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怀火：五四青年给今日“不激进青年”的一個大抱抱

原刊于怀火，五四一百周年 x 当想思考与运动，2019年5月4日。

文｜郭佳

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听闻的“五四”始终和“青年”连结在一起，不论是五四作为并代表着青年运动的历史论述，还是成长过程中关于五四“青年节”的学校与国家宣讲。五四与青年的连结几乎很难被异议，青年确实是五四运动与五四时期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群体，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时代精神更是以“新”与“青年”为重要内涵。本文首先阐述五四时期青年位置想象的历史性，及此一青年位置的历史条件与精神构造，并在厘清对青年想象的物质基础之上返身今天青年的历史与精神困境，想象今日“不激进青年”的政治化契机。

我将本文的写作设想为五四青年给今日“不激进青年”的一个大的拥抱，我们的对话对象是作为大多数的、具思考动力的“不激进青年”，以及有意与“不激进青年”对话并合力的激进青年。这一写作动力的萌发，在于在激进青年越来越开始行动的今天，我们却发现激进话语已经只属于激进青年。在当下中国大陆的社会条件与氛围中激进话语与情感，无法触碰作为大多数的“不激进青年”，甚至给具思考动力的“不激进青年”带来激进/不激进的阶序下的被排拒之感。然而，在革命失落后的无力碰撞、高度挤压的中国社会，激进与不激进青年实则有着绝大程度上的历史与精神苦闷的共同基础。回看五四激进青年及其“背面”，或许是我们在闷局中反思自身、设想出路、发现“新政治”契机的开始。

一、五四青年的时代精神和精神样貌

1.二十世纪初中国对“新”与“青年”的感知

十九、二十世纪之际，“新”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开始成为可欲的，而“青年”之所以开始具有在历史进程和社会变动中的一个特别位置，正是因为这一对“新”的新认知和新感觉（sensibility）。不只是“新”对于中国是可欲的，也包括我们现在所身处的时代是“新”的——一个新的世纪初激烈震荡、政治严峻、亟需新生的中国。正是这种“新”与“青年”相连结的新感觉，造就了五四及五四前后关于青年的诸多文化与政治论述，这些论述的指向正是青年是带动社会走向他们想象的新世界的历史角色。汪晖在一次关于青年的对谈中强调，五四时期的青年之所以具重要位置并且真正带动了社会变革及革命，在于五四运动以青年为主体找到了真正“新的政治“

”新“与”青年“在人们对历史进程和社会动力的认知与构想中占有一个高位并非自然，它是资本主义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线性历史观，甚至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产物，随着殖民主义与现代化进程进入其他非西方文明之地。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观念亦是新鲜的，1915年9月《新青年》第1期陈独秀《敬告青年》的第一句便是：”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这一观念首先来自十九、二十世纪之际知识分子对中国在世界中位置的现实认识——中国的危机在于政治、社会与文化”落后“于西方，中国的出路在于改变而成为如同西方那般对于中国而言的”新“的样貌。

上述对中国的现实认知是与知识分子的哲学认知同构的。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裡严复的《天演论》使进化论成为晚清新知识分子的重要知识组成和世界观、历史观组成，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以及其时、其后的各式政治、社会与文化论说，到陈独秀《敬告青年》标志了中国关于”新“与”青年“的崭新观念。

五四时期最完整阐述这一关于”新“与”青年“的”青春哲学“莫过于李大钊1916年9月发表于《新青年》的〈青春〉。李大钊笔下的青春所指，既是春天也是青年，继而他透过论证宇宙之无限来说青春之无限，于是宇宙之下的地球、人类、国家、青年都有无尽之青春。也就是说，青春并非一个进化进程中的特定时间或历史阶段，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是某种年龄的人可以是青春，而是可以在自然之法的、进化论的宇宙观和历史观下达致的一种状态。而达到了这种状态时：“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或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这并非机械的进化论，而是试图以此为基础提出中国“回春再造”成为青春民族的出路“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今年今春之今日刹那为时中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其职志，而勿逡巡不前。”这一青春哲学更强调“青年”的具哲学意义与美学意义（可欲）的历史位置：“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虽然看起来李大钊所想的青春并非一个特定年龄的人所具有，而是一种在洪流中锐进、冲荡的能量，但在〈青春〉之外，他在《《晨钟》之使命》（1916）、《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1919）中还是特别指出青年人实现青春的方法，即个人精神解放及到黑暗与苦难中去。这种青春哲学锁指向的青年位置是内在于五四的时代精神的。

