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面壁（注13）

近千年来，位于河西走廊末端的敦煌，一直是各种世界文化的融和之地。中国、西方、印度和中东的各种文化在此交汇，形成璀璨夺目的艺术形态。这个城市本身就反映出艺术冲突：位于北部蒙古群山的脚下，南面青藏高原的边缘，西面还有著名的鸣沙山。从地图上看，沙漠绵延仿佛是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延申。似乎疾风正在试图把沙漠吹进河西走廊，却被敦煌神奇的挡住了。如同潮汐一般起伏攀升，敦煌就像一个标记，中华文明在此驻足，再往西就是异域了----虽然事实上，那些地区和现在一样，仍旧在中国的控制下。

莫高窟位于敦煌十英里以南，在长不到一英里的峡谷中。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虔诚的商人、贵族和旅行者们在断崖上陆续开凿----在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佛教精神的感召下，各个民族和各种文明共同努力的成果。今天这里有近五百个洞窟，大量的艺术作品：五万平方英尺的壁画和两千四百多座彩塑雕像。有一个洞窟曾经发现一千卷绘画和五万个经卷，有中文、藏文、梵文和多种中东语言构成。大约六百年前，战乱终结了丝绸之路，洞窟也大多被废弃，一部分被封存，另一些被沙砾和碎石掩埋。

上世纪初，莫高窟被重新发现，许多艺术品被卖给外国探险家和学者。这也引起了巴黎一个艺术留学生常书鸿的注意。他在法国的报纸上读到了这个发现，也困惑于为何中国人自己不去研究这些洞窟。他1944年归国后，说服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创办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在1949年国民党输掉内战后，常书鸿留下来继续他的敦煌研究工作，直到去世。

1962年，另一位艺术生到敦煌来找工作。他的名字是高尔泰，他试图在一个集权国家寻找一处避难所，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这是个公社和士兵组成的国家。“为了尽量远离毛时代的政权，他想到了敦煌，他希望”在魏晋、隋唐的经卷中找到自己的避难所，就像席勒为了逃离同时代黑暗政治现实下的德国而流亡到黄金时代的希腊罗马。“

高尔泰也是夹边沟劳改营的一位幸存者。在被关押期间，他被拖出来画毛泽东的画像。因为这些任务他才有了足够的食物，从而在劳改营的食品匮乏中活了下来。被释放后他来到酒泉，发现自己无处可去。他听说过敦煌，就给常书鸿写信求职。等不及收到回信，他就出发了。他冒险跳上运煤的火车，在旷野中过夜，依靠一路乞讨来到敦煌。

高尔泰到达的莫高窟不复几个世纪前的辉煌，也不像现在一样是个旅游胜地。一堆低矮的土坯房，灰尘弥漫，街上到处是牛马的粪便。他向南穿过墓碑林立的田野来到青藏高原的山脚下。这里的平原伸向一个山谷，里面古树参天，有小溪流淌。两边悬崖峭壁点缀着各个洞穴。

高尔泰找到了常书鸿和他团队里的大约四十名学者，每个人都住在原始的农舍中，面面相觑----一群不知所云只知内斗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官僚、共产党干部。他们的任务就是学习共产党打算摧毁的过去。他们的时间大多花在互相斗争上，这样才能在毛时代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暴中幸存。

常书鸿对高尔泰很热情，马上就同意他加入这个团队。他让高尔泰去探查洞穴，并在脑子里先清点起来。高尔泰很快就意识到，他应该远离这个机构。当然这里比劳改营要好一点，但这里也是整个国家混乱现状的缩影：互相揭发批斗，羞辱，精神折磨。

高尔泰见到了一些因为过去十年斗争而精神崩溃的人。一名妇女在所里走来走去，一个胳膊挎着一篮子书，另一个胳膊拖着一根大大的枯树枝，边走边嘀咕，这树死了，死了，死了。另一个研究人员每天都要迟到五分钟，然后向人们强调他仅仅迟到了五分钟。他不停嘟哝着，就五分钟，就五分钟，这有啥呢，有啥呢？就五分钟，就五分钟。

