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全球化時代台灣應有的產業策略

一、計畫經濟到混合市場經濟，台灣產業30年

計劃經濟的定義是政府主導國家資源的分配，決定投資和生產的方向。它可以快速建立基礎設施，但也會限制個人經濟自由。當民智逐漸開放時，計劃經濟必須走向市場化，讓民間企業可以自主運作並與國際接軌。

台灣從1950年代開始實施計劃經濟至1980年代，台灣的經濟經歷了漸進的轉變，由計劃經濟逐漸轉向自由開放。政府進行了國營事業的私有化，使其逐漸脫離計劃經濟體系，轉型為市場經濟。儘管到現在台灣的基本經濟體制已成熟為市場經濟，政府仍在特定領域進行干預和指導，如六大核心戰略中包含科技發展、產業政策以及基礎建設等。這種介於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之間的經濟體制被稱為「混合經濟」，成為眾多現代經濟體制的特點之一。

然而，隨著疫情、烏俄戰爭和全球化的影響力漸增，許多國家開始迎來經濟環境的變化。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國家開始尋求更多的區域性或國內的解決方案，以因應戰爭等所帶來的經濟不確定性。這使得混合經濟體制不僅需要適應全球變遷，同時也需要在新的挑戰面前找到平衡。台灣作為出口導向開放經濟體，也面臨著如何在全球動蕩不安的局勢中保持經濟穩定和成長的考驗。

1980年代台灣計劃經濟政策下台積電確實為該在計畫下所孕育的高科技產業，它奠定台灣在半導體製造的領導地位。隨著民主化開放，台積電也在國際競爭中自我轉型。台積電不僅代表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最高成就，更是台灣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重要標誌。

台灣面臨的問題是產業政策過於保守， 1990年代，時任臺灣行政院長的蕭萬長極力推動亞太營運中心(APROC)計畫，其目的在於吸引跨國企業在臺設立區域營運據點。主要發展策略包括大幅調降營利事業所得稅，將稅率由25%降至20%，並放寬各項稅收優惠措施，如加速折舊、投資抵減等，以提高臺灣的稅務競爭力。同時，也開放及鬆綁外匯管制，企業可自由匯出資金，並放寬外籍專業人才的居留限制，使企業可在更低稅負與資金自由流通的環境下順利運作，為APROC營運提供開放便利的經營環境。與台灣相比，臨近香港和新加坡在金融與產業政策上更加開放和鼓勵創新產業。香港立足於自由港的獨特優勢，自1990年代起通過稅收和人才政策(表1)，不斷鞏固並提升其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地位。2000年後緊密對接中國大陸市場，打造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同時，積極引入內地人才。2010年代後更利用「一帶一路」和大灣區戰略格局，構建更廣泛的自由貿易網絡。並進一步開放高端產業、擴大內地人才流動，以提高香港整體經濟和人才競爭力。

新加坡自1990年代起通過一系列開放型經濟戰略，不斷增強自身競爭實力。2000年後針對全球化形勢，進一步開放金融、教育等領域，與全球經濟體系對接。2010年代積極作為，構建面向未來的智慧國和智慧島建設規劃。並通過持續不斷完善稅收及人才政策，大力招商引資的同時，引入全球頂尖人才。2020年代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倡議，以及與中國的雙迴圈格局，使新加坡保持經濟強勁增長態勢，如表2，延攬外國人及招商計畫方面則由政府設立創業基金會等機構，提供初創資金與諮詢協助。在法規政策上，新加坡推動“一站式”審批流程，大幅簡化公司及專利註冊等申請。這些政策分別從稅收及融資低成本等方面，有效激發兩地的民間創業活力。

