國外武力擴張，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戰爭帶來的經濟困難都轉嫁到被德國擊敗的國家的人民頭上。即使去到1944年的聖誕節，德國政府還是提供額外配給、德國家庭仍然收到大量由前綫寄來包裹，他們的節日仍然是富足的。德國人不可能不知道這些好東西的來源，因為寄件者往往會同時在信中大談自己的「爆買」的經歷和描述當地情況。

但這樣的說法也許會給讀者一個頗為誤導的圖像，以為只有納粹高層及德國士兵和家屬才該為納粹的諸多惡行負責。在Aly書中的第一和最後一章都在談論金融和財政官員在納粹政權扮演的角色。納粹並沒有要求他們必須接受納粹的意識形態才能留效，並給予他們足夠時間融入其體系。

納粹的經濟政策不但瘋狂，而且是不理性和無法持續的。納粹高層的方針與國內和管治淪陷區的經濟官員時有分歧。後者更傾向一種「可持續式的壓榨」：一旦淪陷區經濟完全被破壞，德國便無法在將來從歐洲和非洲人身上榨取到太多了。即使不把雞養肥，也至少該讓牠們能持續產蛋。對負責經濟事務的官員而言，納粹正在殺雞取卵，為了短期利益而忽視將來。換言之，兩者的分歧只是手段上的；他們都沒有質疑過把亞利安人的幸福建築在非亞利安人的不幸上是否恰當。

基於目標的分歧和對實際情況的理解有異，納粹和財金官員（特別是負責佔領區財政的官員）爭執不斷。在大多時候，官員的意見都會被無視，但他們的不斷抗議往往會令高層在最後關頭煞停或修改某些政策（例如RKKC）。據Aly的說法，納粹就是憑此來取得平衡來避免其經濟早於軍事崩潰。

探討納粹德國之惡及其責任問題的研究汗牛充棟，但儘管如此，有時候我們還是會不自覺地落入一些簡單的二分，例如納粹高層和平民、前線士兵和政治領袖等。Aly此書的貢獻在於以物質角度切入，令我們明白納粹的支持是建基於物質利益之上，而這些利益是透過各種暴虐、令人髮指的手段取得的。人們的支持不一定（甚至不必）依靠國家宣傳機器和意識形態，更實際的物質利益往往更為有效。

以納粹思想中的「社會主義」為思索，我們對納粹的惡的理解也更深了。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固然是當中最極端的，但除此以外，納粹德國對淪陷國的經濟政策對當地人的影響也極為深遠，也是我們不應忽略的。

寫於2022年9月13日

[1] 雖然在香港，我們更常把Hitler稱作「希特拉」，但因為徐賁譯作希特勒，故沿用。

[2] 雖然二戰德國和日本都奉行總體戰，而且後者以德國為師，但現在看來，日本透過軍事掠奪而來的經濟成果往往都回流到軍工發展上（當然我們可以說日本奪取回來的能源和礦物總會間接地「改善」人民生活，但這與德國模式還是有很大差別），而非由日本百姓享用。因此相對地，日本人對武力擴張的支持，似乎是精神和信念上的層面大於物質上的。這會是研究二戰日本的好題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