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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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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阅读来记忆》:有太多可怕之事,但请不要害怕,我们怕了,他们就得逞了。

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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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阅读来记忆》正式说话之前,有一段作者说明:书中人物与事件皆经过修饰,主要是为了保护个人安全,避开审查官的虎视眈眈,避免相关人士阅读后对号入座,利用他人的秘密填补自己的空虚并借此发迹。书中的事实皆按记忆忠实呈现,但我尽可能以各种方式保护朋友与学生,替他们改名、伪装,让他们也认不出自己,并将他们的经历交错互换,以确保他们的秘密不致泄漏。

阿扎尔·纳菲西使用以上方式保护出现在书中的所有学生,唯一一个例外是拉吉雅。阿扎尔不记得拉吉雅的姓,却能直接写她的名,因为拉吉雅已经死亡。

阿扎尔回国第一年,大概未能想到,她将被迫滞留在德黑兰无法出境长达十一年之久。但这毕竟只是第一年,阿扎尔还很年轻,除了在德黑兰大学任职,她还在阿尔扎拉大学兼了两堂课。期中考时,她发现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只是照抄她上课的内容。阿扎尔很生气,向学生们表现出了自己的愤怒,“作弊都比这还好——起码作弊还需要动点脑筋——可是把我课堂上讲的逐字照抄,连自己的丝毫感想响应都没有……”大部分学生因为老师的愤怒沉默了,还有些人留下来求情,眼泪汪汪,“打从上小学第一天起,老师就教她们要死背,就告诉她们自己的见解不重要。”

拉吉雅是留下来的学生中的异类。“这个小女子,我的学生,站在那儿教训我。”拉吉雅家世不好,她告诉阿扎尔,“我不懂为何那些家境富裕的人,总认为际遇没他们幸运的人就不想拥有美好的事物,不想听好听的音乐,不想吃好的食物,或不想阅读亨利·詹姆斯。”“我一辈子活在贫穷中,我得偷书、偷溜进电影院——可是天啊!我还真爱那些书!当我从我母亲工作的家庭借来《蝴蝶梦》或《飘》的译本时,我认为有钱人家的孩子绝不会像我那样珍惜那些书。可是詹姆斯——他是那么与众不同,和我读过的其他作家都不一样。”“我觉得我恋爱了。”

“我们羡慕你这种人,很希望能像你一样;我们办不到,所以就毁了你们。”

拉吉雅是人民圣战者组织活跃的一员,来自意识形态两极的同学们都喜欢她。

“1981年夏天那场血腥示威后几个月,有一天我走在德黑兰大学附近一条阳光灿烂的宽广大道上,看到迎面走来一个裹着黑色罩袍的娇小身躯。我注意到她唯一的原因是,她似乎惊讶地停顿了一两秒。那是拉吉雅。她没打招呼,从她的神情我看得出她的否定,一副不想被认出的样子。我们互望了一眼,然后擦身而过。那一眼我永远忘不了,还有她那极端瘦弱的身躯,窄小的脸孔和大眼,像猫头鹰,像虚构故事中的小精灵。”

阿扎尔是经历过自由的一代伊朗女性,再加上出身优渥,她知道一个缤纷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但她的学生们只能从她的口中,或去过国外的男性亲戚口中,得知世界还可以是怎么样。人要怎么捍卫自己未曾亲历的自由?

