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下思考：中间派危机

前些天「理想国」的豆瓣账号发了一条广播，内容大概是吐槽因为疫情内容审查越发严厉，删帖力度空前（不绝后），以至于能根据豆瓣通知的私信开头判断出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有位豆友（豆瓣使用者之间的称呼）质疑该账号抄袭段子，引来一场并不算热烈的关于抄袭的讨论。根据六度分割理论，这位豆友和我的关系好比奥巴马和我，中间甚至不用隔六个人，所以我完全相信这位豆友无论从智商还是情商考虑，都并非在网上没事找茬的人。越是相信他的为人，这件事就越让我觉得别扭。这种感觉说不上好或者坏，只能用怪异来形容。无论是「理想国借用其他人的『梗』来写一个贴切自身的段子（理想国是疫情期间被删帖删文的主要受害者之一）算不算抄袭」抑或是「转载404文章到matters上是否侵权」这种无关政治的内容。还是政治相关的议题引发的争议，例如「在港大陆黄丝人是否有进入黄店消费讲普通话的权利」，以及「言论审核应该谴责一个更大的体制还是网站本身」，「病毒的起源」或者「ChineseVirus究竟算不算歧视」。这些事侧面反应了整个互联网环境的讨论生态（甚至社会环境）已经有点扭曲，连具有正常思考能力的人都无法避免落到一个陷阱里面去：公平的普遍缺失，缺乏相对独立和公正的裁判。在一方的舆论宣传偏向一个极端的情况下下，“法律”和“道德”都无法给出一个令冲突双方满意的答案，也很难接受一个开放式的回答（开放式的答案令人没有安全感），冲突的另一方选择另一个极端是唯一「公平」的去处，这种选择甚至是潜意识的，不自觉的。

然而假如这种争论只存在于与极少数及其不理智的人之间的讨论，甚至是只存在与观点对立方的讨论，都不会让人觉得感慨又可惜，毕竟左派和右派吵架是日常。但是这种争论，已经广泛的存在于本身同意某一个大前提的人之间，只是因为「程度不同」，「角度不同」或者「关注的重点不同」，互相指责甚至辱骂。更困难在于，站在双方的出发点考虑各有各的道理，因此更难以把这种情况归责于指责方或被指责方，在这种语境下，指责方同时也是被指责方，忘记了「指责」这种感受本身就不会存在于在一个健康的讨论中。不止一个朋友都说，「在网上逃避现实已经不可能了，线上线下都好难」。

先就病毒起源来说，在内网，坚持认为病毒起源武汉而并非美国，更不是美军带来的生化武器，无论论述有多权威都必然被打成八千，这自然归功于大陆官方的舆论引导，大家都心知肚明。然而在外网，如果因为现在还没有权威的科学根据（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变异等的研究），认为病毒并非人造，更不是很多人说的是大陆专门制造出来扰乱香港反修例运动和西方国家的经济，也会被对方认为你是大陆派出去的大外宣。

再谈言论审查制度。内网没有一个网站可以避免，很多人在这个讨论里持自由派观点的人骂微博，骂知乎甚至豆瓣，认为这些网站是帮凶。其中谁主动审核，谁被动审核，我并非新媒体行业从业人员，重度使用的网站也只有豆瓣一个，并不算特别了解（有人说微博知乎是主动审核言论，而豆瓣是被动的），然而结果都是类似的：我们想说的话被删了，很多账号被封禁了，许多珍贵的可以作为历史资料的文章都消失了。昨天有位豆友说有位在武汉的志愿者被禁言三天，一直是ptsd的状态，反复禁言和删帖对这些亲眼目睹很多悲剧的人伤害真的特别大，他谴责豆瓣，认为生命比“豆瓣的事业”更重要。我并非意在否认这位豆友的说法，更不敢高高在上谴责他人，但是出于我的角度（大概也是说话不过大脑，首先检讨自己），转发了他的这条广播，并说「『不知道豆瓣事业有多重要』是不是过于残忍了？觉得悲哀，最终这个追问只能，永远只能到网站本身」。他大概认为我站在行凶者这一边没有同理心，在这条广播下面的留言，至少从语言上看起来非常愤怒。其实我与他对删帖和禁言一样愤怒，只是觉得十分可悲，因为豆瓣的创始人和员工不会穿过互联网来揍我们，所以我们都能/敢质问网站本身对内容进行审查，而不是言论审查制度的创造者本身。