20世紀70年代，台灣引進外資銀行，為臺灣金融業注入新動能，90年代中， 台灣推動國營事業的公司化改制，為國營企業注入了活力，如電信業與金融業的蓬勃發展，促進了電信金融產業的提升，而2000年後，台灣在推動國營事業改制上，僅止於公司化，未真正踏出民營化這一步。主要的障礙在於法規與政策上限制，以及社會大眾的接受度。然而，局部民營化試點，或許是突破現狀的契機，展望未來，是否可以在此基礎上，適當得的法規開放呢?。表現優良的國營企業如中華電信 、 台灣中油等，其民營化空間已相當充裕。透過股權或資產的適度開放，既為企業帶來更大的經營彈性，也使產業資源得以有更佳整合與配置，探索部分優秀國企的民營化道路，在新技術和商業模式不斷湧現的今天，值得我們思考，是否可以在保證國家安全的前提下，進一步探索表現優異國企促成產業上的發展。

後全球化時代的區域經濟傾向，將促使台灣加速構建與周邊國家的安全互信供應鏈。這為台灣核心產業如半導體提供戰略發展機遇。與此同時，開放創新的政策與生態環境，也將幫助台灣培育出更多世界級商業獨角獸。

二、台灣可能發展獨角獸嗎?

2013年「商業獨角獸」作為一個專門術語出現在此後的創業浪潮中迅速發酵，成為投資和創業領域一個趨勢化詞彙。它標誌著全球性的高科技初創企業高速發展。美國無疑是全球商業獨角獸公司的主要基地。矽谷、波士頓、紐約等地匯聚了大量風險投資和人才資源，加速催生了Uber、Airbnb、SpaceX等眾多標誌性獨角獸公司的誕生。中國則是近年來商業獨角獸公司高速增長的主角之一。在政府政策、資本市場等多重因素助推下，中國的獨角獸公司數量從2015年的僅11家激增至2021年超過200家，涵蓋移動網際網路、企業服務、人工智慧等多個領域，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獨角獸中心。此外，以色列、印度、英國等國家和地區也成為重要的獨角獸數量和價值聚集地。

商業獨角獸公司的迅猛崛起，標誌著一個全新的技術和商業浪潮的到來。這股浪潮以移動網際網路、雲計算等數位化技術為基礎，以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慧等為核心驅動力，孕育出按需交通、共用經濟、智慧製造等一系列創新性的商業模式。它們利用網絡效應和平臺效應取得用戶增長和商業擴張的飛速戰果，徹底顛覆了傳統行業的生態格局。無論是Uber改變搭車習慣，還是Airbnb改變住宿和旅遊模式，或是字節跳動(Byte Dance)以抖音(TikTok)改變短影音和內容分發形式，它們都開創了全新的玩法和契機。正是這股浪潮使「商業獨角獸」成為投資界和創業界一個趨勢化的熱門詞彙。

台灣是否也會催生出自己的商業獨角獸公司?這個問題近年來受到產業界和投資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事實上，隨著新技術如網際網路、雲端計算、大數據、人工智慧的發展應用，台灣已初步嶄露頭角，以台積電、華碩和宏碁為例，它們均從台灣本土技術型中小企業起步，通過自主創新和國際化擴張，成長為全球知名大企業。而新創領域軟體91App、到日本掛牌的獨角獸沛星(Appier)和在美國掛的牌睿能創意(Gogoro)，都初步展現出臺灣培育科技獨角獸的潛力。台灣想要孕育世界級的科技型獨角獸，目前面臨的最主要制約因素是不完善的法規政策環境，無論從外匯限制、股權激勵還是研發優惠措施，以至於人才引進和融資管道，台灣在支援高科技創業方面都存在諸多不足。以股權激勵為例，台灣在員工認股權和股份獎勵相關的稅收優惠力度遠遜於新加坡、香港乃至美國，增加了創業公司核心團隊薪酬成本。另外，對公司募資額度和投資人數量的限制也高於中國，影響了初創企業快速獲取風險投資的進程。影響商業獨角獸發展的關鍵因素:

1.     法規政策的鼓勵:

如提供稅收優惠、政府基金等。中國政府設立國家獨角獸基地，印度提出「初創印度(Startup India)」計劃。這為商業獨角獸的高速增長奠定了政策基礎。

2.     知識產權的保護:

