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好人司马光【中】见义忘利
书接上回。
等到司马光回朝，已经是十五年之后。
这位67岁的老人上年末终于完成了巨著《资治通鉴》1，历史没让他久等，很快就给了他实践自己理念的机会。
司马光的理念，说穿了很简单，就是反对追逐利益。他给老朋友兼政敌王安石写信，引用孟子的话，说执政之道，“仁义而巳矣，何必曰利？”2道义是不该和利益沾边的，一旦沾上就会变味。3
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的做法，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论语》里面就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君子的行为是道义驱动的，而小人则被利益所驱动。孟子更进一步，为了道义甚至可以舍生取义，牺牲一点利益更是不在话下。
这种“义利之辨”的观念，长期被用来抵制国家权力的扩张。比如在连年征伐匈奴的汉武帝时代，朝廷想了很多方法聚敛财富，在他驾崩后不久，反对盐、铁等项国家垄断的人们就抨击朝廷“与民争利”，认为王者应当施行仁政，不应该想着法儿搞钱。4
王安石变法之后，反对派用的最顺手的依然是这件武器，而且给这把利剑又加上了人身攻击的锯齿。
孔子在讲君子、小人做事动机不同的时候，虽然也不是全无褒贬，但他更多是在陈述春秋时期分封制国家的实际状况。那时所说的“君子”都是世袭贵族，先天承担治理百姓的责任；而“小人”则指普通百姓，他们负责供养那些社会顶端的君子。5
可到了宋代，当司马光重新提起这个话茬时，他的意思已经完全变了。“君子”被当作“好人”的代名词，而“小人”则指代“坏人”。主张变法的“新党”追逐的是利益，他们理所当然地都是小人、坏人；而主张恢复旧法的“旧党”则崇尚道义，无疑是君子、好人。6
这样标签化的人身攻击一旦开始，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困难就会直线上升：如果有人指出好人也会犯错，或者辩称坏人也做过好事，那他最后大概率也会被视为坏人。真正的大奸大恶或许会被赶走，可那些基于事实做出独立判断的人，也一样会被赶走。朝廷上最后只会留下不分青红皂白的好人。
而不分青红皂白的人，还可能是好人吗？
司马光并没有解决这个核心悖论，就开始挥舞“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这件新武器。他很快就碰上了硬骨头：王安石的“免役法”。
因为神宗皇帝38岁就早早驾崩，当时的朝廷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边上坐着十岁的哲宗小皇帝。高太后厌恶变法，站在司马光这边，把他拜为执政。7在他推动下，半年多时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保甲、保马等法就被一一下诏废除。只剩下免役法，等待最后的决断。
在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哲宗的新年号刚刚用上没多久，司马光就迫切地递交了一份政策建议，列举了免役法的五大弊端，要求改回原本的差役法。8然而这份充满漏洞的建议很快引来激烈批评。
出招最狠的是新党大佬章惇。章惇这时担任枢密院的长官，和司马光一样位列执政。他精于算术，之前做过财政首长“三司使”，熟悉变法的具体事务。在他看来，司马光的建议自相矛盾，而且明显违背事实。9
比如司马光在这份建议里声称免役法每年收钱，让以前只要几年服一次劳役的大户受苦，可在另一份建议里却说免役法让大户享受便利，真正受苦的是中下户。10司马光认为朝廷推行免役法之后雇佣“四方浮浪之人”，出问题了无从追究，可章惇却尖锐指出，这种情况根本不存在，紧要的劳役岗位用的都是有家业、有担保的人。在章惇看来，司马光没搞清楚情况就在信口开河，甚至是选择性忽视了对他不利的实际情况。11
要求一个年近七旬、居家著书十余年的老人，能洞明新法在各地执行层面的利弊，说实话挺难的。司马光为人诚恳老实，被章惇指出错谬的时候他甚至有点难受12，可其他旧党并不这么玻璃心。趁着章惇在太后面前据理力争触怒天颜，弹劾的奏章如雪片般呈上，当月便将他罢免外放。
亲眼目睹自己推动的新法逐一被废，王安石在同年四月郁郁而终。司马光对这位亦敌亦友的老同事颇为宽待，主张“优加厚礼”，最终给王安石追赠太傅，享受宰臣级别的礼遇。13
之所以这么做，司马光的理由很简单，他不想变法期间的“浮薄”风气继续下去。或许多少有点受章惇事件的影响，他意识到如果朝廷给出明显的信号要批评王安石，那一定会有很多人冒出来响应附和，不惜出卖旧日恩主来换取新朝的宠眷。而这种为了利益随意改变原则的做法是他最反对的。14