还有最近闹的沸沸扬扬的「ChineseVirus」。尤其在华春莹之流以外交官的身份在推特上公开表态，认为病毒的源头是美国之后，特朗普公开反击，在很多自由派眼里，假如你认为这是一个种族歧视的说法，那你就是在变相的支持大陆的舆论宣传，弘扬民族主义。然而我与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宣扬种族歧视和排外仇恨的说法，并非否认病毒来源于中国武汉这个事实，只是在中美一系列外交言论口水战之后，「ChineseVirus」这个说法就已经不只是原本的地缘含义，而是更具政治味道，造成的后果必然是随着西方国家疫情越来越严重，极端右派排华也就越加激烈（甚至是排斥亚洲面孔甚至所有外国人）。先不说这直接是我利益相关，作为在外华人，当然要反对对我有潜在伤害的行为。更别说在很多原本非常本该理智的自由派圈子中突然流行，也许一直都有的「华人原罪论」（准确来说是「支人原罪论」），认为每一个华人都应该为病毒蔓延全球而道歉，甚至要为「邪恶体制存在而道歉」。这种论点依然根植于他们所反对的集体主义，认为每一个个体都应该为集体中其他人都过错而感到抱歉，以此类推，不仅是中国人，连困在武汉湖北的受害者突然成了加害者，不值得被同情，甚至很多人嘴里的「该死的人」。

在一个不允许自由表态的言论环境里，简体中文或者是中文使用者，无论亲共爱国还是自由派，已经在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审核屏障，对于「爱国者」来说，不歌颂便是骂，对于「恨国者」来说，不骂便是歌颂。一开始为了自保尚且能退出国内圈子的讨论，逃到墙外的群组寻找同温层，然而也已经很难找到归属。从疫情爆发以来3个月间，越来越多的华人华裔右倾，完全支持尚未被证实的阴谋论（病毒是人为的生化武器）甚至「中国人本恶论」，支持外国极端右派反华。对此持否定态度的人都会被批评为过于温和，再推论的话便是帮凶，残害全球。甚至在一些外国人讨论全球病毒危机的群组里，有外国人反感反共的宣传或是讨论中国防疫的措施有某些合理之处，也会被认为会受中国舆论宣传洗脑。

19年下半年开始，这些事情就逐渐困扰着我，到今天，假如再去逃避它，那么我将落入一个无话可说的局面，因为但凡与人交谈或书写，都会无意中触碰到这个议题，然后再度发生冲突。我审问内心，若是包含了谴责教育的目的则大可不必，除此以外，哪怕是稍显幼稚的思考和记录下来都是必要的。

我理解这种情绪。无论是香港台湾人还是某些海外华人，眼看「反送中」运动中警民冲击越发激烈，越来越多「手足」被捕，失踪，失去生命，竟看不见一丝改变的可能性，更加加深了支持这场运动又其后深受疫情所困的人的恨意，其根源的无力感难以单纯的把造成这一切归因为大陆制度缺陷和法制的缺失来承担。然而倘若归结于「中国人本恶论」，会陷入一个悖论，如何于原生身份割席，不仅是外在的割席，亦即如何不在西方环境的反华右倾中受伤害，更是内在的割席，旧的身份认同已消失，新的身份认同还找不到（也许也不存在）。再者，中间派声音并没有完全消失。在社论的角度有梁文道先生的文章和广播，从政治的角度有沈旭辉先生的一些讲座和采访，文化访谈还有许知远和陈丹青两位，甚至rthk的专题选材角度，都从许多方面试图保留中间派的声音：这些意见领袖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只是基于尊重事实的原则，以「公共知识分子」或「政治家」乃至「具有某学科专业知识的普通思考者」的身份对大众科普和进行公民教育，信息公开，甚至尽所能去改变这个现在看起来并没有改变的可能性的局面。他们比我更具社会政治学知识，也更具全球视角，经常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对此说点什么。然而，我几乎是从幼年开始就在身份认同这个话题之中挣扎，对于曾经参与的每个集体，包括班集体，朋友圈子，乃至地区文化或者国家，既参与其中又游离其外。「我是谁」这个问题虽然已有答案，却又会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不断被再次提出来，改变甚至推翻先前得到的答案。在全球疫情影响下，the question always comes to my mind：存在已久并越发壮大成熟的深渊永恒的凝视并影响我们，然而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变成另一个深渊才能与之对抗？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彻底抛弃原生身份，参与或者构建出另一个集体，才能开始自我探索之路？从卡夫卡的寓言中可以得到一个提示：「他有两个对手，第一个从后面驱迫他，第二个挡住了他前面的路。他跟这两个敌人交战。准确地说，第一个对手支持他和第二个厮打，他想把他往前推。同时第二个对手又支持他和第一个厮打，因为他要把他往后赶。但这只不过是理论上如此。因为不仅仅有两个敌人在那儿，他也在那儿，有谁真正知道他的意图？其实他的梦想是在一个出其不意的时刻——这就需要一个比曾经有过的任何黑夜更黑的夜晚——跳出战场，凭着他在战斗中的经验上升到一个裁判的位置，旁观他的两个敌人彼此交战」（过去与未来之间，005）。