2.激进青年的"背面"

李大钊笔下青春所具有的正是内在于整个五四时代精神的核心的反传统与精神解放的特质，亦是在宇宙、社会、人生中的“创造”；汪晖认为“创造”不仅同样内在于五四精神，更是指向一种与过去断裂的、决断性的变革。简言之，关于青春的想象与关于青年历史位置的认知是五四时代的精神，亦是五四之后国民革命、共产革命直至新中国皆一以贯之的重要精神。如果说以上所提到的这种精神是横跨五四直至二十世纪中期，并为青年集体所共享，在这个精神笼罩底下的青年的精神样貌是如何？我想要接着描述的，是一个更仔细的、不同时期青年人的精神面貌图像。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在于革命是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变化的，革命者（比如青年）也随之变化，五四青年的激进与理想主义虽然是承继了时代精神的产物，但并非总是以欣欣向荣的正能量面貌视人，此时的时代精神的的背后往往是精神苦闷的面貌，从而在这深重的苦闷中寻找出路。我们只有看到不同时期、不同状态下青年的複杂的精神样貌，才可能看到在激进背后的精神困境以及激进之内及外的“失败”情绪；我们探寻自身的逻辑并非是看到前人的激昂就足以被鼓舞，而是看到他们的苦闷、失败与激昂才看到在困境中存在的契机与出路。

五四时期青年的问题意识、困境与理想与五四运动是同步的，他们的精神面貌（包括精神困境）自然也是与这些“正面”的时代精神同构的。他们的精神苦闷来自于忧国忧民之情、社会关怀，也来自对自身人生意义的追问。这一精神状态的物质基础首先在于历史条件，五四青年的大部分是完整接受新式教育的一代新知识分子，他们在反传统、反束缚与崇尚自由的强大价值观下与家庭、社会大众有极大的隔阂，他们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位置也无法被既有社会结构吸收（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李志毓在关于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革命的情感史的研究中指出，广州革命机构及其后国民革命各式机构恰恰提供了种种恰当的条件，可以使这些五四青年在生活、工作和精神上被革命所吸收。因此，从五四到国民革命时期，从数字上看国共两党的主要社会基础确实是青年（尤其是学生）。

唐君毅在回看二十世纪前半叶不同时期青年精神时指出五四青年正如五四运动那样是活泼朝气、爱国意识浓厚、自己领导自己并主宰政治、崇尚个人自由的；国民革命时期的青年则多了牺牲个人自由、服从集体纪律的主义思想（唐君毅《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发展之四阶段》）。然而瞿秋白则认为在五四到五卅之间的激进青年是“小资产阶级流浪人”的波西米亚——他们染上了欧洲十九世纪末的浪漫、狂妄、颓废、脆弱和高等游民气质，他们是士大夫阶层的逆子、中国畸形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孤儿、帝国主义及军阀官僚的牺牲品（瞿秋白《鲁迅杂感选辑序言》）。这两个貌似矛盾的观察，是当时青年精神面貌的一银两面。但从李志毓根据二〇年代激进青年的情感书写分析指出，这些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激进青年，无论是其苦闷与激情都更多现代个人主义色彩，于是他们虽然跟清末辛亥革命一代同样有着嚮往牺牲、讴歌死亡的精神，但没有了那种“青史留名”的豪情，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压抑、感伤和空虚。