司马光试图调和新旧两派的分歧，让朝廷能够兼容而不专断，但他的努力成效有限。
王安石扩张国家权力的主张和司马光反对扩张的“义利之辨”，在理念上本就不太相容。更重要的是，理念分歧的背后，藏着更深刻、更难改变的社会变化——
中国经济文化版图上近千年的最大变化：南升北降。
详情下回分晓。
参《资治通鉴》后附《进书表》，该书于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正式定稿上奏。
司马光《与王介甫第一书》，事在熙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时尚在朝廷。引语的意思是：“（治国）靠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谈利益呢？”
司马光幼年时最著名的故事“砸缸救人”体现的也是这种观念。砸缸损害的是利益，而救人遵循的是道义。众小孩不应该笨到不知道可以砸缸，只是砸缸就会损害利益，故而踌躇。司马光则坚决认为义大于利，故而砸之。
《盐铁论·本议第一》，“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盐铁论·相刺第二十》，“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无以养君子。”此盖源出于《孟子·滕文公上》，“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秦汉以后国家转向郡县制，世袭贵族也逐步走向消亡。
《资治通鉴》卷245中的“臣光曰”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略曰：“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与“君子/小人”相呼应的另一对范畴是“才/德”，《资治通鉴》卷1的第二篇“臣光曰”中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这种观点不考虑人的性情因应环境会有变化，假设人性是固定不变的，君子小人是先天定下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又是根据后天的立场来确定敌友，进而再将他们分别划入君子、小人之列。
神宗次年三月崩，当时哲宗九岁。五月司马光被拜为门下侍郎，位列执政。下一年闰二月初一，他被提拔为尚书左仆射，即地位最高的首相。参《宋史·表·宰辅二》、《宰辅三》。
司马光《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为了延续朝政稳定，当时朝中仍有不少新党人士，比如司马光上书时，朝廷的首席宰相仍然是新党的领袖（蔡确），之后过了一个多月才由司马光继任。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6。
“必是讲求未得审实，率尔而言”，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另司马光在建议中曾提到“臣民……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足知其为天下之公患无疑”，章惇则指出他言过其实，因为“言免役不便者固多，然其间言免役之法为便者，亦自不少。” 见同卷。免役之便与不便，原本因地、因人不同，章惇不是反对改革优化免役法，而是反对未经科学研究就粗暴改变。
“门下侍郎司马君实（司马光，字君实）及知枢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谑侮困君实，君实苦之。”见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4。另参《宋史·职官一》，宰臣退休后按在任年限久远，分别追赠太师、太尉、太傅等官。追赠太师者极少，如吕夷简、富弼等在相位二十年，只追赠太尉。王安石为相前后通计八年，虽然遭到很多批评，但仍追赠太傅，故谓“优加厚礼”。
让司马光迫切有感于此的另一件事可能是废除免役法之后开封府知府蔡京的卖力表现。蔡京在短短几天内就搞到了一千多人替朝廷服差役（名义上不用钱），让司马光大为赞叹。此事引起苏辙的批评，认为成事太速，只是为了邀功特意扰民，没有经过成熟考虑。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这实际也是奖惩式治理术的一大困境：当朝廷的奖励导向很明显，而下达的指标又太脱离现实无法完成时，欺上瞒下就容易成为较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