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清明上河图　暗藏两大覆灭危机

《清明上河图》为宋代风俗画，由北宋画师张择端（1085年-1145年）所绘，内容勾勒徽宗时期的汴京风物。

其中“清明”二字或为“清明节”的时间暗示，或为“正值清明”的政绩宣扬，也或指城外东郊“清明坊”，时至今日仍无定论；正如“上河”二字，究竟意味“汴河上游”、“逆水行舟”或“赶集上街”，后世同样众说纷纭。然不论画名有何寓意，画作内容无疑是对太平意象的描摹，由林立酒肆至熙攘街头，汴京的繁荣富足一览无遗；往复如织的大型漕船、不立桥柱的汴水虹桥，更是烘托北宋的发达商贸、先进科工。

但《清明上河图》的现实命运不如画中工笔，反而更像徽宗的离乱人生。此图成画不久后，北境狼烟乍起，靖康之祸恰似一柄沉重巨斧，于1127年劈裂了宋代国祚，汴京的黄金岁月戛然而止，《清明上河图》也由此流入金国，几经辗转，才于元代再度入宫。

对南宋而言，《清明上河图》既是汴京陷落的时代回忆，亦为前人逃避现实的粉饰太平。毕竟北宋为求收复燕云十六州，于长达11年的金辽之役中选择倒向前者，以致辽国覆灭、北方顿失屏障，为金国南侵扫清了阻碍；役下交战更是暴露宋军战力羸弱、国库吃紧等诸多弊病，致使金国先得陇复望蜀；与此同时，北宋朝廷受党争荼毒多年，政风败坏、忠良寒心，众臣只见派系得失，不顾国家大局。种种脉络叠加作用，促成了北宋政权殒落，也让《清明上河图》的纸上繁华沦为残酷讽刺。

而今民进党主政下的台湾，同样深陷这般如梦幻影。据其宣传，台湾经济一片繁荣，国际“友人”正为“抗中保台”前仆后继，台独的《清明上河图》持续延展，绵延数里，仿佛没有尽头的风和日丽。然若仔细观察，从小桥流水至人物脸孔，图纸尽是危机四伏的赤裸荒唐，在党争与政客好大喜功交织作用下，画景越走越远，却也注定越走越险。

党争行至残酷尾声

首先，台湾政局恰似深陷党争的北宋朝廷，意气之争凌驾治理实务，派系分赃胜过大局考量。脱轨的政治让政权向着毁灭狂奔，呐喊与动员到了极致，便是除却僵化口号、盲动群众外，半点建树不剩。

北宋党争之源，乃宋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由于新法未获多数共识，更将冲击既得利益结构，朝廷由此裂解出新旧两派，新党最终因宋神宗支持而获胜，旧党重臣则不免要遭冷落；神宗逝世后，新继位的哲宗根基未稳，遂在宣仁太后主导下一改前风，重新启用司马光等旧党重臣，朝廷瞬间刮起报复的血雨腥风，不仅新法尽遭毁弃，主张改革者亦被重贬，最远直至岭南一带，创下北宋贬斥纪录。

而后北宋朝政便在新旧两党的轮流失势间，腐化败坏，即便司马光与王安石先后病逝，争斗歪风依旧难止。例如哲宗亲政后复用新法，旧党自会沦为新党权臣的俎上肉；徽宗即位之初，也曾改立无党色彩的宰相，期望停下党争，却已药石罔效，最后只能再用新党、回复新法，旧党终至万劫不复的完败局面。在此过程中，诸如苏轼这般不愿过度选边者，遭到了两党的共同打压；不少庸碌无为者，则因从属朋党而能加官晋爵；关乎民生外交的国家大策，成了两党的权斗猎物，遭到无情玩弄撕扯。

平心而论，党争之初或许仅是理念之争、地域歧视，但随斗争时序延长、规模扩大、成本加重，新仇旧恨反复发酵，两大集团早就杀红了眼；而神宗等君王初时尚能驾驭分歧，却终因急于革弊，失去持中角色、一再与新党结盟。最后局面失控，纵使君王介入都不能劝和两党，直到徽宗时新党彻底清算旧党，党争方告终结，但朝政腐化已难复原，吏治更是一片污浊。新党少了掣肘，终于肆无忌惮独揽大权。

如今的台湾亦深陷此般困境。2020年以前，台湾党争大抵是民进党与国民党的相互斗争，双方在国族认同、两岸政策、环境保护、同性婚姻、劳工权益、农畜产品进口等场域拉开战线，蓝绿各自动员了支持群众，为张张选票比试过招。如此虽成功唤起群众的政治热情，却也让渡了决策专业，更有不少民粹政客庸碌无能，却因色彩鲜明、敢于上窜下跳，而能崛起为政治明星。要而论之，蓝绿党争结构虽与北宋不甚相同，却同样是因集团权斗，牺牲政策整体规划。