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有助於更多基於專利技術的獨角獸公司誕生。以色列和新加坡在這一領域較為突出。

3.     跨境經營的考量:

許多獨角獸公司立足本土後拓展海外市場。這需要關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監管規定。如特殊行業准入等規則會對獨角獸的全球化進程產生一定影響

4.  缺少與全球金融市場的連結

獨角獸公司的發展需要充足的資金支持，若無法與國際風險資本市場、股票市場等建立聯繫，可能會面臨融資渠道狹窄的困境，進而影響發展速度。

近年“商業獨角獸”成為創業投資界的流行詞彙，標誌著新技術驅動下的企業高速成長新趨勢。臺灣也初有作為:台積電、華碩、宏碁等從中小企業起步，通過自主創新成行業領頭羊;新創公司如91App、沛星、睿能創意等也展現出獨角獸潛力。想要培育更多這樣的案例，完善政策環境與混合所有制的產業基金是關鍵，既能整合創新資源，也能通過差異化解決方案重塑產業生態。如果成功孵化百億級科技獨角獸，必將助力臺灣產業升級服務化。

三、台灣供應鏈服務化

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台灣的產業發展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起步發展期、重工業快速成長期、高科技產業轉型期以及科技應用創新期。在這過程中，台灣政府不斷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和基礎設施建設，引領和支援產業的升級轉型。

第一階段 - 起步發展期 (1950年代-1970年代初)

在這個階段，台灣以保護和扶植政策，發展以輕工業、紡織業和民生工業為主的工業體系，建立起初步的工業基礎。服務業以商品交易為主的傳統服務業，為本地工業提供銷售管道。1953年開始實施進口替代政策，發展紡織、水泥等民生工業。1960年代起推動出口加工區與產業，吸引外資。

第二階段 - 重工業石化業快速成長期 (1970年代中期-1980年代)

這個階段，政府大力支持石化、重工業，並逐步轉型發展出口型的供應鏈體系。1973年成立中鋼、中油等重工業國營企業，傳統服務業規模擴大，為重工業就業人口提供民生服務。1982年成立新竹科學園區，首次引進半導體公司。

第三階段 - 高科技產業轉型期(1980年代中期-2000年代)

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到來，台灣傳統製造業面臨轉型壓力。政府積極扶持資訊電子等高科技產業，並鼓勵傳統產業引進自動化設備和信息系統，實現製造業升級。台灣製造在這一時期開始由勞力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轉型，產業供應鏈亦日益完善。

第四階段 - 科技應用創新期(2000年代中期-至今)

面對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台灣製造業加速構建智慧化和服務化方向。政府大力投入5G、AI等科技基礎建設，鼓勵企業開發核心技術並提供差異化解決方案。台灣亦藉助ICT技術，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

以汽車製造為例，台灣20世紀70年代中期，台灣為發展汽車產業，設立了各類獎勵投資條例，提供汽車及零組件企業大量優惠。在政策支持下，許多晶片和電子零組件廠商憑藉技術實力，成為重要的車用電子供應商。時至今日，台灣已是汽車電子零組件和控制晶片的大型出口基地。但在智慧聯網(車聯網)汽車高速發展的今天，台灣汽車電子企業正面臨來自國際巨頭的激烈競爭。傳統車用電子零件和控制晶片的優勢已很難保持，產品同質化嚴重，利潤下滑。另一方面，新的環保政策與用戶需求也推動汽車產業加速朝向新能源和智慧化轉型。如果缺乏創新，將面臨被淘汰的危險。因此，汽車電子企業必須儘快轉型。一是透過自主研發，不斷推陳出新，保持技術領先優勢。二是進行策略併購，獲取關鍵技術和全球市場管道。三是積極拓展解決方案業務，從產品零件供應商過渡到面向客戶的服務提供者。台灣汽車零組件及電子晶片業等發展已具相當規模從並且正迎來從“銷售產品" 向”提供解決方案”的角色轉變，也是全球供應鏈服務化的產業轉型。