本书的章节目录为“洛丽塔”、“盖茨比”、“詹姆斯”与“奥斯汀”。洛丽塔一章,阿扎尔认为,亨伯特重构洛丽塔形象的手段就是极权操控、裁决个人命运的展示。在亨伯特的讲述中,洛丽塔成为一个年仅十二岁就精通玩弄男性手段的浪荡幼女。但事实上,洛丽塔的童年并不美好,她多次想要脱离亨伯特的掌控,亨伯特多次凭借性别和成人的上位者优势压制了洛丽塔的反抗,并在审判中宣称这一切都是洛丽塔心甘情愿的。阿扎尔特别提醒读者,亨伯特开脱自己时称呼读者/陪审员为“我的兄弟,我的同伙——”。身处极权之中,谁又不是亨伯特的兄弟与同伙呢?亨伯特多么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会引发同伴们的共情,而在读者之中,在现实之中,又有多少亨伯特潜藏在人群中呢?亨伯特屡屡邀请同伴们感同身受,他的伎俩一次次成功,一次次改写了洛丽塔的真实人生。人没有权利说出自己的故事,没有权利用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人生,这又怎么能叫存在呢?

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极权剥夺人描绘自我形象的权利,用语言描绘出大一统的愿景,制造一场被裹挟之人均无法逃脱的噩梦,并通过强制手段让人们认为,这不是噩梦,而是美梦。盖茨比倾尽一切追求财产与黛西的爱,在阿扎尔课堂上的学生们看来,这个故事恰巧说明了美国梦的虚伪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身处其中之人都是靡乱之人,充满罪孽。这样的书也不应该出现在伊朗大学的课堂上。针对学生们的道德抗议,阿扎尔突发奇想,想模拟一场审判,审判对象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攻击此书的扮演者很好找,但谁也不愿意扮演书的角色。学生们提议,干脆就让阿扎尔扮演,毕竟她是老师。

这场审判的过程在历史上无数次上演,我不想赘述参与审判诸方对此书的攻击或肯定,我认为自己不想赘述的原因是此书应该存在的意义不言自明,攻讦书的力量常让我感觉麻烦,这股力量胡言乱语却声势浩大,不待反驳就携带太多压制而来。但现实恰恰是,这股力量胡作非为之际,直接站出来反对它的人太少了,愿意一句句反驳的人太少了。阿扎尔在书中至少有两次写到,每当这样的剧烈争吵结束后,总有学生告诉她,“其实我是站在支持《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方的”,“其实我是支持老师的。”但盖茨比正被攻击之时,阿扎尔正被攻击之时,攻击她们的人发言时总能得到热烈回应,站出来支持她们的人却不超过两个。

问题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哪里呢?张洁平在某场讲座中说,历来改变能够发生,无不仰赖中产阶级对阶级的叛变。所以不要问我现在很愧疚,我能够做什么。如果有愧疚之心,拿它做一些事。阿扎尔能够进入大学执教,能够在多次轰炸中保全自己的性命,能够开办秘密课堂,能够最终离开伊朗写作此书,她所处的阶级必定给她带来了保护。动荡之际,平等和自由可以成为一对朋友,但长期相处,平等与自由会离得越来越远,盖因它们从未同路。人人成为阿扎尔的社会太难建造,平等所要求的社会,最终会不可避免走向极权。自由要求精致,要求复杂,要求允许,平等则简单的多,全不当人,全为工具,多么简单。

自由与勇气相生相伴。阿扎尔执教多年后,挑选了七位学生进入自己的秘密课堂。经历过牢狱之灾、婚姻之灾的女学生们坐在一起。权力夺走了女性不戴头巾的权利,夺走了女性独自走在街上的权利,夺走了女性自由恋爱的权利,夺走了女性发表见解的权利,但在阿扎尔的房间里,她们坐在一起阅读讨论。紧急状态下,女性的权利日渐稀少,争取权利的行为变成了不识大体不爱国的恶行,人活着成为一种苟活。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对阿扎尔而言,谈论文学,不为所动地谈论文学,炮弹就在一墙之隔爆炸还要谈论文学就是她的反抗。对女学生们而言,谈论文学,风雨无阻地前往这间房间谈论文学,遭受过不能向她人倾吐之伤还要谈论文学就是她们的反抗。

读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洛丽塔》还能有这样的解释,《了不起的盖茨比》还能被这样使用。阅读是最低限度的行动与反抗。读过这些书的她们,写了这本书的她,将阅读化为一种记忆。权力更迭无穷无尽,权力使记忆成为回忆,使被损害者消失在尘烟中,但是只要这些书还在,恶就不会被轻易遗忘。这类表述一定会遭受到的挑战就是,记得又怎样,能改变什么吗?

