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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n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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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奎先生的两篇文章

Lauren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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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机缘巧合在刊物上读到裘老的文字,很受启发

《我和古文字研究》

在效实中学校友会的刊物《海上效实人》中,读到裘锡奎先生的文章《我和古文字研究》。裘老的文字幽默、通达,又透露出来自历史深处的遗憾。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01349.html

做学问有点像跑长跑。初跑长跑的人,跑到简直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会感到自已好像再也跑不下去了。然而如果能咬咬牙硬挺着继续跑,透不过气的感觉一般会有所缓解,往往就能跑到终点。只要你的方向和方法没有大问题,“坚持就是胜利”。

在60和70年代,我国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比较苦,做学问的条件比较差。有一次我跟朱德熙先生说,像我们这样搞学问谈学问是“穷开心”。先生很欣赏,后来多次在我们的谈话中重复这句话。

我对一些院校在原有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之外以国学、儒学一类名义另立研究机构是不以为然的。我是不会支持这一类事情的。

《裘锡圭:古典学的重建》

在戴燕老师的采访集《陟彼景山》和杂志《书城》里,先后两次读了对裘锡奎先生的采访文章。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6276

我不太同意现在有些提倡“国学”的人的做法。有些提倡“国学”的人喜欢强调“全球视野”。他们认为外国人对我们的古代文化知道得太少,急于把我们古代文化中好的东西推向世界,使他们能较好地认识我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其实,提倡“国学”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提高“国人”对自己的古代文化的认识。我国一般人对自己的古代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重要典籍,知道得太少,亟需提高在这方面的认识。这是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大事。

戴 燕:就是过去人讲的,还是要从常见书里面做学问、找题目

裘锡圭:对。陈寅恪的意见是很恰当的,他说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过去有学者批评向达,说他重视新材料,但《资治通鉴》不好好读,其实向达在旧资料方面的基础已经比现在我们这些人好得多了。余嘉锡有个斋名,就叫“读已见书斋”,就是强调要读常见书

过分强调京派、海派没有意义,主要是要看这个人谨严不谨严,瞎说不瞎说。过去在上海,瞎说的人多一点,这是个事实,现在北京瞎说的人也不少了。还是要看一个人做学问实在不实在。

(印象中,在《书城》里,裘老还说自己对“文明”这样的大问题不感兴趣,在网络版中没找到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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