在此过程中，民进党既有民主光环加持，又潜心钻研共产党动员群众的组织系统，很快便替自己打造出关怀少数的“左翼人设”，遮掩夺权的贪婪渴望，“逢蓝必反”的挑衅姿态更是吸引不少天真青年；反观国民党，既身负“威权统治”包袱，又未从大陆失守的溃败中深切反省，虽有杰出的技术官僚，却不谙群众动员又派系林立，以致在多场选战下次次退守，两党相争的结构逐渐倾斜。

2020年起，蔡英文确定连任、韩国瑜声量一夕溃散，台湾政局悄然滑入民进党独大时代，国民党便恰似徽宗时期旧党，遭到无情政治清算。放眼今日台湾政坛，专业技术官僚难以见用，倒是甘为绿营朋党鹰犬者，能高居部会首长之职。以2021年5月爆发的新冠疫情为例，台湾先后上演各种脱离医学常识的政治操作，从自创“校正回归”到护航高端疫苗，防疫指挥官陈时中连番秀下限，其目的自然不为拯民水火，而是确保所属集团长远执政，以换取自身政治前途。

好大喜功的执政心态

上述现象牵引出北宋覆亡另一关键，即党争末期，已无势力可抗衡新党，就连徽宗也纵容权臣好大喜功、把持朝政，以致在“联金灭辽”等决策场域犯下重大谬误。

回顾靖康之祸前夕，北宋朝廷对于金辽战役，大抵可分为三种立场，主流便是“联金灭辽”派，代表人物为宰相蔡京、王黼等新党权臣，以及同其勾结、掌管军权的宦官童贯，其大体是利用了宋代开国以来，对辽屡战屡败的民族怨恨，遮掩自身好大喜功的揽权心态，妄想能藉金兵之力，收复燕云十六州，为派系扩权增添筹码，全然不顾宋军无力出战、国库空虚的苍白现实。

与之相对的，乃位处弱势的第二种立场：“助辽抗金”派，代表人物为中书舍人宇文虚中。其思路大抵可归结为“唇亡齿寒”四字，即金人是比辽更具威胁的强邻，绝非宋军所能抗击，故眼下需先助辽渡此劫难，莫因两族仇怨引火自焚。第三种立场，则是相对无为的“坐待辽亡”派，以少傅领枢密院郑居中为代表，其更多是担忧蔡京派系因“联金灭辽”计成，吞噬政治场域仅存不多的异见空间，换言之，是对“战后失权”的恐惧，让其提出此般论述。

然而朝臣论辩多日，优柔的徽宗终究倒向蔡京等新党权臣派系，将作战方针一律交由童贯决定，即便宋军进攻燕京时，辽朝曾遣使求降，表示愿“上表称臣纳贡”，宋若此时罢兵休战，将可收回燕云十六州，同时保有阻却金兵的北境屏障，可谓同时收获“联金灭辽”、“助辽抗金”的双面益处。但把持朝政的新党权臣却沉浸在莫名的自大中，不知见好就收的道理，以致最后门户洞开、兵败如山倒。

类似场景，也于台湾政坛出现，尤其是关乎两岸的决策议题。民进党自权夺起，便在“抗中亲美”的主旋律上好大喜功，极尽挑衅之能事，仿佛一日不激怒北京，自己便没有存在价值。观其心态，与只求权力扩张、不顾现实大局的“联金灭辽”派并无二致；差别只在，北宋新党利用了仇辽情绪，台湾民进党则利用了反中民粹。

而过往国民党据有民意半壁江山时，尚能压制绿营无理取闹，如今便只能如徽宗时期的北宋旧党，坐观民进党肆无忌惮、毁弃两岸互信；党内纵有反抗声音，也大抵是如“坐待辽亡”派，“担忧失权”的选票恐惧凌驾两岸政治大局，国民党本土派、选举派尽属此类。

至于类似“助辽抗金”派的冷眼操盘者，蓝绿两党皆有，其主张放弃意识形态教条，以保全两岸和平、促进往来互动为最高目标。民进党郭正亮、蓝营张亚中堪为代表，前者早在1999年便主张，民进党应修改台独党纲；后者则于马英九任内提出“和平协议”路线，主张两岸于谋求统一的前提下结束敌对状态。然此派至多拥有媒体声量、民间粉丝，距离权力核心十分遥远，于政治实务上更是全无影响力。

综观今日台湾政局，内有大党专擅，酬庸遍地、治理失能；对外则一味逞凶斗狠、不顾现实，台独的《清明上河图》再怎么笔墨横姿，也终究难以久持。历史趋势，才是真能雕琢万物的鬼斧神工。

原文发表于2022/1/2《多维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