其次，假设我们把其中一个敌人看作集权主义，我们如何去解释在疫情中，集权主义之下出现的极端利己的个人主义，诸如「武汉悖论」：集中力量办大事抗疫优势的宣传之下，民间的关于派遣医护增援疫区的讨论却一度是「我们贡献的已经足够多，xx地区/省份为什么不派更多的医护去疫区」占主流。如何去解读留学生的身份变化：从「支援祖国抗疫的爱国群体」变成「跨国投毒的重点防护对象」。这恰是个体为了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声音，是以个体利益作为认知和决策的基础。除却人类中少有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黄继光们，理性且自私动物天性和本能决定了人类并不能轻易接受为了集体而被选择牺牲的个体是自己（牺牲他人/要求他人牺牲则是容易的），这也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社会主义铁拳」的由来。倘若有人争辩，这种声音只占一小部分，那么假设有一天为了支援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而需要个人贡献国内财产，同时有一个机会把财产转移出国，转移出国的财产依然归属于你，在集体中的他人的决定未知，甚至是已知他人决定贡献财产的情况下，设想人们将作何选择？除非有强大的暴力力量强制人们贡献财产，否则选择转移财产的必然是大多数人。被批判的最多的「粉圈文化」，虽然在外部看来颇为脑残，但是也越来越多人发现，这正是现代社会中人天生的政治参与的需求，是在现实的公共生活以及政治参与需求被压抑的情况下，自生形成的一个地下王国，其粉头竞选形式和黑粉「监督制」，在这次疫情中，显然比红十字会更具「公信力」，许多圈外人更愿意捐赠给粉丝组织的捐赠项目。

同时在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国家，联邦政府在防疫的决策中放权给地区/省政府，地区政府再放权给个人，要求每个人在没有禁令下遵守防疫决策，许多西方民众和政治评论家却认为这是「懒政」的表现，认为政府应该出台针对个人和家庭的出门禁令以及对归国人员强制隔离的条例，地区政府则要求联邦政府出台统一的全国性防疫决策。这并非是受集体主义洗脑的缘故，在全球性疫情肆虐之下，人们普遍相信政府比个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包括采购和调配医疗资源的能力，向各学科专家咨询意见的机会，以及对弱势群体给予经济援助的实力。因此要求政府给予全国统一的防疫措施，虽然是集体主义的表象，却是基于部分民间集体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诉求。

把疫情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已经是不争事实，各利益群体自有说法。然而作为独立个体，假设我们仅满足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认为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拒绝正确归因，思考客观存在的事实背后的成因。像阿伦特所说的，「拒绝回到起点，回归最本然的行为」，那么，「这些意识形态在击败了其共同的敌人之后，再次占领了政治舞台，使从前的战友分裂成无数个小集体（这些小集体甚至算不上派系，只是致力于无休止的打笔仗和口水战）」（过去与未来之间，002）。

不站队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是危险的，意味着与双方为敌。没有记忆的互联网会记录下过去说过的话和观点，随着时间改变这些观点可能会被证伪，成为攻击人的工具。于是许多人退出了知乎，退出了微博，又紧跟着退出豆瓣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内网唯一一个自由说话的场所。已经不止一次看见有人说，维持一个线下能真心交谈的圈子在当下和不远的未来越来越重要。中间派的声音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在互联网上消失，但愿不会在人们心里消失。

后记：

这是一篇憋屈之下的产物，世界欠我八千零五毛，只能自我释之。论述很幼稚，难以解答自己大部分的困惑和反问，仅作抛砖引玉。参考阅读中附上一些最近听过看过的有意思的内容，反思和批判中也无意中引述其中的观点，也值得继续反复琢磨。也许会在评论中不断更新这个list作为分享。

参考阅读：

张千帆，整体主义的陷阱——“制宪权”与“公意”理性批判：https://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zhang-qian-fan-zheng-ti-zhu-yi-de-xian-jing-zhi-xian-quan-yu-gong

沙丘研究所，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 https://matters.news/@DunesWorkshop/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bafyreibmdo43v35az6rspj7ghypebxghoahcqg2crjxf4naditmfok5wzy

马华灵：身份自由主义的困境：https://www.academia.edu/42162970/2020-马华灵_身份自由主义的困境_The_Dilemma_of_Identity_Liberalism_

当“政敌”成为伴侣：老左派与极右派的爱情故事：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80503/germany-helmut-lethen-caroline-sommerfeld/

理想国，评第三帝国的到来：搞清楚纳粹如何以及为何上台，在今天与在过去一样重要：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2457755/

曉宇，疫区日记终篇：武汉不需要我的和解，只是我不再记恨它：https://www.douban.com/note/756621355/

臺灣與東亞的防疫經驗：社會學觀點：https://www.tsatw.org.tw/page.php?menu_id=2&new_id=2980

看理想，“饭圈语言入侵”：被简化的语言，被退化的思考：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M3NjE5NQ==&mid=2650851853&idx=1&sn=5a263c7af9b834a792d2b12a6ca48acd&chksm=84c9a461b3be2d77630cffbb74f0cc16d7ff3f07d5cf0a3223a9c6c125367465a19d547d702f&token=434262330&lang=zh_CN#rd

肖战AO3风波：饭圈群体何以“侵入”公共领域：https://mp.weixin.qq.com/s/Ub561s8DWHo-dPdqf86P-A

许知远，十三邀 采访许倬云与项飙

梁文道，一千零一夜 《现代性与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