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已然一年有余，每一名国人的日常生活都或多或少的被重塑，每个人也不期然地成为了大历史中的一份子并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人是蒙难者，有人是指挥者，有人是工作者，有人是记录者。我们曾经用满溢的情感去理解他人的苦痛，也曾经虚无的慨叹世事无常；我们曾经义愤填膺那些颟顸庸碌，也羞耻于万马齐喑的卑微无能；一场不知从何而来，而又不知将怎样回忆的“战争”仍在继续，《多数派》也只能在兵荒马乱中做些微末的追思和反思。

战时状态下的日常生活

这一年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媒体、自媒体以“战时状态”为标题的文章此起彼伏，从没有间断。事实上，今年开始，便有石家庄、北京顺义、沈阳、黑河等多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1月16日，新华网撰文批评《滥用“战时状态”不利于抗疫大局，“狼来了”会麻痹群众》。

而事实上，是否宣称“战时状态”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一年里一直都处在这样例外的状态，除了如今已经形影不离的口罩，还有随时可能被“封城”、“禁足”的风险，以及语焉不详，却可以上通下达、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譬如近期推出的返乡人员须持七日内核酸检测证明。

这场持续了一年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也许也将永久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由此观之，阿甘本在2020年初备受嘲讽的警告，并非毫无道理：“很明显，面对生病的危险，意大利人时刻准备着牺牲一切：正常的生活、社会关系、工作、甚至友谊、情爱、宗教和政治信条。赤裸生命——以及失去它的恐惧——并没有带来团结，反而让人盲目、分裂四散”。

“战时状态”，或是阿甘本所言的“例外状态（stato di eccezione)” 逐渐变成常态，一种不经反思的教条在我们的社会蔓延。

“没有命，怎么会有…”

这个评论在第一时间占据了一切，在这未完成的句子中，你可以补充任何抽象或具体的事物，比如“自由”、“宠物、“尊严”、“卫生巾”、“春节”等等。我们的社会不再相信除了赤裸生命之外的任何东西。在“生命”的名义下，我们不止拥抱权力对于日常生活的一切管制，更自觉自愿成为它的部件、触角。于是，大范围的“封城”、“禁足”成为应对任何突发本地案例的常规措施，所有的医疗资源理所当然被调拨或是预留给新冠相关的案例，所有在社交媒体上的求助或是抱怨，都要首先自证清白：“我真的不想麻烦国家”，“我真的不是批判”或是“我真的不想占用公共资源”。

与此同时，所有的患者，或是潜在的患者，都变成“他者”，他们成为对“赤裸生命”的威胁，一个人一旦获得这些“他者”的标记，“确诊者”、“密切接触者”，或甚至是某个地区的人（年初是武汉人，后来是湖北人、河北人、山东人……），或者是有过某种行为（婚礼、兼职打工、宗教），他/她的生活就理所当然被置于公共的放大镜下予以审查甚至无节制的侵犯，所有与疫情无关的信息都可以被不假思索地曝光并评判：住多大的房子，从事何种工作，是否考研，是否租房，是否去酒吧。随后便伴随着近乎无情的羞辱：做兼职的感染者被某官媒评价为“可恨”，酒吧工作的女孩被评价为“淫乱”，宗教活动甚至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取缔。

“有了生命才有一切”不过是一个虚假的论断，因为人类生命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生物性过程，就如同马克思那句简单的解释一样，人不能离开社会。我们的文明、道德、审美、礼仪、尊严等等既是生活的规范，也提供了作为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如果我们的社会被极端化到只剩下生物性的生命意义，那或许将迎来霍布斯式的互相杀伐的丛林状态。也因此，关于紧急状态对卫生事件的反应必须是合乎比例的，而我们也有必要谨慎地对一切公共政策予以反思和质疑。

“战时状态”的合理化和常规化亦让我们不自觉沉浸到对于“虚假胜利”的欢腾之中，于是面对其他国家的“战败”而沾沾自喜，失去对“战败”背后的人类苦痛的同理心，亦失去对“战胜”背后所有牺牲的反省能力。

疫情里，有谁看见“她的”力量？

这一年有无数女性投入到抗疫中去，这其中包括医护、清洁服务人员和建筑工人等。2020年3月8日，卫健委发布数据称，在4.26万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中，女性医院人员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在火神山雷神山的建筑工地上，建设工人的男女比例为1:1。

这是我们需要反复复习且铭记在心的数据。在这次抗击新冠的战役中，无论是在前线救护、病房方舱建设还是在物资运送的路上……她们的身影都随处可见，她们的力量都不可或缺。

“以前非典的时候，是医护人员冲在前方守卫我们，他/她们很了不起。现在我穿上了这身白大衣，在前线有需要的时候，我也想发挥自己的一点点力量，去守卫我的同胞们！”

