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最可怕的不是医患的死亡，而是自觉去维护滥权和腐败。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某些院领导的滥权和专制管理，都是当权者压迫人权的映射之一。当然，武汉市第四医院成为如今这个模样的结果，还因为我们自己的无动于衷，甚至是助纣为虐。即使我们自以为明白事理，但沉默和协作，成了一股让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持续作恶的推动力。

一些医务人员和患者总是以沉默争取到一段短暂的眼前利益为荣，那些是非观念，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在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的强大滥权之下，无知和恐惧是可以养成的，信息和新闻是可以屏蔽的，现实和真相是可以被扭曲的。但亲身经历了，见证了，就不能假装无知，不能放弃记录，不能坐而待毙。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记录应该是记忆者自我剖析、反省和忏悔的过程，是一种打破沉默，建立信心和拒绝谎言的行动。黑暗无边，仅剩的一丝真实和亮光，绝对不能拱手相让。这就像以前另一个世界所发生的事一样，万人上街，无动于衷，非要多流些血，才能唤醒大众民意，促成舆论监督可能，你指望用沉默去改变世界？做梦！

从“维护合理权利”的历史进程来看，无论是《正义论》所看重的正义主义基本原则（如平等自由、政治公平、机会公平等），还是中国尚未取得高度共识的理念（如财产公示、舆论监督、权力制衡、契约责任，性别平等，免于恐惧，免于迫害等），皆可能构成公民不服从的正当诉求。然而，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滥权和专制管理既是利诱也是恐惧，而利诱和恐惧变成沉默，长期的沉默又转化成冷漠，转化成“抗争无用”的犬儒主义。

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信息封锁、洗脑宣传、愚民教育和仇恨教育，加上腐败猖獗和社会不公，造成了普遍的奴性人格、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那种“只问胜负、不问善恶是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流氓主义。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最可怕的不是医务人员和患者的死亡，而是让你不知反抗、不愿反抗、甚至自觉去维护滥权和腐败。

死亡从来不是一夜到来，而在任何一点活着的、也许平庸而残酷的日子里，事情都可能有变化。尽管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当权者对医患合理权利的剥夺难以修复，但也会得到”不再理所当然、接下来的每一点自由正义都要自己去争取”的自觉。这不是正义联盟中的最后一战啊，输了也不要急着死，因为在座的每一位，并不都是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作恶的帮凶。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袁英红

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利用职权，排除异己，疯狂打击迫害受害人，致多人精神心理障碍，家人处于破败的境地。。科室里趋炎附势，无耻者张扬，环境黑暗。

武汉市第四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

让我们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人：李文亮，姜齐宏，胡淑云，杨文，刘崇贤，郭辉，赵新兵，李小莲，赵维萍，赵军艳，蒋绍模，王萍，李国庆，宋应西，陈妤娜，孙明岳，王云杰，康红千，朱玉飞，戴光琼，王浩，续广军，彭玲云，戴春福，孙东涛，陈仲伟，王俊，李宝华等。为逝去的同胞致以深刻的哀悼。即使这些人被官方追封为烈士，但忽视了医疗系统权贵在治理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刻意淡化了追责，以及对言论自由管控的讨论。对医患权利而言，这种“勇于近距离接触患者”的追封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继续作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