因为历史（大革命失败）和阶层（未能与工农结合，止步于个人主义）的局限，五四至国民革命时期的青年中的不小一部分在历史中失败了，李志毓、张历君等聚焦彼时革命者情感构造的学者都特别关注国民革命之后青年的自杀潮。然而到了共产革命时期，投身其中的青年成为了全新的革命主体，前述五四至国民革命时期青年的精神特质几乎消失；因为残酷、紧迫的革命进程、与工农结合的诉求和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实践，他们成为坚强、真诚、无畏、乐观、朴素的布尔什维克（李志毓《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动员》）。自此，在瞿秋白自剖脆弱与颓废的《多馀的话》之后，直至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革命者圣徒般样貌的书写中，我们几乎再也看不见激进青年苦闷的背面。对激进青年的不激进性及苦闷的线索被新一波的历史洪流所冲淡，理想主义的英雄主义成为了人民唯一可以见的革命者外貌；于是，积蓄了满满力气期待成为那样的革命者的青年，一旦见到了英雄与现实的落差而构成了苦闷，就自觉格格不入，丧失了纠偏、补正或在激情与苦闷的摆盪间寻找可平衡及可持续的能量与知识。

二、是什麽形塑了今日青年的精神样貌？

1. 青年成为激进与进步的物质基础

当我们看到被视作激进与进步之代表的五四一代青年的精神面貌的背面与失败，至少可以意识到激进青年的“进步”位置并非绝对与不证自明的，因为他们不是社会的大多数也不是推动历史的决定性力量，而且受到不同历史时期条件的约束。然而当看到了那麽多不进步、不激进的青年，也看到了激进青年的失败之后，为何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谈到青年时仍然一定会想到青年是热血沸腾的、是带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是更容易接受理想主义与激进主义的？那么，青年的这些特性及随之而具有的进步位置来自哪裡？当人们每每这样说、这样想和这样默认的时候，并不会进一步解释为什麽青年是这样，于是“青年”与“青春”往往成了不再有解释力的本质化的想象和光环，而且这一光环并没有搭配着对一个新世界的想象。也就是说，当”青年”和”新”世界的关係剥落，青年也会沦为了一个保守的概念。（一个本文无法展开的问题是：如果关于”新”的想象不应是一种崇拜，那麽它便只在反抗”旧”的时候才重要，而非以”新”自居，但革命失落的今日世界是否还有对于”新”与”旧”的具阶序的想象？）

我想至少来自于青年是最意欲摆脱控制、展现创造力与生命力，也因此最具变革动力（变革自身、变革社会）的群体——这一论说绝非对青年的本质化想象，而是有其物质基础。如果说”儿童”和”青春期”观念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发明，那麽在我们比较熟悉的近现代世界中，关于青年”热血”、”激进”、”反叛”的最直接的物质基础或许是：青春期是成长过程中最初接触社会却又并未有太多社会化的时期，也就是说社会既有的各种机制还没有真正的建立在他们身体上，所以当他们在初遭遇这些机制时便萌生了疏离感——于是青年就有了改变/反叛/摆脱控制及从而探寻自身价值的动力，而当青年的反叛和激进连结上了社会的变革便成为了”进步”。在”青春期”观念出现前，青年只是不成熟和不可信的，伴随着线性历史观”青春”则成了高位。现代世界对于青春的这些想象一直贯穿，在中国则是自十九、二十世纪交际伊始，这些想象并不一定经得起更多分析，但它至少跟我们切身的感受连结——比如关于青春期的”苦闷”和”可能性”。

2. 今日青年精神样貌的历史条件

当下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批评界经常对青年的精神状态感到忧虑，谈论青年是否仍然可能是进步的、可能带动社会变革。这一问题意识的背后是一百多年来对青年进步光环的想象，以及从五四开始的中国不同历史阶段进步青年运动和西方激进青年运动的神话加持，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将青年设想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我们并不想要给青年任何激进与进步的光环，因为这只会让我们忽略了其他革命主体的重要性——譬如残障者、老年人与儿童，并且在青年中划出进步/不进步、激进/不激进的阶序。所以对我们来说，与其将青年是否仍可能进步作为问题意识，不如更真切地去问是什麽样的历史条件和自我认知形塑了今日青年的精神样貌。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五四时期对青年与”新”的想象及青年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是建立在对二十世纪初中国不变不行的迫切性和新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困境之上。或许以青年神话中更晚近的世界六〇年代作为今日之参照更贴切些，那是目睹世界大变动的时代，一个新的世界仿佛明天就会经由革命出现；而美国战后婴儿潮一代成长到彼时使得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学生暴增，大学生对自身价值和前途的设想必然不同了，同时家庭、学校和社会体制的问题带来的愤懑也在他们心裡激化；日本六〇年代末参与大规模学生运动的一代也有相似的历史境遇。于是，伴随着美国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和学生运动串联起了各式社会运动，并且在这一串联的激荡中清晰地萌生出对一个崭新社会的想象。

