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精英主义和他们的文化的批判

文/林伯奇

图/"La chinoise", 1967, Jean-Luc Godard

全文 共计4726字/预计阅览时间 9-15分钟

 “大和魂！”报贩子在喊。“大和魂！”三只手在喊。大和魂一跃而远渡重洋！在英国做大和魂的演说；在德国演大和魂的戏剧。东乡大将有大和魂；鱼铺的阿银有大和魂；骗子，拐子，杀人犯，也都有大和魂！

夏目漱石《我是猫》

写作这篇文章着实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写一篇这样的文章就意味着会得罪很多人也意味着更多的诀别——我无所谓诀别，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告别（R • 钱德勒语），即便如此，这篇文章想要批判的对象还会用他们那不可一世的眼光把以下被我写出来的文字当成是一个幼稚的狂人的疯言妄语。批判个人毫无意义，我想要批判的是一个群体，或是一种现象，我所对抗的是这个群体正在顶礼膜拜的文化符号，又或可被称为：神仙；对抗的是一种无趣的、窒息的、麻木的气氛，一种属于暴发户的，自以为是的、缺乏想象力和地面空气的精神。这种精神从很早很早以前就一直盘踞在我的身边，而我想我是时候来揭露这种虚伪的精英文化以及将这类文化给发扬光大的人了。

事情应该从何开始说起？我在不久前写了一部名叫《人间合格》的小说，主题是关于本次发生在我国大地上的严重冠状病毒疫情，讲述了一个湖北省武汉市小公务员的戏剧性故事。在故事里我表达了“不是冠状病毒，而是‘官’状病毒”的含义，同时隐含了我对去年一整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群众运动的看法，小说一经公开，便引起了讨论。许多的朋友给予了这部小小的作品正面评价。我将故事分享给了友人C君后，便因熬夜写作过于疲惫倒头睡了过去。C君阅后，对这个故事给予了最低的负面评价，尽他的全力彰显了自己骂人不讲粗口的能力（这确实是一种本事），并又极力颂赞了一部发表于香港大学薄扶林学社对本次重大卫生灾难进行严谨的剖析的文章，声称自己为这部三万字大作的完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协助（但我并没有在作者列表和协助者列表里找到他的名字）。我与他争执了整整一天一夜，以我所见，他委婉地向我诉说我的小说是多么没有价值，而不停地向我讲抽象的概念，声称我林某人此时此刻是一个多么尖酸刻薄而狭隘偏激的人，最后我们以互相删除对方联系方式来将这场争论收场。自我认识C君以来，他一直是一个非常优秀而正直的人，初中时我与他就读于同一所非常优秀的中学，高中时我入读了一所普通高中，而他则入读了全市最好的高中之一，现就读于我国某西南部985高校经济类专业。但从他的言语中，我只感受到了一种情绪，那就是傲慢。事实上，那部发布于薄扶林学社平台的三万字大作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我完全不否认这部大作的精彩，如果它是一篇演讲，我会选择第一个站起来鼓掌，作者将很多人的想法整理在一起，用系统化而能让更多人接受的语言说出来，我非常认可作者的精神和他想表达的内容。但是我的amigo，C君，是那么的用他的前瞻性视野欣赏这篇“系统性分析”，以至于恨不得把自己加入创作者名单当中，却将我那尖酸刻薄的讽刺小说嗤之以鼻，恨不得将契诃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付之一炬，因为讽刺文学就不该出现。C君在与我的争执当中，反反复复地说“等你有了社会经历之后再让你自己评价自己吧”；我觉得，不论是他那些不带粗口的职责，还是这番关于“社会经历”的论调，都不该由他说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不配，还轮不到他来告诉我社会经历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他会因为自己的作品或行为被限制人身自由，又或是比我大个二十岁三十岁，我才认为他说这个话能与他的资历相匹配。