「精實服務」為台灣中小企業探索新出路提供了良好借鑒。「精實服務」源自「精實生產」，強調減廢增加效率。它要求汽車企業必須轉變為以消費者為導向的經營思維。而目前全球供應鏈的競爭焦點正在發生重大轉變。從過去的成本與效率驅動，向更加強調「消費者體驗」和「客製化」的服務化升級。這意味著，通過深度分析多變的客戶需求，在產品、解決方案、商業模式等方面進行差異化設計，形成面向客戶的專屬化服務體系，正在成為提高供應鏈價值的關鍵。

當前全球供應鏈正加速向服務化方向演進。消費者對個性化體驗的追求，正在催生從“銷售產品”向“提供解決方案"的轉型。蘋果、亞馬遜等巨頭企業領先實踐這一趨勢，重塑了以消費者為中心的供應鏈模式。臺灣廠商必須把握這一轉型契機。以蘋果而言通過沉浸式商店體驗吸引消費者;亞馬遜依託大數據分析構建精準需求預測和配送;台積電提供差異化的半導體代工服務。這些都體現了深度理解客戶，並主動滿足其多樣化需求的供應鏈服務化實踐。臺灣企業可以從中汲取經驗。面對新趨勢，臺灣企業優先應善用資訊技術優勢，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挖掘消費需求，提供差異化產品和個性化服務。同時結合物聯網、5G等技術，構建高效響應的智慧供應鏈。這不僅能提升臺灣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也是產業奠定升級的必經之路。擁抱服務化也將促成企業從“技術要素提供者”向“整體解決方案設計者”的角色轉變，開拓新的利潤增長點。

隨著全球化和供應鏈服務化趨勢的發展，台灣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國際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也日漸增長。這要求台資企業必須主動作出戰略應對。

在企業層面而言，台商應在半導體和電子製造等高科技產業持續投入，鞏固技術領先優勢面對消費者對個性化解決方案的追求，企業實現從“銷售產品”向“提供服務”轉型是成功的關鍵。一方面，企業可充分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技術，深入解析消費者使用習慣和潛在需求，提供差異化產品。另一方面，還可以直接面向企業客戶，根據其業務痛點提供客制化解決方案。

例如AWS、阿里雲等通過雲端服務平臺和大數據應用，為客戶提供存儲、計算、網路及業務諮詢等全面解決方案。這種基於消費者需求的服務供給模式，不僅提高了使用者體驗和企業獲利，也讓臺灣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佔據更高價值位置。因此，企業應加快從產品出發向以服務為導向的經營模式轉型。

在政策層面，政府應正視台商在全球供應鏈的戰略地位，提供全方位支援。具體措施包括減輕稅負，鬆綁外匯管制，增加出口信用保險，並鼓勵國營企業與台商開展全球合作。只有協同發力，台灣企業才能在激烈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台商在全球供應鏈重組和服務化浪潮中承上啟下的戰略角色愈發突出。台灣政企界必須把握機遇，攜手推動企業戰略轉型和政策創新，以抓住新一輪的產業發展契機。

四、    結語

台灣正處於全球變革的大背景下，面臨著諸多挑戰，同時也存在豐富的機遇。為了應對變動的國際環境，台灣迫切需要加速構建與周邊國家的安全互信供應鏈，這不僅有助於提高經濟穩定性，更能有效應對外部風險。在這個過程中，台灣必須充分利用其創新能力和技術優勢，並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以確保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

開放創新的政策和生態環境是台灣發展商業獨角獸的關鍵。台灣必須創造一個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氛圍，以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這需要政府、企業和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以及一個鼓勵創新、容忍失敗的文化。

除此之外，台灣在面對高科技領域的激烈競爭時，需要進一步改革法規政策環境，以促進產業的發展。這包括提供更多的稅收優惠、簡化創業流程、拓寬融資管道等，以增強台灣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只有透過這些積極而全面的改革，台灣才能真正實現在全球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並實現經濟的穩定和長期成長。