当下中国大陆青年的状况并不比西方或日本的六〇年代要好多少。中国资本主义进程下阶层固化和大学扩招，使得大学生社会上升管道堵塞、对自身价值和未来的设想极其无力，青年打工者面对的自然是更狭窄的人生图景。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各种尖锐问题很难不被看到，至少每个青年都多少看到一些不论是腐败、强迫民族主义、贫富差距、劳动压迫、农民工权益，或是各人价值观下看到的传统”糟粕”、道德”沦丧”、价值”偏颇”、趣味”低俗”。当然，他们看到同样多的是，言论的压制、行动者的惨败和乖驯者的爬升。同样重要的是，今天的世界是革命失落后的世界，鲜有一个对世界新图景的想象；在中国语境下更是如此，倘若世界仍有少数人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向往，那已经是中国经历了“失败”并抛弃的东西。今日青年就是浸泡在这种社会困境和精神苦闷共筑的无力感之中，他们在表面呈现出的样子要麽是精緻/不精緻的利己主义者、要麽是高超的犬儒主义者。

3. 高度挤压下的青年精神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今日青年的青春期可以是怎麽样的？在青春期物质基础之上的改变/反叛/摆脱控制的动力，可以被很多东西吸纳和排解。保守派和老派左翼论者认为青年对家庭、社会伦理、社会约束的反叛是缺乏深度和意义的，比如左翼知识分子批评青年打工者穿“奇装异服”是无深度的“being cool”、是缺乏阶级意识；我们当然认为这种批评是将工人限缩为单向度的人，对家庭、社会伦理、社会约束的反叛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开启的契机，但当这些反叛对象的恶质没有跟社会变革的迫切性或潮流接合起来时，这些反叛确实很难超越个体感知，也容易被社会击退。

同样重要的是，在以市场逻辑为主导的今日，各种有意外溢的动力——包括青年反叛的动力——都太难超越市场，反而很容易被吸纳入其中。市场逻辑的强大让很多青年在探寻自身和寻求改变时，其实已经身在其中，很难超越市场提供的想象——对美、爱、人际关係、自身与世界关係的想象。面对市场逻辑的无力感并不易被我们自己察觉，大多数青年只是浸泡其中；那些部分地溢出的青年，有些是市场逻辑的失败者或至少见识了残酷的失败，有些在中国狭窄的知识与文化资源体系中的“食物链上层者”或许可能有其他反叛的想象——尤其是对西方六〇年代青年运动的想象，但这反而成了“西方六〇年代”某程度上进入市场机制成为文化商品后的另一种被市场吸纳的方式。

现代化本就是一个高度挤压的进程，在此进程中的个人被更高集体的意志征召，面临各式严峻的物质和精神挤压；中国三十几年来进行的更加压缩的现代化进程，在敏感和探寻自身价值的、初接合社会的青年间形塑了面对这一高度挤压的“逃避者”和“不逃避者”（这裡的“逃避”和“不逃避”并无价值判断）。占据青春期最长时间的是中学，就算不像在一些高考形势最严峻的省份那样学生要打着点滴上课、在校园被军事化管理，也是受困于学校知识、老师和家人管教的窠臼；而包括相对悠哉的“食物链最上层”的精英学生和“食物链最下层”的“边缘”学生在内，中国教育体制下的青少年的生活终归是高度同质的苦闷与无聊──即便是少数思想活跃者，身体也是被驯服的。在青少年沉闷的思想和身体经验下，或是带着这些经验的惯性进入大学后，对于那些连结社会时“不逃避”的青年开始诉求一个“彻底“的改变就成了精神状态上难受又兴奋的反弹，这”彻底的改变“也往往政治化的甚至激进的。