那么我写作这篇文章所指向的对象也够明白了——这篇文章所指向的对象，大概要么高就于某一所让我等普通学生可望不可即的知名大学，要么就是已经半脱离了体制现在在伦敦留学海外。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一些大孝子大孝女，上有一个吃过几天糟糠的暴发户出身家庭，下有一个让自己能够津津乐道的事业。他们崇尚所谓理性、中立、客观的原则并要从这种视野出发来看待事情——谁不用谁就是狭隘扭曲。要说他们对于社会事务——其实也不是毫不关心，他们愿意谈论社会事务并给出自己的见解——但是你看了他们讲的话就会不禁想问出那一句“能不能多思考五厘米？”因为他们给出的评论会让人感到肤浅。若你向他们委婉的指出，比如说，“我们应该通过现象看本质”，他们便会抬出那套属于精英世界的道德，慢慢悠悠地说上一句像是“你哪根葱啊”这样的话——也许他们会说，林先生您不也说过类似的话？就在上一个自然段里，你刚刚才写到你不认为你的朋友C君不配说什么话——决定我对一个人的认识不在于其学历与年龄，而在于其水平，而水平的高低并不与学历与年龄中的任何一项成正比例函数。就比如和我一起写作的张生，他比我小一岁，学历上稍微不是那么好看，但这妨碍不了我对他的作品的深刻正面印象，那种贾樟柯和昆汀·塔伦蒂诺夹杂在一起的市井夸张气息。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或许可以以“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话来概括，但这也太简单了一点；全面地来说，这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我非常理解我的朋友C君为何如此厌恶我的作品，因为这部作品瞄准的讽刺对象正是那些安于体制、自以为是的所谓精英人士，那部小说非常直接地揭开并挖苦了他们的生活的真相以及他们现在尴尬的处境。其实这一类文艺作品从古至今都不少见，契诃夫写的《小公务员之死》要比我的《人间合格》要更加辛辣一百倍；《了不起的盖茨比》虽不是一部讽刺小说，但已经把物质世界的破碎和美式暴发户与盎格鲁式的上流阶级之间的隔阂写的一清二楚；最绝的莫过于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大开眼戒》，那是阶级讽刺的文艺对观众感官发动的直接冲击，不仅仅通过故事对中产阶级的处境进行讽刺，电影的戏剧张力仿佛一把剑一样伸出了大银幕指向了观众——库布里克的预言是准确的。在上映时看完这部电影的观众们绝对不会料到若干年后发生的世界金融海啸，而这部上映于1999年的电影却那么具有讽刺意义。讽刺类文艺自始至终贯穿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类历史，并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C君不以为然——对我的讽刺文学不以为然，就好像一根针放在了他的精英屁股下的椅子上，他只愿意接受那弥漫着咖啡豆和书斋香味的，遮遮掩掩的却早已是很多朋友的老生常谈的三万字系统性论文，而不愿接受我从地狱里带回最恶毒的诅咒，称这份诅咒“和六七十年代贴的大字报有何区别”。

我想起了与某位撰稿人F女士发生的争吵，记得当时的争吵内容是关于群众运动与民主制度的yes或no。我的答案是yes，而她的答案可能介于yes或no之间——薛定谔的群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她似乎并不认为民主制度是面对当代二十一世纪的问题的最优解，而应该采取介于瑞士式的直接民主和佛朗哥西班牙式的军事独裁之间的一种制度——类似于葡萄牙的萨拉查主义，我国现行体制的升级版——将苏格拉底的理想政治模式实现，“知识即美德”，由高级的社会精英形成寡头来统治愚蠢无知的雅典公民。我已不记得当时我跟她说了什么，大概是讲到激进手段，布朗基主义对革命与群众运动的意义，而她直接向我抛出了一个问题：“那WG呢？”

WG！这是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持续至今，伤痛几代人的历史，一个脱口而出就让很多人说不出话的两个字。说到文革，出现在我们大脑里的画面无非是：那些被浪费在上山下乡当中的青春！那些浪费了前途一辈子深陷山中的女知青！可怕的武斗！疯狂的批斗！疯狂的年代！诸如此类。但我们却从来不问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类印象？这类印象的产生无非是源于家中老一辈人的可怕描述和学校图书馆里那些作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出版的一系列伤痕文学的图书。在此，我们不得不讲知识分子的虚伪——尽管我也是知识分子，出生在一个同样经历过苦难的家族。我无意为文革时期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其中的害人行为开脱（尽管我们到底有没有承认这是一个错误，不知道，但是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用一种以赛亚·柏林的方式来讨论文革，我们对WG遮遮掩掩，却又想着“今后不能再让这类的错误发生”。），但是对于WG的刻板印象确实是来自于一种存在于我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叙事（又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红卫兵，批斗，武斗，贴大字报，这都是1966-1967年间流行的事情，而到了68年（与“五月风暴”同年！），各地的群众运动逐渐消停下来，取而代之的是革委会的管理——而革委会干部也是当时的社会精英，若按现在的标准来看的话。相信我，革委会和红卫兵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但却再也没有人记得革委会是怎么巫的，没有人还记得这些所谓的，在八十年代后仍留在体制内的社会精英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只记得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批斗武斗”，从而阉割掉了脑袋里本该存在的一部分本能，装模作样了起来，临摹起小资知识分子的模样，要“理性”“中立”“客观”，杜绝“狂热”。（它们都是抽象的概念。）还说要杜绝“被他人利用”！

