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辛迪加丨智利极左翼如何成就极右翼

智利极左翼如何成就极右翼

安德列斯·贝拉斯科（Andrés Velasco） 

2021年5月，智利人选举产生了一个制宪会议，极左翼在其中占据绝对优势，右翼拥有的席位不到阻止有争议条款所需的三分之一。那次会议产生了一个极为激进的宪法文本，乃至于近三分之二的选民在一次全民公决中否决了它。眼下，智利人选出了一个新的民众代表委员会，但这一次，他们让一个极右翼政党获得了主导权，左翼政党控制了不到三分之一的席位。

这是怎么回事? 智利著名的赤霞珠葡萄酒和佳美娜葡萄酒进了选民的脑袋吗？

全球和区域趋势可以提供一部分答案。从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到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从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多到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带有或多或少明显威权倾向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在最近的许多选举中都赢得了大胜。作为从来不回避全球风潮的地区，拉丁美洲也赶了上来。

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赢得了2018年巴西总统选举，为巴西人民指明了道路。萨尔瓦多的纳伊布·布克莱(Nayib Bukele)向毒品和帮派宣战，推翻了过往构成民主的制衡机制，拘押了2%的成年人，然后变得极受欢迎。在阿根廷，宣扬混合了自由至上主义和极右理念的一套独特主张的民粹主义者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看上去像是可以拿下10月份总统选举的候选人。

全球媒体曾陶醉于拉美左翼政府的所谓“粉红浪潮”。也许它们理当开始陶醉于布克莱崇拜者构成的棕色浪潮了，这些人在犯罪议题上措辞强硬，认为正当程序和宪法保障是为懦夫准备的。

智利人喜欢相信，我们的国家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不同。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我们的足球水平马马虎虎，其他母语为西班牙语的人很难理解我们的西班牙语；在财政方面，我们一样比较谨慎，而且，假如你相信经济学人智库（EIU）的2022年民主指数，那么我们与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一道，依旧是拉美最民主的国家。

甚至我们的极左翼领导人也不同。虽然粉红浪潮的总统们仍然声称古巴是一个民主国家，尼加拉瓜强人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是捍卫自由的战士，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入侵乌克兰是因为受到了挑衅，可37岁的前学生领袖、有纹身的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仍直言不讳地批评了那三人。

但眼下，我们有新的共和党领导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José Antonio Kast)，他控制着智利的制宪会议，是一位典型的极端保守派人士，他讲过前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好话，也讲过移民和同性恋人士的坏话，而且，作为右翼天主教徒，他和他们一样，有九个孩子。卡斯特和他的党已记下特朗普-埃尔多安-博索纳罗手册上的所有正确内容，目前占据下一届议会和总统选举的有利位置。（智利共和党，成立于2019年，由卡斯特创立并担任领导人至今。——译注）

但他们最近的成功——在不到两年内就带领这个国家从极左奔向极右——不只是智利选民受全球风潮驱动的行为所致。追赶风潮不如另外两个脏词重要: 挫折和恐惧。

智利人并不像一般公众所认为的那样感到挫折。2019年晚些时候的大规模街头示威和骚乱过后，一个共识轻而易举就达成了: 不平等和对市场经济的厌恶引发了动荡(不要在意基尼系数自199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那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标准)。我们被告知，踢走太过谨慎的老一代中间派，引入致力于“改变体制”的年轻新一代，挫折感就会消退。

2022年初，博里奇一代上台掌权，他承诺向富人加税，并重新分配所得。但选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愤怒。勉强有30%的人认可他的施政表现，他的联盟在过去两次选举中都以巨大劣势落败。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那些年轻人很快就学到了长辈们的坏习惯，在政府中安插了缺乏一技之长、毫无经验的亲信。更根本的是，他们往往给人以完全脱离实际的印象。他们起草的宪法草案可能是从巴黎或纽约的后殖民研究课程中窃取的。但只有一个问题: 几乎无涉智利中产阶级的关切。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脏词: 恐惧。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将近三分之一的选民提到，犯罪、毒品和个人安全是他们支持某一候选人的主要原因，而对卡斯特的共和党，47%的选民表达了同样的关切。

相较于几个邻国，智利的犯罪率仍处于低位，但暴力抢劫的报告增加了，在截至2022年的四年中，谋杀案上升了35%。圣地亚哥的街头抢劫一度使用刀具，今天则可能用到半自动武器。在最近一次选举前的一个月内，三名警察(其中一人怀孕)遇害，这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情绪。

今天，普通选民希望从政客那里听到一件事: 他们将如何让街道变得更安全。在这一点上，政府几乎没有可信度。目前担任部长或极左翼议员的许多年轻男女，都对2019年末在十几个地铁站和数百家商店纵火的那些人大加赞扬。那些暴徒的标志是一只名叫 Matapacos (警察杀手)的黑狗，可见于T 恤衫和旗帜上。

博里奇政府首先希望通过一项赦令，赦免那段时期犯下的绝大多数罪行。当这被证明是不可行之时(公众和议会的多数都憎恶这一想法) ，博里奇试图通过选择性地赦免12个已经被判刑的人，以及一个正因2013年出于政治动机抢劫银行而服刑的人，以安抚他的联盟中那些强硬派人士。这一决定引发的政治风暴，只在司法部长和博里奇的幕僚长辞职后才平息。

当然，政府并没有造成智利最近的犯罪浪潮。这不是重点。但在整个南美，那些被认为使暴力合法化或者对犯罪态度软弱的政客要有麻烦了。博里奇似乎太迟地吸取了教训，这为卡斯特和他那种带着微笑的威权主义和在社会层面立场保守的民粹主义奉上了完美的礼物。

极左翼帮助成就了极右翼。眼下，智利人将承担后果。

（作者生于1960年，曾在2006年3月至2010年3月担任智利财政部长，目前担任伦敦经济学院公共政策系主任。本文原题“How the Far Left Paves the Way for the Far Right”，由报业辛迪加发布于2023年5月25日。封面图图说为译者添加。听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