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流敗退，等同台灣民主前景一帆風順？(1) (修訂版)

6月6日，高雄人民發動的罷免案，出乎意料地出現高達42%投票率，當中以同意罷免案者更達93萬（即97.4%），成為台灣首例市長罷免成案。網絡上，是次罷免案為獲慶祝為民主的勝利和人民的反撲，更甚是一雪2018年九合一選舉暨公投案的挫敗。然而，筆者認為是次罷免案固然是人民對政客的當頭棒喝，但卻忽略台灣民主未來的暗湧，切忌卸下戒備掉以輕心，否則韓流只會再度降臨。

韓國瑜的興起，回然有賴其個人的因素，包括個人性格特質、議題制定、競選宣傳策略相關，但是我們同時必須關注思考更宏觀的結構因素，尤其是政治經濟配置和文化政治脈絡，如何讓韓能夠接合當中的裂隙，成功發揮和獲得選民的青睞。

如要理解準理韓流背後的結構因素，必須把其放置在全球民粹浪潮之下作比較政治的說明。

2016年，歐美的民粹浪潮，尤其是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總統選舉，皆使政治學者和政界大吃一驚。政治學家往往認為，民粹浪潮大多只會出現在新興民主或轉型國家之中，比如東歐諸國，英美皆為民主傳統最為進步、悠久、深厚的國家，實在難以理解民粹政治何以獲得人民支持。

2019年，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者Pippa Norris 和密西根大學政治學者Ronald Inglehart出版 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全面地整理和比較世界各地的民粹政治，研究案例橫越北美、東歐及亞洲。民粹的概念，簡單而言就是二分法，通常就是建立精英/制度與人民之間的界線，然後鼓動人民對現行建制和精英的不滿；又如建立我者與他者的界線，然後鼓動人民對外來人口的恐懼。

儘管各地脈絡相異，如歐洲主要集中歐洲整合和難民問題、英國集中後工業時代社會問題、美國的民粹傳統更能追溯至第7任總統Andrew Jackson及近年的茶黨政治，但當代民粹的政治也是有雷同之處。以政治經濟學來說，其中的共通點在於新自由主義制度的擴散及世界體系的配置改變，尤其是自由貿易、全球生產鏈分工、資本自由流動、全球人口遷移，外判及合約制度，促成全球貧富懸殊加劇、本地工業職位流失、日常的脆弱性和不確定性(precarity)，如社會學者鮑曼(Zygmunt Bauman)所言的「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

台灣的社會，正正同時飽受面臨以上難題所困，包括中等收入陷阱、本土工業職位外流、日常脆弱性、房地產投機帶來的通脹等。年青人的薪水長期停滯，房價和物價一直上升，社會和體制的配置不堪，才會使Youtube頻道「所以我很閒」獲得認同，皆因影片全都是投射著年青人的日常掙扎和難題，從房價難題至勞基工時保障及外判剝削等，皆引起廣泛的共嗚。

然而，高雄的情況更加嚴峻，以往作為國家工業的重鎮和航運樞紐，現在的發展和經濟已大不如前。在新自由主義下，國家壁壘和保護不再奏效，變成你死我活的零和競逐。

如美國哈佛大學城市研究學者Neil Brenner所言，新自由主義之下，城市的殘酷競爭，不再是工業水平和生產力的比拼，而是「知識型」高增值技術專業的競賽，高雄作為傳統工業重鎮反而獲視為負累，經濟成長遂停滯不前。

再者，資本、工作和貨物使成本大幅下降，跨國企業為再一步降低成本，遂推動全球生產鏈分工，把工業生產工序移向發展中國家，使生產成本和界外效果壓低，但卻促使本地工業職位進一步外流，高雄繼而成為「鏽帶」(Rustbelt)。我們能夠想像，以往工業藍領中年現今卻頓失所據；務農者亦同時因以往工業生產污染的界外效應而受到打擊；年青人受到日常的生計和通脹所困 — 在無計可施之下，恰巧看見韓國瑜的庶民特性，認為韓國瑜深明民間疾苦，必定能夠提供良方，遂成就韓流的誕生。

但是，我們回望過去，到底罷韓公投有否解決以上的結構問題？沒有。大多只是提供事後制約的方案，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重新注視那些受到日常體制忽視的群體，未來只會出現更加多的韓國瑜。屆時如果沒有出現反送中運動的偶爾因素，可能「庶民總統」經已奪權。故此，切記不要把韓國瑜單純視為中共指使的代理人，而是如社會學家Max Weber的「詮釋」(verstehen)，深入理解社會現象背後的複雜性，然後才能提供更加深層的方案。

台灣政治經濟和發展模式，個人認為與香港自1998年起的情況很相類，受到多重的制約，如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自由主義、地緣政治風險、國家體制的路徑依賴等 ，需要更加多的思考和想像力。在此謹拋磚引玉，比如：到底如何在保護主義浪潮下，重新思考與別國的貿易關係，奪回主動權？到底如何能夠從福利體系的改革下，同時滿足人民需要和維持經濟成長？到底如何能夠作出司法改革，加強合約精神和創造營商環境？到底如何能夠在世界體系下，既維持優勢和提升地位，從邊陲國家走向中心國家？以上的問題，需要更加深入的反思和審議，才能脫擺結構的桎梏，防範民粹主義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