我甚至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红卫兵都比我国当代相当一部分的“青年才俊”有更高的觉悟。我国的“青年才俊”不是披着蓝色斗篷的恰罗尔德·哈罗德，而他们又装出一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模样，仿佛个个都是李耳般的道人（却又喜欢小资的生活方式），伤春悲秋一样，放浪一下，批判一下，最后再总结一句“人性如此，世界如此”便罢了；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讨论问题本身，反而要对讨论的人进行道德审判，要讲讲其孝不孝顺爸妈啦，其学历年龄怎么样啦，心理健不健康啦，人生如不如意啦，犹如加缪《局外人》中写过的那样，不讨论问题而讨论和问题有关的人了。

我国的“青年才俊”其实并不糟糕，毕竟我国有着高度发达的基础教育设施将人的大脑中属于“常识”的领域扩大了很大一部分。但最让人难过的是，他们如此年轻且聪明，很多人都受过加缪、大仲马、屠格涅夫，甚至是尼采和卡尔维诺的影响，却表现的比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还要别里科夫。（我想语文课本上的《装在套子里的人》背后的一些来自编者的提问此时显得非常有价值。）很多人将才智投入到精致利己和犬儒的事业当中，并安慰自己这不是纯粹的利己而是利人也利己，在当前这已经是最好的事情；所谓精英，青年才俊，现在看来，很多人也不过是一群自诩少年老成却已经缺乏想象力，价值观已经被驯化的人罢了。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不过是一份对我失败的人生的无力抗辩，一份充满了嫉妒与恶毒的可笑攻击，是我对我自己考不上大学的悲惨人生的滑稽挣扎，一篇从头到尾充满了酸味的胡言乱语；得出这样结论的人本身就将自己置于傲慢之中，那偏见从何而来，可能就要请教一下奥斯汀女士了。写出这些文字，建立在我的厌倦情绪上——某种程度上各位讲对了。如今大学辩论赛已经早就不如十多年前那么风风火火，受到各位学生的憧憬；辩论队对于语言技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辩题本身价值的思考。同样，我也厌倦了文艺世界里对文字游戏的热衷和对文学价值的忽略。

我无意将自己自比于尼采、马克思、尚卢高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唯一做到的只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C君说我只学习到了挖苦和尖酸刻薄），并批判继承其精神，应用于我的写作当中，履行作为一个man of letters的社会责任，而非只是一个受消费主义霸权文化驱使的文字制造机器。写出一个炮口对准各方各面的精英主义的文章，我也无意鼓吹民粹主义（这恐怕是许多精英人士反感川大统领的原因）；毕竟在伪君子的伪善与真小人的纯恶之间，伪善总比纯恶好那么一点点——但如今这份伪善已经显得那么软弱以至于纯恶的粗犷会更加吸引人。而为何我们从来不去选择一条真君子的道路，而偏偏要把“我是伪君子”五个字写在脸上还要说“我是，你不是吗？”——这样的行为着实令人感到恶心。我们曾经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与医疗上，期待更高的素质和更长的寿命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如同“先富带动后富”的道理，精英主义就是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理想；而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苏格拉底之死却成为了雅典贵族们伪善的理由，而对精英来说维持金字塔的社会更有利于牟利。地上的人们以为天上掉下来的雨是上帝的怜悯，而事实上云上却站着一群人一边撒尿（把尿液当成他们的怜悯；尿是很清洁的！）一边抽烟——他们抽的烟形成新的云。

不久前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只要世上还有一个人认为《斯大林之死》拍不得，觉得耶稣和克里什那抹黑不得，理想主义揭露不得，那些尖酸刻薄的讽刺类文艺就依然具有极高的价值。不摆脱父亲崇拜，人类就永远是孩童；不在精神上彻底废除主人，人类就永远处在奴隶社会；唯一需要禁止的是禁止这件事情本身。当我听说了复旦大学修改了校章里关于学校精神的内容，我的反应是：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会变成巴黎么？复旦大学会变成巴黎南泰尔大学么？

我追求的是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文学。而许多所谓精英生活起来是那么别扭，甚至不如一个中专毕业生来的真实！即使是一句“我没有时间来跟你秀优越”都充满了属于功利主义的虚荣心。流于表面的所谓批判毫无意义，而文学的真实却需要由想象力完成。

我依然是林伯奇，一个普通的文化痞子。今天中午我们家吃午餐的时候，我爸很是颂赞某位深圳青年女才俊；而我对他说，“如果你觉得这就是你心目中的青年才俊，那你可真他妈的低级趣味。”

2020年3月3日

编者注：本文由林伯奇先生完成于2020年3月3日，与原文对比作出了一定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