欸！聽說那個小袁要出國：袁枚的孫子袁祖志，與他的海外行旅及遺產(下)

西曆1884年冬，清國的光緒10年孟冬，小袁的新書《談瀛錄》，由上海首家民營印刷公司「同文書局」刊印，收錄了「瀛海採問」、「涉洋管窺」、「西俗雜誌」、「出洋須知」、「海上吟」與「海外吟」共計六個卷帙，華麗麗的出版了。

憑藉著小袁在上海新媒體與舊文人圈的高人氣，《談瀛錄》成為滬上新舊知識界爭相購讀的暢銷書，由同文書局推出的版本，華麗麗的迅速銷售一空，就算有錢，還不見得能買到呢！

供不應求，就會有人想印來賣給你。於是，《談瀛錄》先後被各家書商，在初版的內容基礎上，收錄了小袁的新詩作，係為舊版所無的內容與卷帙，刊印了各種版本，流布於市面上。

《談瀛錄》的書寫與編纂，可以將之視為小袁個人，甚至也代表了招商局考察團的海外見聞與經驗，通過小袁跨足新舊知識界的身分，與兩邊通吃的書寫策略，為滬上的讀者，提供了一幅無法親履西洋，卻又能夠通過其旅行書寫，來想像西洋文明與現代性的圖景。

不過，這只是其中的一個面向而已，李組長認為，案情沒有那麼單純，而且多得是你不知道的事。

1860年代以降，官派遊歷，與駐外使館設置的常態化，為具有官員身分為主的清國知識人，提供了一扇有機會出洋開眼看世界的窄門。有多窄？總之很窄。

但是，他們被派遣駐外辦理外交，兼遊歷各國的旅途中，往往面對各種行旅勞頓之苦，與食衣住行不便的問題上，需憑藉出使群體間的旅記文本中，零星記載的資訊，與口耳相傳的經驗，才能略得緩解之道。也就是說，所謂海外旅行的「指南書」或「案內書」，不好意思，當時還沒有這種東西。

直到1880年代，晚清在經歷將近20年海外旅行史積累之後，海外旅行指引資訊的集結與整合，才隱然有了初步的形貌。作為《談瀛錄》第四卷的「出洋須知」，不但是「旅記」，也具有「旅行案內」的性質，但這比起福澤諭吉在1867年就已出版的《西洋旅案內》，還晚了十多年之久。

小袁此卷中，歸納整理了16類有關海外旅行所需要的基本知識，包括五大洲海陸分布；船舶的預定與中途的停靠港口的情況；航行期間因應氣候的變化與風浪不適的對策；食衣住等行李的攜帶，以及各地關稅、貨幣、物價、土產與語言問題等。

小袁找了一位叫做陳衍昌的友人，為他的「出洋須知」所撰寫序言中，做了如下的說明：

凡疆界風土，事物情偽利弊，各輯成書，復舉行程之遠近，習尚之異同，動用之便與不便，服食之宜與不宜，逐一詳誌。.....庶幾後來之人，知所適從，不致茫昧。

就算很少讀文言文，其實也可以從上面的描述了解到，「出洋須知」被寫序者賦予了提供海外旅行「指引」、「常識」或「案內」的角色。當然，這樣的文本設定，是否被當時的讀者所廣泛接受，又是另一回事。

1880年代，對於多數憧憬世界很大，想出去看看，但根本不可能有機會被政府派遣的滬上知識人來說，將「出洋須知」視為旅記的一部分來閱讀，憑添一點域外世界的想像，還算能勉強湊合，但是，將之作為實用性質的旅行案內，則還有一段很遙遠的距離。

從小袁所撰寫的「出洋須知」，來做個古今連線的對比，不乏能見到濃厚的既視感。

例如「洋面須知」，就是教你怎麼在長途的船旅中，解決風浪與暈船的困擾；「船舶須知」則是教你怎麼買船票、選船艙；「程站須知」提供了歐亞間中停港口，各行航段的里程與碼頭概況。雖然說搭船已非當下出國旅行的主流移動工具，但若是將輪船代換飛機，搭配上「買機票」、「選機位」、「轉機」、「暈機」等情境，似乎也沒有太違和。

其次，「稅務須知」說明了各國海關的申報規則，例如茶葉、菸酒的扣打是多少？而「銀錢須知」就是教你怎麼換匯；「用物須知」則就是教你怎麼打包行李；「禁忌須知」則是教你怎麼入境隨俗。

而從「出洋須知」這樣的文本中，也約略可以知道，19世紀中葉以降，有機會從事長途海外旅行的晚清知識人，會在旅途中遇到多少不適與崩潰，還有文化衝擊。

像是因應航路移動過程中，氣候的晴雨寒熱，厚薄衣物的攜帶，與消暑用具的購置，避免受凍或中暑，是重中之重；或是旅途中水土不服，如何攜帶常備藥物；又或是在國外因為飲食的迥異，遇到通便困難，大不出來，該如何解決？

此外，如果想買各國土產，回來餽贈親友，或是要帶舶來品回國轉賣，有無獲利空間，都能在「出洋須知」裡，找到參考的線索。

「出洋須知」的撰寫，並非出自小袁突如其來的靈光乍現，也不是偶然隨行出洋遊歷的機緣及經驗，所油然而生的發想，而是晚清的海外遊歷派遣風氣，逐漸成為一股潛在的趨勢，觸發其站在過往前人的旅行經驗所面對的各種痛苦、不便，並結合自己隨團出洋的見聞，所產生的海外旅行案內。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只是，在小袁撰寫旅行案內的年代，走的人似乎還不夠多。

小袁在《談瀛錄》中，將過往零散的海外旅行「眉角」，予以整理成卷，留下了「出洋須知」這樣的旅行案內遺產，此乃晚清海外旅行風氣逐漸發展的過程中，所開始萌發的「便利行旅」意識。

1880年代，清廷尚未擴大開放官派海外遊歷的層級(要等到庚子後新政)，現代的觀光旅遊業也尚未出現，「出洋須知」所欲呈現的「便利行旅」意識，並未普遍在讀者間的受到重視，它難以成為旅人遠適異國之際，人手一本的「案內書」。

作為《談瀛錄》其中一個卷帙的「出洋須知」，則更多的被當時滬上新知識與舊文界的讀者們，視為以傳統遊記筆法，所寫作的海外冶遊實錄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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