慢慢的高尔泰开始接手工作。按照记录，洞穴开凿始于公元366年，那么1966年就是一千三百周年纪念日。团队领导决定建造一个新洞窟，里面是毛的塑像，就放在通常放佛像的正中位置。墙壁装饰成和其它洞窟一样的风格。西墙，也就是在毛的塑像后面，是共产党史“在绝壁和洪流中昂首向前”。南墙描绘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名字是“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墙则是政权的丰功伟绩，标题“神州六亿，万古流芳”；天花板上象征着共产主义天堂--“沐浴在晨光中的芙蓉花田”。

高尔泰干劲十足，196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给这些未来的壁画打底稿。但很快权力就转移了。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向他认为僵化的政治体系发起了斗争。这意味着当权派例如常书鸿----尤其是他这种替国民党政府工作过的----必须被打倒。常书鸿和他妻子因为缺乏革命热情受到抨击。更糟的是，他被指控按照才能和专业素养来提拔学者，而不是看谁对党更忠诚。很快，所有领导层和专家都遭到了所里其他人的批判。高尔泰回忆到：

一夜之间，那些温文尔雅的人们就变成了疯狂的野兽，欢呼雀跃，用他们最大的声音唱歌，泪流满面，捶胸顿足，半夜起来高呼”万岁“，或者敲锣打鼓传播”伟人“的思想语录。在整个莫高窟地区，只剩下菩萨像和佛像还保持着宝相尊严。

许多职工都被毒打；常书鸿被打的下不了地。另一些人被指派劳动：洗厕所，挖地沟，挑水，单调重复的劳动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批斗会“，也就是他们因为不够革命而被批斗的会议。

高尔泰被指控为常书鸿的门徒。从1966年到1972年离开敦煌，高尔泰大部分时间的工作就是把沙土扫出洞穴。没有人来监督他的进度，所以他年复一年在看壁画。

几年时间里，高尔泰像一个研究者一样学习壁画：在其中搜寻有关中世纪中国生活的信息。他发现了关于“耕作、养蚕、织布、造房、打猎”的描述----“从婚嫁、丧葬、乞讨、屠夫到武术”。

研究院的人们陷入苦不堪言斗争的时候，高尔泰徜徉在悬崖之间，欣赏各种绘画。他领悟了生活的偶然性。共产党许诺的是确定性：在党的表述中，历史按照一定的规律和轨道在运行，党的胜利是必然的。但洞穴让高尔泰明悟，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没有事物可以永恒不变。他学会了逃离共产党的暴政，并且认识到，这样的暴政也终将成为过去。

我在这壁画的森林中上下求索。我就像是在做梦。我想到，透过历史的喧嚣，这么多偶然事件在如此的时间跨度上凑在一起，才能成就这些艺术作品的创作，这得有多难。我又想，更难的是这些作品要历经无情时光的洗礼，经过一千年风沙的磨砺，还有各种军队的破坏。我还想到了世界的偶然性，我的家庭成员要么死了，要么被流放，而我绝处逢生，现在可以和这些作品面对面；我真是太幸运了。我感谢造物的安排。

如今，敦煌是热门的旅游景点。进入洞穴有严格的时间限定。那些原来学者们居住的原始农舍区已改建为博物馆。那个被批斗折磨的高尔泰的领导常书鸿，现在是被纪念的爱国者，因为他把敦煌研究从外国人手里夺回来了，他们曾经带走了大部分经卷并把持了这些文本的研究。

1978年，也就是毛泽东死后两年，高尔泰被平反了。1986年，他被全国科学委员会认定为对中国历史有“杰出贡献”。但1989年，他因为支持天安门的示威再次被关押。1990年释放后，他逃离了中国，在内华达州定居，过上了流亡生活，并写了回忆录《寻找家园》。删节本之后在中国和台湾都发行了。

2000年开始，高尔泰的回忆录在网络上流传（注14），大部分删节的内容都恢复了。他对敦煌六七十年代的描绘和官方媒体的版本大不相同，官媒把敦煌说成中国灿烂文化的体现，共产党珍视并保护这些艺术。和成百上千其它记录过去几十年共产党统治的回忆录一样，他的故事是对党一连串暴行的私人记录，让如今的人们有可能去把握历史的脉络。

和其它夹边沟的写作相比，高尔泰的重点是个人的思考和感受。他基本忽略了身体的屈辱，这么做并不是要遗忘，而是要超越他自身的经验，就像他所写的：

写《寻找家园》这本书（注15）就像在墙上打一个孔。这一次，它是一堵从混沌中筑起的墙，一种历史中的原始自然。透过这个孔，我就能看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