4. 五四青年的大抱抱：在”不激进青年“的不满中寻找契机？

然而青年的大多数是作为”逃避者“的不激进青年。他们在充满改变/反叛/摆脱控制动力的时期，几乎已经被各式社会机制（包括家庭、市场）驯服得乖巧；他们的”逃避“并非屏蔽社会后的盲视，也并非对激进青年的排斥，而是在高度挤压的庞大无力感下选择以”疏离“为方法来自我安顿。几乎只有这种对社会、对”不逃避者“、对自身的疏离，才能保护自己在高度挤压的物质和精神状况下仅剩的缝隙中的物质与精神价值，只不过这些价值只有在缝隙中才是安全的；而不疏离的部分则是被具体的人际互动和市场所满足。只不过这种疏离感造就的青年亦是有阶级区隔的——有资源的精緻的利己主义者，和没有资源的不精緻的利己主义者。

他们就是革命历史中那些不被看到的”不激进青年“，也是革命年代的大多数，只不过是我们时代的更大多数，他们在以激进青年为焦点的时代往往被视作麻木、退缩或没有追求的一群。仅就今日来看，他们显然也有对自己、对自己与世界关系的不满，但我们时代的知识与情感尚未找到方法和语言去说清楚他们的不满。同时，感觉苦闷、疏离、想要逃避，也是”激进青年“感觉到但不能言说的精神背面。但当”不激进青年“被列举为”激进青年“的对立面，也导致了激进青年在面对行动失败及软弱时的自我怀疑及自我鞭挞。

如果说回看五四青年并且强调”青年“的重要性有什麽意义的话，对我们来说或许是看到五四青年是怎样在激进及其背面的精神苦闷中、在不同历史时期中不断地寻找出路——瞿秋白称之为”曙光的影子“，这对于今日寻求改造社会并因此身处困境的激进青年可以作为砥砺。同时，看到五四及其后的历史时期中”青年“之所以被想象且真的成为变革社会的重要力量，是在于彼时有一个对新的世界的构想并且找到文化、社会作为开启新的政治的契机，这对于我们重新将”不激进青年“及”苦闷感“包容到革命主体的队列中有颇大的启发。青年并非自然是激进的，激进/不激进也并不应该有排拒性的阶序关係，我们能否尝试表述今日这些已经一隻脚踏入旧世界的”不激进青年“及其不满，找到他们身体和精神上那些未被满足的改变/反叛动力，以此作为契机让他们可以背叛那一隻脚而掉转头设想一个新的世界？

参考文献

陈独秀（1915）《敬告青年》，《新青年》第1卷第1号。

李大钊（1916）《《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晨钟》8月15日。

——（1916）《青春》，《新青年》第2卷第1号。

——（1919）《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晨报》3月14-16日。

李志毓（2017）《新知识青年与国民革命（1924-1928）》，见”激流网“3月17日，http://jiliuwang.net/archives/51006](http://jiliuwang.net/archives/51006

——（2018）《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动员》，见”爱思想“6月16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0486.html

唐君毅（1955/1991）《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发展之四阶段》，收《唐君毅全集第二卷·青年与学问》，台北：学生书局，109页。

瞿秋白（1933/1953）《鲁迅杂感选辑序言》，《鲁迅杂感选辑》，上海：上海出版公司。

汪晖（2018）《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新青年与青春的哲学》，见”土逗公社“5月30日，http://tootopia.me/article/10788](http://tootopia.me/article/10788

汪晖、罗岗、鲁明军（2014）《跨界对谈：历史、革命与当代青年的思想构成》，见”人文与社会“8月17日，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4127

张历君（2007）《领袖权与有机知识分子的形成：瞿秋白与二十世纪初的革命政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课程博士论文。

朱成甲（1989）《李大钊的早期哲学思想：泛青春论》，《天津师大学报》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