于是，作为前线医护人员的她们，每天至少八小时不吃不喝地被包裹在防护服中。正值经期时，每次脱下防护服，“血跟尿都混在一起了，太难了”、“不能更换卫生巾，血流到了防护服上”；正值哺乳期的她们，也只能忍痛到交接班后，才能到卫生间排空多余的乳汁来缓解乳房的胀痛感。即使少有在镜头前出现，女建筑工人却实实在在地在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设工地上没日没夜地工作着，铺防尘垫、防潮垫、码钢筋、搬运长达6米的钢筋、敲打钢筋。一天十五六个小时下来后，她们耳边不断萦绕着“像打鞭炮一样”的“嗡嗡”的敲击声，“脚踩在地上都是疼的”、“脸皱的，受伤摸过去就像长了刺一样，痛得要命”。还有始终默默坚守在街道、医院和集中隔离场所负责后期的女清洁工人们，拖地、消毒、垃圾打包，她们“每天背着一大桶消毒水，腰酸腿疼”，“第一天进病房没多久，浑身就被汗湿透了，全程不能吃喝、上厕所，难受得很”……

当她们大无畏和始终坚守的奉献精神被大肆宣扬时，我们却忘记了她们同样也是一个个血肉之躯，有着不可摆脱的生理需求。一年前，因生理期卫生巾、安心裤未被纳入统一采购的必需物资清单而让广大前线女性劳动者饱受身体不适和面临着增加感染风险时，民间自发的旨在解决10万名女性医护的卫生巾需求的#姊妹战役安心行动# 应运而生。只是没有想到，一年后，毅然奋斗在河北前线的女医护，仍旧面临着因卫生巾和安全裤没被列入到后勤防疫物资的采购清单中，而无法得到基本的经期卫生保障的困境。

“我可以忍受不吃不喝穿尿裤，但是生理期真的是不受控制，一天下来脱下防护满脚血，这辈子不想经历二次”。不想见血又见泪，依旧成为女医护们的最大心愿。

看见疫情中的“她力量”，也是为了拒绝篡改记忆，拒绝矮化女性劳动者形象。官方媒体上所呈现的女性抗疫者形象中，在抗疫需要的时候，她们作为祭品和“牺牲者”出现，在不被需要的时候，她们又成了不被看见的或是次要的参与者。

去年2月17日，当疫情正爆发时，甘肃派出第三批支援湖北的医疗队，其中包括十多位女医护人员。当日，甘肃官媒旗下的微博账号“每日甘肃网”发布了一条名为“剪去秀发，她们整装出征”的宣传短片，歌颂女性“牺牲”精神。在视频里，伴随着激昂的音乐，男医护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剃去十多位女医护的头发。摄影师开着闪光灯，镜头怼着女医护的脸，不断拍摄她们剃发流泪的画面。在最后的集体合照中，所有女医护都遭剃头，而男医护仍留着头发。

除了饱受诟病的剃头宣传，女医护的乳房和子宫也常常成为宣传工具。2020年2月7日，长江网的报道《护士妈妈为全身心抗“疫”断奶，站在家楼下看宝宝》讲述了一名妈妈因为经常需要穿着防护服，连续工作六七小时，无法抽身为10个月大的宝宝喂奶，为了抗疫，服断奶药。

在官方呈现中，女性无一例外都是“牺牲者”，她们的身体成了“祭品”。正如李思磐在《一场事先张扬的落发仪式》中所说的，“女性不被认为是标准的人和战士”，因此女性“不是英雄那样的牺牲，而是‘像’英雄那样的牺牲”。女性的身体需要不断被改装与牺牲，才能勉强承担“抗疫”的责任。端传媒的文章《“抗疫”中，被展演、挪用与牺牲的中国女性身体》也写道，公众舆论把女性的头发、乳房和子宫塑造成被凝视的对象，以激发普通人对抗疫的悲悯，“这种迎合男性凝视的、女性身体所经历的不幸，成为关于国家和民族遭受疫情的不幸命运的比喻”。

看见疫情里的“她力量”，不仅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正是每一个她们的付出才造就了我们这一次所谓的伟大抗议的“胜利”；同时也是为了“以史为鉴”，正视她们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障。她们需要的不是我们挂在嘴边上的虚伪赞美，而是实实在在的体面的保障。

对打工者来说，比疫情更凶悍的是资本

打从疫情初期，普通的基层劳动者一直坚守自己的岗位，维护疫区的运转，给千千万万隔离的人们送去食物、水和其他日常生活所必须的物资。他们是外卖员、快递员，是环卫工人，是出租车司机，是街道办、居委会的社工，是社区超市的小店主，是仅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就火速建立起火神山雷神山隔离医院的建筑业的农民工工友们。正是他们冒着被感染风险的默默付出，正是这些一文不名的必要性工作，支撑起了大部分人在所谓“战时状态”下的日常生活。