记得又怎样?太轻易也太草率的提问了。多少人记得呢?不要论十年前,此地一年前发生的灾难,又有多少人记得,又有多少人愿意记得呢?能改变什么吗?我其实很好奇,问这些话的人到底指望被质问者做什么样的改变,在他们看来,似乎明天不让一切恶消失,今天的一切行动就是无意义之举。唐诺对喜欢这样问问题的人有一个很直接的答复(凭记忆叙述):你们不会记得,你们也不会行动,你们这样问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要看到被质问者流露出来的尴尬与无奈。说直接一点,你们是以恶为养分生活着的人。

但另一个问题,文学有什么用?看了这本书,我倒有一些回答的头绪。阿扎尔在大学上课时,教室里总会坐一些类似锦衣卫的人,监听教授们的言语,向上汇报。有一个人叫纳贺维先生,阿扎尔这样描述他:“纳贺维先生是少数几个难以让我找出补救特质的学生之一。我不妨学伊丽莎白·班奈特的口气,说他是个不明事理的人。”纳贺维先生向阿扎尔秘密课堂中的学生蜜德拉表白了。他称呼蜜德拉为“我的金色水仙花”,还抄了一首阿扎尔以前在文学概论课教的诗。有了喜欢的人,文学就出场了。文学无法救下在监狱里遭受灾难的女性,无法救下被枪决的受害者们,文学与心相连,文学能做的,仅仅能做的,只是让一个执刀者在落刀前有一秒恻隐。它提醒人,你是一个人,而不是政体的工具。这一秒能用来做什么,谁也不知道。它会发挥什么效用,谁也无法保证。文学,连同其她美好又脆弱的事物,就是这种什么都保证不了的东西。

帮助过迫害者的良善之人在伊朗一一迎来死亡。阿扎尔去和魔法师见面,发现他未能如约出现。这样的人,每天固定做一些事,制造一些痕迹,养成一些习惯,以防突然消失时被认为是自愿消失。阿扎尔慌了,叫来了魔法师的另一密友,幸好这次只是虚惊一场。但是有太多太多次,阿扎尔实实在在的,接受着身边人的死亡。反对的学生没有好下场,支持的学生同样没有好下场。远方的人们被迫死亡,近处的人们同样悄无声息消失。可以出境之后,走还是留成为了一个问题,魔法师鼓励阿扎尔离开,自己却选择留下。阿扎尔的学生有选择偷渡离开的,有选择进入制度谋得好差事的,文学在彼此的生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好意思,没有现成的答案。

站在文学一端的人,自始至终面对的就是这种现实:什么都不保证,什么都有可能。这条路没有尽头,难言胜利,一次次失败。你松懈或是精进,对方始终虎视眈眈杀人不眨眼;你所守护之物如此脆弱,稍不留神灰飞烟灭,对方的控制、戕害如此无孔不入,动辄死伤无数。你能意识到,自己站在的,是这样一边吗?越早意识到越好,唐诺这样讲。但文学毕竟不是什么都不提供。它提供好奇心,拥有好奇心的人天然具有对抗极权的武器;它提供支持,始终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总有一天会看见熟悉的身影;它提供沉沦之际的提醒与信任,你确定到此为止吗?要不要再坚持一下?将文学融入生命的人,终有一天,也许不是自己在世的那天,会明白,或使她人明白,当初不落那一刀,还是比较好。

阿扎尔第一次和挑选的学生见面时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哪个最后会出卖我?”她说自己比较悲观,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被出卖。幸好直到她离开伊朗为止,都没有被选中的学生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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