然而在抗疫完成后的休舱仪式上，负责建仓项目的中建三局找到了几位工友代表，将他们跟医护人员并称为“为这场战斗拼命过的英雄”，但是这并不能帮助工友们及时地拿到足额的补贴和报酬。疫情刚过去的一段时间，网络上关于火神山、雷神山工友们没有及时拿到薪水和隔离补贴的新闻一度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但很快，整个事件便以中建三局甩锅给分包制下的工头告终，却少有微弱的声音去质疑中建三局作为国有企业分包制的不合理之处。

事实上，作为工程的发包者，即使是在防疫隔离仓这种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上，作为国企的中建三局，也没有打算要给一砖一瓦帮它完成工程的劳动者以足够的尊重，而是继续分包的操作，同时也把一线工友的保护分包出去了。不管工友最后有没有拿到钱，最后只要给你戴一个英雄的帽子，你就感动去吧。如果拿不到钱，那不是我的责任，你去找包工头。而工友们因为需要工作和收入，同时也被政治宣传中的“为国创造奇迹”的话语所感染，出于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希望“早一分钟建成医院，就能早一分钟挽救生命” ，从四面八方赶来驰援，最后也只能当外包工，裸奔着拼命。

即便如此，相对于其他的基层劳动者而言，他们仍然是幸运的，至少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拿到了基本工资的，这让他们在“一刀切”的疫情封锁之下，有微薄的收入可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有更多的人转眼便进了失业大军，尤其是上半年，失业率曾高达5.7%，当中底层人民受到的影响尤甚，不少人转向入行门槛较低的零工平台，做起了滴滴司机和美团骑手。美团曾在一份报告中称外卖行业成为了疫情期间的“就业蓄水池”，去年2月份美团招聘的7.5万名骑手中有37.6%来自服务业，其中有四成人是因为“开不了工，没有收入”而入行。换句话说，零工经济受益于疫情，在经济下滑时急速膨胀，但同时扩大了零工本身缺乏基本保障、不稳定、剥削的打工群体。

平台资本以保持平台经济的活力来促进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增长为借口，不承认平台劳动者的雇佣地位，将劳动者身份与基本的社会保障分离，让劳动者自己-而不是实际剥削他们劳动成果的平台 – 为自己的工伤买单。这些“精致”的政策建议背后，是对一个众所周知的基本事实的漠视：无论是滴滴还是美团，都有一大批人在平台上进行全职工作，他们依靠这份工作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给父母付医疗费，却没有丝毫没有保障。被撞了即使对方全责也只能含泪离去，没有时间计较赔偿。在后疫情时代恢复经济增长的议程之下，维护平台利益成为了政府和政策制定者的首要考量，以至于他们甚至不愿意敦促平台去制定一个全职工作者认定标准，然后给他们完整的劳动保障，所以才常有工伤意外但公司甩锅，不承认员工身份以及得不到赔偿的悲剧。

在国家层面，以防范疫情风险、更快更好地推进复产复工、恢复经济为前提，加速了经济数字化的进程，同时也加速了对劳动者权益新自由主义式的攻击。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服务业的“无接触”特性让它似乎成为了唯一的理想选项。科技作为解决方案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在实际的组织和实现的过程中，它再次成为了大资本的游戏。

于是乎，即使在封城一年以后，我们对于“封城”的缘由、机制和种种问题仍没有有价值的讨论，而陷入虚假的“中国体制/西方自由放任”二选一的无谓争论。每当民族主义者赞扬抗疫表现时，总要提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贡献。然而，我们要问的是，政府的抗疫模式是否真的彰显了“社会主义”革命遗产，超越了资本主导的、发展主义的范式？意识形态机器反复渲染，中国在疫情中采取的种种举措是“牺牲”了GDP经济效益，换取了抗疫成果，比西方“群体免疫”之类弱肉强食的政策要人道得多。

但是，这一经济上的“牺牲”究竟是谁来承担的，难道是抽象的“国家”吗？过去三四十年来，我们以经济数字、地方政绩为执政合法性来源、以底层为代价。我们说服自己：为了发展，某些人的牺牲是必要的，只要不是我们自己。类似的逻辑实际上延伸到了抗疫中的方方面面：“感染数字”暂时替代了“经济数字”的位置，成为了各地政府追逐的唯一目标；而许许多多被损害者的牺牲却仍在数字之外被刻意忽视。因此，只有抛弃“中国体制/西方自由放任”这样狭窄的视野，并真真正正对那些被牺牲的个体予以纪念和尊重，我们才有可能重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